汉文帝与诸侯王的货币战争

炽热的强汉（4）

主笔：闲乐生朱晖

汉初开国功臣周勃功高震主，被汉文帝关在监狱里一番敲打之后，很快郁闷的病死在封地；长子周胜之继承其爵位。但是很可惜，他这个儿子没啥出息，基本就是个纨绔子弟。本来凭着周家长子的身份，周胜之又是列侯，又是驸马，也不知可比别人少奋斗多少年！然而此人偏偏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且不说治国平天下了，只论齐家，他跟他的公主老婆感情不和，小两口整天吵架；再论修身，他竟误交匪类，一时冲动犯下杀人大罪。此番有多少钱都没用了，最多只能保住小命而已，结果文帝废去了周胜之的爵位与封地。

但是汉文帝并没有因为自己曾与周勃有矛盾而放弃周家，反而依照“绍封继绝”的规矩，对周家特予优宠，而欲在周勃的儿子中择贤立之。恰好周勃的次子周亚夫文武双全，才能卓著，年纪轻轻就累功做上了河东郡守，文帝乃封其为条侯，食邑条城（今河北景县），以继承周勃的爵位，并在匈奴来袭时委以重任，让其带兵驻扎在长安西面的细柳营，护卫京师。

文帝果然没有挑错人，周亚夫果然是好样的。当年，周勃得罪了皇帝，曾被整的很惨，这件事对周亚夫肯定震动极大，若是换做他人有此遭遇，一旦听说皇帝来自己的军营劳军，那还不屁颠屁颠赶紧出来迎接？然而周亚夫却坚持以军礼面见天子，如此大将风范，实在令人钦服不已。

说实话，刘恒对周家是有愧疚的，当年他那么做，也是有不得已的政治苦衷。一切都是为了杀鸡儆猴，而周勃倒霉就倒霉在他是鸡猴们的领袖。如今，刘恒身边已聚集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政治生力军，他可以放胆的任用年轻人了，而周亚夫就是他要着重培养的军事人才。不仅为了补偿当年那份歉疚，同时也是为了政治需要。

汉兴以后，武帝之前，高吕文景四代，都擅长黄老之术，崇尚清静无为。所谓无为，不是啥都不做，而是尽量将斗争局限在上层，而对社会与经济放松管控，让百姓休养生息（注1），一切交给时间与自然规律，实际就是利用经济上的让利，扩大皇权的统治基本盘（注2），最终达成政治上的收权。所以，等到景帝末期刘氏政权稳定下来深入人心之后，汉朝就开始走秦国的法家老路，逐渐加强专制集权。

而正是基于此等之目的，汉初上层斗争虽然激烈，但各方都保持克制，不将事态扩大化，以免政局动荡；对于皇帝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拉一帮人，打压另一帮人，哪边对皇权威胁大就先打哪一边，机动灵活，不走极端。

看到这里，刘恒重用周亚夫的背后原因，已经呼之欲出。

在刘恒执政期间，功臣集团的势力已日渐下降，文法吏阶层日渐兴起，他们当上三公九卿的比例也从以前的零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也就是说，经过文帝十几年的打击削弱，汉初功臣集团在朝廷的影响力已大大降低，基本不复从前擅权废立之威势，刘恒完全可以再次拉拢他们，比如提拔几个功臣子弟，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联合他们的力量，去对付一帮更加令人头疼的家伙。

这帮家伙就是一直困扰着汉朝发展的两大毒瘤：匈奴人的外患和诸侯王的内忧。

外患已经够让人头疼了，但诸侯王的内忧更加令人头疼，关键是这些诸侯王要么是功勋卓著拥兵自重，要么是野心勃勃不甘寂寞，一个个都是火药桶子，稍稍处理不好，就得把大汉帝国炸上天去。

刘邦在位期间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在吕后的帮助下除去了尾大不掉的异姓诸侯王，既没养虎遗患，又没为虎所伤，虽然不可避免的在历史留下了一些恶名，但总算为后世刘氏子孙拔去了一根大刺。

然而异姓王没了，还有同姓王。本来同姓王是汉室江山的一大屏藩，如果没有他们，诸吕之乱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平定。但问题是在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时期，同姓王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已渐疏远，且其势力与野心也逐渐膨胀，导致其对帝国与皇权之威胁亦逐渐变大，刘恒在晚年开始痛苦了。

首先，依汉初的政治体系，地方上郡县制与诸侯国并行，其地方军制也是并行的。郡县之地方军由郡尉统领，并直接受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太尉节制；但诸侯国却能自行组建“郡国兵”，其军事指挥官“中尉”一般也由王国自置。汉初全国共有五十四郡、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其中却有三十九郡、八百五十万人口属于诸侯王的封地，而皇帝直辖不过十五郡、五百万人口而已。故诸侯王的军力完全可与帝国正规军分庭抗礼。

其次，汉初诸侯国内自有其王国朝廷，除丞相和太傅由中央任免外，其下官吏，如掌管财政之內史（相当于中央的治粟内史），掌管军队之中尉（相当于中央的太尉），包括掌管监察、司法的御史大夫与廷尉，诸侯王尽可自行设置，所谓“宫室百官，同制京师”（《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且“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诸侯列卿秩二千石，则臣已同矣”（贾谊《新书 等齐》）。

总之，在汉初的时候，中央与王国的官员比肩同列，在待遇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如此，诸侯王在国中以天子之威仪治国（注3），有独立的立法权与司法权（注4），还有自己的政治班底，这其中不乏颇具才智的政治投机者心怀不轨，煽风点火，替主子出谋划策争权夺利，唯恐天下不乱；朝廷对他们鞭长莫及，且对此充满了忧患意识。在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就记录了高后二年（前186年）前后汉朝对诸侯国的警惕态度：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世。”

一开始，就预设了诸侯国会来攻盗，视如敌国，降者亦视同谋反，足见汉中央与同姓诸侯王之间，早已是隔阂深重，缺乏互信。

第三，我们知道，汉初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是可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和采挖矿产的。毕竟汉帝国幅员辽阔，将这些权力下放给诸侯国，可以有效降低统治成本，对战后的经济恢复是大有好处的。这也就是汉文帝明明知道诸侯王尾大不掉，但迟迟不下决心削藩的最大原因。

可是，到了汉文帝中期以后，这种政策的弊端开始更加显现了，诸侯王们渐渐被养的越来越肥，肥的流油冒泡，非常之可怕。

我们前面提过，秦末汉初因长期战乱影响，国家物资匮乏，人民生活窘迫，钱重难用，通货紧缩的厉害。而汉朝政府亦没有足够的铜产、人力和财力来铸钱，导致钱币数量跟不上经济发展，因此不得不下放铸币权，允许诸侯和民间铸钱。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下，民间私铸的铜钱又小又薄，有多薄，薄的跟榆荚一般，故称为“荚钱”（考古发现最轻的荚钱只有0.3克，只有秦半两的1/24），但刘邦没有办法，汉朝初立，连年征战，百废待兴，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政府捉襟见肘，最终只能跟诸侯与民间比着赛的铸轻钱，总之先渡过这段困难时期再说。

到了高后时期，货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此时已渡过了刘邦的困难时期，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民间商人更加活跃，盗铸荚钱的情况也更加严重，以致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有的在铜中掺铅、铁等其他金属偷工减料，有的轻的无法想象——可靠的目前出土的最轻的半两钱，已经单片在普通天平上称不出重量的地步，两片合起来才有0.1克，但是仍能看到“半两”的字样，减重竟达到近160倍（标准半两钱应有7.8克重）。总之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通货膨胀得厉害。于是高后两次进行货币改革，禁止民间私铸，但由于国力不足，成效很差。

于是，到了文帝后期，刘恒再次进行货币改革，又废除了盗铸钱令，允许民间铸钱，但要求铸钱者不得再铸荚钱，而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面额。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仍只有秦时半两钱的三分之一重，但毕竟比荚钱重了不少，这样货币的质量就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使其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其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以及稳定货币市场的作用。

然而，文帝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奸商的粗制滥造，却又导致了诸侯的垄断。特别是掌握有大量矿产资源的诸侯王，他们可发大了。而最发大的，就是坐拥豫章大铜矿与广阔东海资源的吴王刘濞，他采铜而铸钱，又煮海以为盐，得致富甲天下。于是文帝又将蜀地铜山赐给宠臣邓通，支持他参与铸钱，与吴王刘濞唱对台。如此一来，邓通钱与吴国钱并行天下，形成了良性竞争，使得双方的铸币都质量优，重量足，可以很好地稳定汉朝的金融体系。至此，汉初以来多年“劣币驱逐良币”的混乱状况终于得到了解决，为“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文帝此举风险巨大，因为这等于让一个宠臣和一个诸侯王控制了全国的金融命脉；一旦此二人对中央发难，那么事情就麻烦了。那邓通还好，只有钱没有势力，就是文帝为儿子留下的升级大礼包（注5）；可吴王刘濞有钱有兵有粮有人才，已成倒逼中央之势，只要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翘起帝国，翻天覆地，翻云覆雨，给你一个惊喜。

因此，不仅文帝为诸侯王们殚精竭虑吃不香睡不好，他所提拔的几个年轻大臣，也着急的上蹿下跳，就差掀房子拆瓦了。

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向文帝上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雄文《治安策》，其中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为忧心，竟言要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大声叹息，并提议将诸侯国分成若干国，使其诸子分别受王爵，是为“剖分王国策”。

贾谊此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诚不失为安汉甚佳之策。往往盛世，才真正需要这样振聋发聩的危言，这种“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才是真正的强国之瑰宝。只可惜天下大势已成，文帝虽深纳其策，亦难骤付实施。所以直到此后十年，即公元前164年，刘恒准备齐全之后，这才稍试行之，分齐为七国，分赵为两国，分淮南为三国，又把自己除太子刘启外仅存的儿子刘武从淮阳王徙封为梁王，并广梁国之地，以控制中原，震捍诸侯，屏障中央。

然而，刘恒最终还是放过了最危险的人物吴王刘濞，这不仅因为刘濞实力雄厚难以制伏，而且还因为刘恒欠刘濞家一条命（详情后述），心中愧疚，不忍做的太绝，更重要的是，刘恒还需要吴国为朝廷再多铸几年四铢钱，以渡过文帝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够了，经济步入正轨，老刘濞的寿命估计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再来用这“剖分王国策”，把吴国分给他几个儿子，一场祸患终能消弭于无形。

汉文行事，从来谨小慎微，汉武暴风骤雨式的施政方式不是他的风格，再说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刘恒其人，可谓通透。

但是，诸侯王毕竟势力强大，万一闹出点幺蛾子，总要有人能给江山上道保险才好。

所以，文帝决定为他的继任者留一个平常时候能镇得住，关键时刻能顶得上的超级救火队员。

于是，在细柳营事件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57年五月底，汉文帝刘恒病重，弥留之际，刘恒也学他老爸刘邦般，留下遗言，把安定刘氏的重任托付给了周氏。

刘恒对太子刘启说：“即有缓急，周亚夫可将兵担当重任。”

对于父皇的遗命，刘启谨遵不误，于是在六月初九即位为汉孝景帝后，立刻晋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统一指挥南北禁军。汉朝时南北军一般都由中尉与卫尉分管，少有两军军权同归于一人者，可见景帝对周亚夫之信任重用。

当是时，周勃灌婴等老将已死，卫青霍少等名帅未生，李广也只是一个小小的都尉，整个大汉只有周亚夫一根中流砥柱，历史为这颗从细柳冉冉升起的将星留下了独步的长空，问天下谁能与之争锋！

注1：汉承秦制，国家机器的基本构造其实是一样的，但秦政酷虐，整台机器超负荷运转，最终导致机器过热而爆缸；所以汉初之政治崇尚无为，也就是降低马力，低功率运转，以维持其机器之稳定运行为上，从而彻底清除自东周以来五百年的动乱思想，稳固帝国统治秩序。无为思想不仅道家独有，儒家也非常崇尚，不过认为只有圣王才能实现，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 卫灵公篇》）

注2：这可以说是吕后与文帝对秦制帝国的一次相当高明的改革。汉惠帝以前，由于战事频繁，帝国的统治基础完全可以像秦一样用军功爵来维持；可惠帝以后，战事稀少，军功爵体系玩儿不下去了，那就只能“驰山泽之禁”，放开商业这个口子，用巨大的商业利益来稳固动荡局势下的皇权统治基础，否则大汉恐怕也会重蹈秦帝国迅速败亡的覆辙（而当汉武帝收紧了商业这个口子，就只有通过战争来稳固基本盘了）。

注3：诸侯王不仅与汉天子一样有自己的纪年，且亦号称“陛下”，车曰“乘舆”（贾谊《新书 等齐》），而且据马王堆汉墓出土遣策，诸侯王与汉天子一样，乘舆可驾六马，礼法可用九鼎。

注4：据贾谊《新书 亲疏危乱》：“（诸侯王）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

注5：后来汉景帝刘启一上台，就找茬打到了邓通，将其富可敌国的财富收入囊中，一下子吃的饱饱的，从而有了大胆削藩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