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皇冠》帝国密使强度分析 帝国密使强度如何，

战争就是那么回事 阅读一

二战爆发前，意大利就吞并了两块地盘。而德国此时正在积蓄实力，以图“称霸武林”。除此之外，轴心国这个团伙里还有个兄弟，就是东方的日本。

在凡尔赛体系中最失意的是德国，而对华盛顿体系非常不满的则是日本。这两个国家成为二战的发起国，并非偶然。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日本的打击很重。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就已跌至谷底，整个社会结构面临解体的危险。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是金字塔形，千百万处在金字塔底层的人民，全在困境中挣扎。

1923年9月1日，日本经历了一场著名的关东大地震。那场大地震几乎使首都东京沦为一片废墟，比1945年两颗原子弹的杀伤力还大。地震造成很多银行倒闭，许多人毕生的积蓄化为乌有。到1926年，失业的产业工人已达300万。进城打工的农民返回家乡，发现家乡情况更糟，因为政府从朝鲜和中国台湾运来了大米，日本千百万的农民种米无利可图。日本当时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比较大，它在亚洲是称王称霸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它的国力还不行。当时日本还有点像中国那种男耕女织的样子，男的种植大米，女的生产生丝，生丝主要出口美国，但美国受经济大萧条影响，不再需要那么多生丝。这样，不管是城市里的人，还是农村里的人，都非常绝望，整个日本社会面临爆发革命的危险。

面对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当时日本两种社会思潮非常活跃，一种是社会主义思潮，另一种就是法西斯主义思潮。这两派都认为要进行激烈的社会改革，分歧就在于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当时右派分子，也就是法西斯分子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没什么基础，尤其没有群众基础。因为，日本是以天皇为首的神道教国家，天皇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人们的教主，这种思想千百年来根深蒂固。日本的右派就说，马克思主义跟日本的体制相抵触，日本人无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子。日本历史上那么多将军改朝换代，杀掉旧的将军，自己当新的将军，但没有一个人想着要换掉天皇。马克思主义宣传没有天皇，人人平等，日本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任何带有共产主义气息的东西，在日本都很难生根发芽。

给天皇做顾问的元老重臣们，日本的财阀、政客、将军们，都支持日本向右转。而且日本向右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君主专制跟法西斯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等于条件是现成的。日本不需要像德国、意大利那样，由一个来自民间的领袖，组织一个民间政党，通过合法选举或非法进军，自下而上夺取政权。日本完全没这个必要，一个现成的独裁者摆在那儿——天皇。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全国就进入独裁体制。但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行政要通过内阁，所以法西斯分子就认为内阁阻挠了日本的法西斯化。

主官管不了参谋

在当时日本全国向右转的情况下，帝国议会在1925年通过了《治安维持法》，授权警察镇压思想危险分子，粉碎旨在颠覆国家的组织。一支被称为特高的独立力量获得了授权，这就是日本的特别高等警察，有点像德国的盖世太保。特高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1927年，日本共产党在东京、大阪、神户发动五一节游行，警察逮捕了1600名党员，日本共产党由此遭到沉重打击。日本的农民团体和劳工团体，企图在日本的政治体制内建立起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合法的工会、农会，但在特高的残酷打击下遭遇失败。同样是要求社会变革的右翼，特高不动他们分毫，甚至暗中支持。日本的两种极端势力，极左被打掉，极右却蓬勃发展。

日本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天皇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同时还是国民的精神导师或精神象征。天皇通过内阁行政，通过军部来指挥军队。日本军队的特点之一是陆海军分立，内阁中有陆军省、海军省，相当于咱们的国防部。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别隶属于陆海军。特点之二就是军政、军令分立，陆军省、海军省只管招兵训练、工资晋级、评定军衔，指挥打仗他们管不了。那指挥打仗谁来管呢？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也就是说，军令机关是这些参谋机关。

在日本，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组成了个叫军部的机构。这个机构并不是正式的，不是真有这么一个机构，而是习惯上称为军部。军部统帅权直属天皇，内阁和议会都无权过问。隶属于内阁的陆海军大臣有一项特权，叫“帷幄上奏权”，可以越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一旦陆海军大臣对内阁不满，就会行使“帷幄上奏权”。这就说明，内阁根本指挥不了军队。军队的势力非常大，而军队中什么人势力更大呢？参谋。要是在咱们这儿，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参谋得听主官的。日本不是，日本是下一级参谋听上一级参谋的，比如我是联队的参谋，我听旅团参谋的，旅团参谋听师团参谋的，师团参谋听军参谋的，军参谋听大本营参谋的。你是师团长，但你指挥不了师团的参谋，旅团长指挥不了旅团的参谋，联队长也指挥不了联队的参谋。

中国学者俞天任写了本书叫《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他就多次提到日本对外的战争不是高层计划的，而是几个参谋一拍脑门就干，先斩后奏。比如“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就是关东军的三个参谋策划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就这几个人就干了起来。石原莞尔当时是一个中佐，板垣和土肥原是大佐。这三人都是校级军官，营团级干部就能干出这么大的事来。石原莞尔说，日本政府的政策会导致满洲被极端反日的政权收回。他深信日本在满洲的扩张是解决日本国内危机的良方，所以日本军队高层对石原十分赞赏，暗中支持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

在石原莞尔等人的梦想中，伪满洲国是一片乐土，中国人、朝鲜人、满洲人、蒙古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就能解决日本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关东军三个小小的参谋，就能挑起一场事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对后来日本军队中的大小参谋们，有了明显的示范效应。后来日本的很多战役都是陆海军那些参谋力主发动的，比如陆军最有名的辻政信，号称“战争之神”。最终军衔也就是个大佐，二战打完他都没晋升到将官。但是，打所罗门群岛有他，打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有他，打印度也有他，没一个地儿没他。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

受不了了干掉你

日本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下克上”。日本社会等级非常森严。日本兵为什么上了战场那么残忍？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转嫁压迫。昨天老兵打我，我拿平民、战俘撒气。老兵为什么打我呢？他被班长打了。班长为什么打他呢？班长被排长打了，一级压一级。但你要把我压迫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天天让我加班，不给我发加班费，还把我老婆睡了，我再忍就不是男人了，那怎么办？我把你干掉，然后我剖腹自杀，这叫“下克上”，会得到广泛的同情，你是个爷们，你没剖腹都不判你死刑。

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的极右翼宣扬这种“下克上”，全国弥漫着一种下克上的情绪。这帮人认为，我们日本之所以国力衰落，就是因为天皇被财阀和内阁架空了，那该怎么办呢？干掉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起天皇直接领导的社会政治体制，然后就能够扩张。持这种思想的大部分是一些平民出身的中下级法西斯军官。

磨刀霍霍杀首相

当时日本军官分成两派，一派叫皇道派，一派叫统制派。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是荒木贞夫，他虽为大将，但其手下主要是平民出身的法西斯青年军官。统制派一般都是贵族出身，像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东条他爸爸就是中将，属于贵族，高干子弟出身。其实，两派主张的大方向都一样——建立法西斯专政，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皇道派更激进一些，凡是阻碍的人都杀，连统制派的人也杀。所以，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在东京火车站被刺成重伤，几个月后不治身亡。刺客是极端主义团伙的年轻成员，由此开始了长达两年、被日本政治家称为没头脑的爱国主义时期。

这段时间主要是一帮爱国贼、右翼狂热分子企图通过暗杀领导人的方式来净化日本。他们为什么要杀滨口雄幸呢？因为滨口雄幸接受了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的条件——日本跟美国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3:5，原来想7:10，这样，在日本法西斯爱国贼的眼中，滨口首相就成了卖国贼。1932年，日本“血盟团”成员又把坚决反对军事扩张的大藏相（相当于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暗杀；同年，三井财团总裁团塚磨被暗杀。警察逮捕了这个法西斯团伙，人民大众却认为这些刺客就像古代武士，为了日本的福祉不惜牺牲生命。逮捕了这个法西斯团伙之后，法庭要对暗杀团体“血盟团”成员进行审判。结果一个由九名陆军和海军年轻军官组成的小团体，在右翼民众支持下，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但他们刺杀了犬养毅首相。犬养毅是孙中山的朋友，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发表了不同看法。公众再一次对刺杀事件表示同情，对这些叛乱分子的审判，变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宣传鼓吹的舞台。

皇道派的头子荒木贞夫把他们称为挡不住的爱国者，全国各地11万人为他们请愿，很多人写下血书，这些人如潮水般涌进法院。九个青年自愿站在被告席上，砍下自己的小手指表明诚意，你想，这谁还敢审他们？于是这帮人先是被监禁，后来减刑，再后来戴着钢盔、扛着步枪在操场上跑圈，跑完之后，这个帮他拿钢盔，那个帮他扛枪，抬着他们武装游行。

三个首相——原敬、滨口雄幸、犬养毅，以及多位高官被暗杀，凶手都没事，这帮人就杀上瘾了。同时，军部法西斯大力钳制舆论，禁止一切有害国内政治的言论，加强对颠覆性组织的控制，强化公众团结，增强国家动员力。这是荒木贞夫对首相提出的建议，日本政府就此掀起了对“非日本事务”大规模的镇压。凡是反对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反对崇拜天皇、反对日本走法西斯道路的，就是“非日本事务”，一律坚决镇压！日本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思想控制局。这多有意思，都说政治犯因言获罪，没有因思想获罪的。军警们协助特高执行荒谬的政策，在文部省（相当于教育部）成立了一个学生控制处，自由派的出版物被禁止，一些书籍、杂志、报纸一半的内容被删去，有写煽动性文章嫌疑的人被无限期羁押，凡是支持自由主义思潮的人都失去了工作，极端民族主义暴徒在大街上寻找持不同政见者，并殴打他们。

用气球平息叛乱

这样一来，极端爱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占了上风。帝国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说日本天皇和国家是一个整体，这个完美无缺的国家体制，已经延续了整整3000年。这就表明，日本要建立一个以天皇为首的法西斯专政。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建立法西斯专政，1936年2月26日凌晨，以香田清贞大尉为首的1500名陆军士兵发动了兵变。香田清贞只是个大尉，其余参与政变的十几个军官职位更低。这些士兵占领了陆军省、国会大厦、东京警视厅、首相官邸，有一队人闯进了大藏相高桥是清的家，把他杀了，因为高桥指出“日中战争”已严重消耗财力，更反对日、美开战。另一批人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斋藤实全身中弹47发，老头被打成了筛子。当然，也因为日本手枪非常烂，南部十四式手枪，用来自杀都经常卡壳。

再有就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被杀死，冈田启介首相躲在洗澡间里侥幸逃脱，他的妹夫冲出去做掩护，被误认为是首相而遭杀害。天皇的侍从武官长铃木贯太郎也身中数弹，躺在地上呻吟。法西斯军官一看他没死，想给他一刀断头。铃木的夫人扑在他身上，说他马上就要死了，有出气没进气，就给他留个全尸吧。法西斯青年军官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就说，对不起，夫人，把你屋子弄脏了，然后便退了出去。铃木的夫人赶紧把丈夫送到医院，老头居然被抢救了过来。这还是说明日本手枪的威力不行，要是用美国的柯尔特M1911，早崩死了。铃木贯太郎后来还成了日本战败前的最后一任首相。

法西斯年轻军官们就这么干，发动政变，把全国人民忽悠起来，说我们国家正处在与俄国、中国、英国、美国发生战争的边缘，除非我们现在奋起消灭那些阻碍进行真正改革的家伙，否则天皇会威望扫地。这事发生之后，天皇非常生气，因为陆军大臣竟然把叛军称为义军，天皇急了，说随便杀害朕的股肱之臣，难道还算义军？你们赶紧给我镇压，你们要不镇压，朕将亲率禁卫师团前往平叛。这样，大臣们才把坦克调进来准备镇压叛军。其实镇压特简单，升了俩大气球，上写“天皇陛下宣布你们是叛军”。士兵们一看，敢情我们是叛军？就回营房去了。十几个法西斯军官到皇宫前广场上拉手榴弹自尽了。活下来的遭到了审判，这次审判相对严了一点，17个人被判死刑。打这儿之后，日本陆军中的皇道派势力一蹶不振，原属皇道派的很多人改投统制派门下，比如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

虽说这次政变最后被平息，但这次政变产生了一个影响，在日本没人再敢得罪军部，因为这帮人想杀谁就杀谁。虽然“二二六兵变”之后建立的内阁仍然是文官掌权，首相广田弘毅是文官，但他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一定由军部推荐，如果军部对首相不满，它就拒绝推荐陆海军大臣人选。你这个内阁没有陆海相能组成吗？缺国防部长？不像话。所以，到最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就召回陆相、海相，两相宣布辞职，军部拒绝推荐继任人，内阁就要倒台。最后怎么办？干脆以毒攻毒，让军人来担任首相，你担任首相，军部就不会给你捣乱。所以，日本最后进入了军部法西斯独裁，东条英机当了首相。这个法西斯过程，跟德国有很大区别。

通过前文的讲述，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势力上台的经过就很清楚了。除此之外，在二战全面爆发前，欧洲还建立起了一个法西斯国家。这就是西班牙内战后建立的佛朗哥独裁政权。1931年，西班牙波旁王朝被推翻，建立共和制。共和国政府几经反复，共产党、社会党掌权。法西斯军官发动了叛乱，叛军后来由陆军参谋长佛朗哥领导，称为国民军。

在西班牙内战中，有80%的正规军——陆军和空军的大部分都投到了佛朗哥的国民军这边，特别是西班牙农民大部分支持国民军，为什么呢？因为农民是天主教的虔诚信徒，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部队，简称共和军，是反上帝的。他们捣毁教堂，把法袍披在身上取乐，甚至把教堂拆毁之后，将去世修女的遗体扒光了衣服，陈列在教堂门口，还把教士的头骨挖出来拍照。共和军甚至在托莱多天使山向基督的雕像射击。反宗教的政策造成西班牙老百姓对共和国政府非常抵触，虽然西班牙天主教会历来作威作福，压榨人民，但不是所有的教士都是坏的，比如那些无辜的中下层修女就不会。这就跟义和团杀洋教士一样，不是所有洋教士都是坏的。

在整个内战期间，西班牙一共有12名主教、283名修女、5255名教士、2492名修道士和249名见习修道士被处决，这相当于西班牙全部神职人员的23%。这是继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屠杀神职人员的事件。西班牙臭名昭著的宗教法庭，三个世纪杀了五千多人，这可倒好，六个多月就杀了六七千人，报复得太过分了。

将灵魂交付上帝

共和军的这些行为，不但使得原来四分五裂的西班牙保守派紧密团结在以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政权周围，也使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战争爆发之初，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的努力付诸东流。因为欧洲国家的民众，普遍信奉基督教。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的军队加入佛朗哥的国民军这边，跟共和军作战，就不足为奇了。

面对国民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当时共和国政府唯一能够信赖的武装力量只有自己建立的突击警卫军，虽然这支部队勇敢坚决，但人数太少。因此，西班牙共产党号召工人保卫共和国，20万工人响应，从全国各地拥向马德里。

有一场战役，发生在西班牙阿尔卡扎要塞。共和国的军队包围了这个要塞，但是打不进去，共和军就抓住了守卫要塞的将军的儿子，让他要求将军投降。将军儿子在电话里安慰父亲，他说：“如果阿尔卡扎不投降，他们就要把我枪毙，不过你别为我担心。”将军说：“要是真的，你等于把灵魂交付给了上帝，你高呼西班牙万岁，你将成为牺牲的英雄，再见了我的儿子，我紧紧拥抱你！”将军儿子说：“再见，爸爸，我也紧紧拥抱你！”10分钟之后要塞没有投降，将军的儿子真被共和军杀害了。有些事情，即便结果是正义的，但手段非正义也会影响结果的正义性。真正的革命者不应该干这种事，一人犯罪不殃及家人，何况在战争中滥杀无辜，很难让人同情。

西班牙内战，还为欧洲各国角力提供了场地。内战爆发后，德国和意大利援助佛朗哥。德国援助佛朗哥有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它战略地位重要、资源丰富之外，希特勒还想拿西班牙练练兵，我这么多年扩军备战，造了这么多新武器，想试试灵不灵，一试真灵。苏联也给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了一些物资，还派出了很多军事顾问和成建制的军队，比如第四坦克旅，但武器的数量跟德国和意大利比起来相差很大，武器质量跟德国也没法比。苏联也想在西班牙练练兵，因为它的高级将领都被清洗掉了，它想试试，没有高级将领指挥的军队打仗行不行，一打果然不行。所以，后来为什么德国敢打苏联？也是看出了它不行。

拉帮结伙干坏事

由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得到的援助有限，而且战斗经验不足，到1939年4月，马德里沦陷，佛朗哥就在西班牙建立了独裁统治。西班牙内战由于英、法、美的不干涉，而德、意大规模进行武装干涉，最后以共和国的失败告终。欧洲又多了一个威权国家，这个战略态势越来越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

在这期间，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终于迈向结盟。1936年10月25日，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调外交政策的同盟条约，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939年5月22日，两国又签订了《德意同盟条约》（又称《钢铁条约》）。此前，日本已在1936年11月25日同德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也加入了这个协定。

希特勒认为柏林、罗马、东京是地球的轴心、世界的轴心，地球应该绕着这个轴心转。这家伙一看就没好好学地理，柏林、罗马、东京不在一条线上，地球怎么可能绕着这个转呢？

三国结盟后，德国更有恃无恐。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同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签署《慕尼黑协定》，迫使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给德国。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说，占领苏台德地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深信不疑，回到伦敦下飞机时，他兴高采烈地声称，他带回来了“一代人的和平”。他对英国人说：“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心地睡觉去吧！”但希特勒没有履行诺言，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后，1939年3月，德军又控制了整个捷克。此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只有五个多月。

条约未能救波兰

《慕尼黑协定》签字之后，英国首相张伯伦非常高兴，认为他给英国带来了和平。同样参与促成这个协定的法国总理达拉第，心情就没那么好。达拉第到了法国机场之后，也看到很多民众在欢迎他，民众也觉得一个时代的和平即将到来，战争再不会发生。达拉第看到这些人后非常吃惊，沮丧地骂这帮人是笨蛋。他知道德国不会善罢甘休，因为他明白，这实际上是在纵容德国，但他没办法。达拉第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有点低估法国的实力，过高地估计了德国。达拉第认为如果爆发战争，德军12个师就能对付法军100个师，他知道战争不可避免，早晚要打，但他觉得法国打不过德国。他不像张伯伦那么傻，认为和平真的会到来。

果然，《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德国就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候的局面，就连张伯伦也看出希特勒没完，但他觉得局势不错，因为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向东发展。英、法奉行的绥靖政策有三大特点：第一，凡尔赛国家力图维护既得利益，一战实在是打怕了，不敢再打了；第二，牺牲弱小民族，唯恐伤及自身，小国失败了活该；第三，祸水东引，引向苏联。而苏联则希望祸水西流。

不管怎么讲，在战前，苏联和英、法都对德国的性质认识不清。英、法认为德国跟苏联一样，都属于集权国家，最好你们俩死掐。苏联认为英、法跟德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最好你们之间打起来。这样，谁都希望德国跟对方打起来。一直到1939年5月份，希特勒的扩张目标已经越来越明显，他对波兰提出了领土要求。

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前德意志帝国的波森和西普鲁士被割让给了新独立的波兰，给予波兰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即“波兰走廊”。希特勒在1933年建立起独裁政权后，他本来对波兰采取了柔性政策，1934年跟波兰签订了为期10年的《波德互不侵犯条约》。但希特勒在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位于德国东面的波兰就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在地理上，“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分开了。德国先对波兰采用外交施压，要求将但泽自由市合并，和在“波兰走廊”建造一条拥有治外法权的公路来连接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希特勒也准备了武力解决“波兰问题”的计划，即“白色方案”。波兰政府拒绝了德国的所有要求，并于1939年3月30日得到英、法的承诺。英、法承诺，将协助波兰保卫其国家主权。但英、法没有对波兰领土完整做出任何承诺。希特勒和他的亲信认为，英、法不会为波兰与德国开战，因此德国便在1939年4月28日终止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急忙与法国在1939年5月签订了一个协议，法国承诺会在波兰遭到入侵后15日内加入战斗。英国和波兰在1939年8月25日签订了成为军事盟友的条约。结果证明，这些条约未能拯救波兰。

简直就是看不起人

在德军入侵波兰前夕，德国参观团去波兰军营访问，看到波兰士兵在军营外随地大小便，于是德国就坚定了打击波兰的决心。当然，现在很多专家否定了这一点，但不应排除这种因素。传说当年日本海军观察员，看到来访的北洋水师将士在炮管上晾晒衣物，就认为大清水师不堪一击。从表面上看，这只是军人的生活细节；从深层次上看，军人为什么要把皮靴擦得锃亮，注重仪容仪表？因为邋遢兵就是无组织无纪律，随地大小便，很容易造成疾病传染。美国打伊拉克，一个连配两辆装甲厕所，为什么？就是为了防止霍乱、痢疾流行。所以，德国参观团一看波兰士兵在军营外大小便，就觉得这是一群乌合之众，打也无妨。

但这时候，毕竟英、法和波兰已是盟国。所以，英、法就想去跟苏联谈判，共同对付德国。苏联眼瞅着德国一路奔东来了，也开始担心。于是，苏联于1939年6月发出邀请。英、法代表7月组团坐了10天的船，来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到了之后，先游览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然后跟苏联谈判。苏联人很重视这次谈判，派的代表团规格很高。而英国派了个空军少将跟人谈。按照英、美国家的军衔编制，高级军官是元帅、上将、中将，你派个少将，明显看不起人家。法国倒是派了几个海军上将，但这些人还有三个月就退休——没地儿安排你们，你们去跟苏联谈判吧。最逗的是，法国的将军们一进门就宣布，我们不能全权代表本国政府做任何的主，只是来听听。苏联人差点儿没气死，听听？电话里说不行啊？你跑这儿来住宾馆，吃我的，喝我的！

在谈判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一旦德国袭击你们，红军可以派三百个师支援你们。然后他问英国将军，如果德国人打我们，英国人可以派多少个师支援？英国代表拿着笔在纸上算了半天，抬起头来说两个师，一个月后，再派两个师。伏罗希洛夫气得胡子都抖了起来。

苏德竟结盟

继派兵支援问题之后，苏联人转换话题。别的不说了，如果德国打英、法，苏联要支援你们，可我们跟德国不挨着，要经过波兰的领土，你们问问波兰让不让苏联红军通过。波兰跟英、法是盟国，英法就去问了。英、法一问，波兰领导人斩钉截铁地回答：“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绝不允许俄国士兵进入我们的领土。”

历史上波兰曾三次被瓜分，全是俄罗斯挑头干的。要说俄罗斯跟波兰同族同门、同种同文，都是斯拉夫人，都使用西里尔字母，不应该这样啊。但两国的心结，有点跟中国和日本似的，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波兰几次亡国，都是因为俄罗斯欺负人家，没拿人家当兄弟看。波兰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在国歌里都唱：前进，东布罗夫斯基。东布罗夫斯基是谁呢？他是19世纪波兰抗击俄国的领袖。波兰当年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国歌都敢唱这个，可见波兰人民对苏联人有多仇恨。所以，波兰拒绝苏联红军入境。这样一来，英、法跟苏联就没法谈了。于是希特勒向斯大林伸出了橄榄枝，你跟民主国家扯什么？咱俩谈，如果需要的话，我愿意亲自飞往莫斯科。

其实，一战结束后，德国跟苏联的关系很暧昧，因为两国都是国际弃儿，都是另类。而且苏联已不再是协约国的成员国，它一战的时候是，但十月革命后退出战争，相当于背盟了。所以，对于德国来讲，苏联是没有和约义务的国家，它不像英、法、比利时是有和约义务的。苏联地皮又大，在西伯利亚深山老林里搞点什么东西，很容易逃过协约国的监视。因此，1922年，德、苏两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

这两国本来是不能成为伙伴的，因为两国意识形态完全相反，而且德国又镇压过共产党的起义。但到1939年，由于局势紧张，英、法、苏三国进行谈判，希特勒非常担心，如果这三国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会让他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完全泡汤。所以，希特勒非常主动地拉拢苏联，频频向斯大林暗送秋波。希特勒甚至顾不上脸面，给斯大林拍了一封特别长的电报，说德国跟波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变得让他不可忍受，无论哪天都可能爆发危机，从现在起，德国下决心将用一切手段保卫国家利益，非常希望能够跟苏联在8月23日左右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英、法、苏三国谈判失败之后，希特勒就向斯大林挥手帕了，希望能够跟苏联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飞到了莫斯科，跟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签字，时间是1939年8月23日，距离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只有一个星期。

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双方都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两个帝国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是你死我活的。斯大林无疑认为，希特勒先跟西方打过之后，对俄国来说，德国将变成一个不再那么可怕的对手。希特勒采取的则是一个时期对付一个敌手的办法。这个条约之所以能搞成功，表明几年来英、法两国对外政策的失败到了何等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也就是说，英、法两国希望祸水东引，最后苏联绝望了，便跟德国签约。

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个条约，苏联一直否认。二战后盟国缴获了德国的文本，苏联说那是伪造的。为什么呢？莫洛托夫特别聪明，他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文本上签名的时候，用的是拉丁字母，不是俄文里的西里尔字母。所以他说，这不是我签的，要我签应该是西里尔字母，而不是拉丁字母，我不可能这么写。莫洛托夫也知道这个东西一旦公之于众，必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很狡猾，用拉丁字母签自己的名字。这就跟咱们签名都用汉字，谁都不会写汉语拼音一样，你要写汉语拼音，那就会显得很奇怪。

找个借口很简单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希特勒难掩兴奋激动的心情。他在一次陆军指挥官会议上大谈他的战争理论，说要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谁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所以，波兰的命运基本已经确定，虽然英、法跟波兰签署了互助条约，但没什么用。战争机器的按钮一旦按下去，就很难再停下来。对于波兰，希特勒只需要一个借口。

以什么借口进攻波兰呢？这是戈培尔的强项，于是德国开始了超大规模的宣传战。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欧洲各国都感觉到可能会受到德国的伤害，而在德国，老百姓认为的事实则恰恰相反。一个那个时期到过德国的外国人说，德国纳粹的报纸叫嚷什么呢？扰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波兰将武装入侵德国。你也许会问，德国人民不可能相信这些谎言吧？那你就去跟德国人谈谈，你会发现很多人真的非常相信。随着战争的临近，这种宣传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1939年8月26日，《柏林日报》报道的是“波兰完全陷入骚乱之中，日耳曼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边境”。《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党的党报，相当于苏联的《真理报》。这个报纸头版头条报道的是“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150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与报界这种疯狂同步的是，希特勒的顾问起草文书给波兰，让波兰答应德国的要求。相对于宣传来说，战争更需要一个直接的开战理由，而这对于希特勒来说很简单，他是这方面的高手——造假。他跟手下将领讲，不要犹豫了，我的将军们，我已经命令国防军统帅部，为你们提供足够的波兰军队制服。

这就很明显地表现出希特勒的意图。在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的布置下，纳粹从集中营里找了十几个死囚，让他们穿上波兰军服，配上波兰武器。海德里希为这支队伍送行，跟他们讲：“你们对国家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一小队身着波兰军装的党卫军成员，将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死囚，拉到距波兰边境16公里处的德国树林里，只留下一名死囚，而将其余的全部杀死，以作为波兰进攻德国的证据。接着，身着波兰军服的党卫军成员，带着留下的这名死囚，进攻了靠近波兰附近的格莱雷茨电台，这是德国的一个电台。“战斗”之后，他们占领了电台，由一名会讲波兰语的德国士兵念了一份事先拟好的文件，里面充满了着煽动性的反德言论，宣布波兰对德国发动进攻，然后开了几枪，把那名死囚打死——这就算波兰主动对德国发动进攻。

其实，希特勒的手段非常拙劣，难道他不怕世界舆论的质疑吗？实际上，这种拙劣手段不是演给世界人民看的，而是演给德国人民看的。德国遭到了进攻，我们得奋起反击。这就跟小日本搞“柳条湖事件”一样，只炸毁了不到一米的铁轨，就以此为借口炮轰北大营，挑起“九一八”事变。希特勒完成了造假，战争已不可避免。

骑兵打坦克

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5分，纳粹德国三个集团军群，160万大军，扑向沉睡中的波兰。天上是2000架飞机，地上是2800辆坦克，德军一共投入44个师，包括7个装甲师、4个轻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师。波兰方面一共是7个集团军、870辆坦克、407架飞机、39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2个摩托化旅，总兵力约100万人。

单是双方兵力对比，德国已经占据优势，武器装备对比更是占有巨大优势。德国选择在凌晨4点45分发动进攻，这个时间是人睡眠最沉的时候。要是12点打，人家可能还没睡呢；7点钟，没准儿人家都起来遛狗了。而凌晨4点45分这个时间一般人都正在睡觉，军队戒备这时也最松懈。而且，一般人都有这种思想，我睡了敌人也应该睡觉才对。结果，波兰遭到了突然袭击，机场上400多架陈旧落后的飞机被炸毁，没有一架升空迎战。一夜间波兰空军就不复存在。800多辆落后的轻型坦克也不是德军的对手，更何况这些波兰坦克并没有组成拳头，而是分散地支援步兵。

波兰人的战术思想落后了80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速射步枪发明，不用打一枪装一弹了，速射步枪发明就意味着骑兵唯一能干的事就是下马给步兵做饭。一战时大规模的骑兵混战就已经很少见了。但是1920年的苏波战争仍以大规模骑兵作战为主，东欧大平原毕竟幅员辽阔，波兰、苏联卡车又少，所以，波兰这时仍保留着大量骑兵部队，有11个骑兵旅。一般来讲，骑兵旅就两三千人，骑兵师也就五六千人。因为骑兵的辅助兵种很少，如果有大量非战斗人员跟着，影响行军速度，甚至有的国家骑兵旅直接辖营。而波兰的骑兵旅绝对是主力中的主力、王牌中的王牌，它最精锐的波莫尔思卡骑兵旅有1.2万人，比很多国家的步兵师人数都多，旅长恰文斯基是中将，级别那是相当高。

恰文斯基中将率领波莫尔思卡骑兵旅作为主力突围，英勇的波兰骑士骑着高头大马，举着被阳光晒得雪亮的马刀和长矛，高喊“上帝保佑波兰”“祖国万岁”，义无反顾地冲向德军装甲集群。一开始德国人都被弄蒙了，不明白波兰人是勇还是二，马刀砍坦克？德国人都忘了射击了。当时德军中也列编了少量骑兵，这些人看见波兰同行，难免技痒难耐，想跟波兰骑兵PK（对决）一下，纵马挥刀冲向波军，马上就被波兰骑兵手中的长矛戳得人仰马翻。德国装甲兵这才缓过神来，也不管波军是勇还是二了，钻进坦克开枪放炮。波兰骑兵全军覆没，恰文斯基中将阵亡，死的时候，手里还紧攥着镶着宝石的军刀。

排兵布阵有问题

德军突破波军防线后，以每天50～60公里的速度向波兰腹地推进。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大进军。在这场大进军中，德国装甲兵创始人古德里安成功地实践了他的装甲兵理论，率领第19装甲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既是第4集团军的中路，又是集团军的攻击前锋。开战后，古德里安率部迅速突破波兰边境防线，9月1日晚渡过布拉希河，9月3日推进至维斯瓦河一线，完成了对“波兰走廊”地区波军波莫瑞集团军的合围。

德军闪电式的进攻使波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是波兰人，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闪击战”的滋味。波军统帅部原以为战争会像以往那样缓慢地展开，德军会先以轻骑兵进行前卫活动，然后以重骑兵进行冲击，对德军大量使用坦克和航空兵的“闪击战”毫无准备。而波军统帅部又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自信，并指望英、法的援助，因此便把部队全都部署在德、波边境，以为只要实施坚决的反击，就可以取得胜利。这种毫无进退伸缩弹性的部署，使波军在德军高速度大纵深的推进下，不是被歼灭就是被分割包围，成为留在德军后面的孤军，抵抗迅速瓦解。

英勇地抵抗

希特勒到波兰战场视察，看到波兰军队尸横遍野的场面，就问古德里安：“这是不是我们的轰炸机干的？”古德里安说：“不是，是我们的坦克干的。”波兰骑士高举着马刀长矛，冲向德军坦克，勇气过人，但就像义和团抱着一罐子尿扑向八国联军的机枪一样，最后伤亡惨重。即便如此，波兰军队也不像那些不战而降的人，他们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大量地歼灭了德军的有生力量，比如德国的第30步兵师，几乎全军覆没。但由于波军装备落后，特别是战略指挥思想落后，到9月28日，华沙守军向德军投降。10月2日，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也停止了抵抗。

在格丁尼亚，这座最后放弃抵抗的城市，波军被德军包围在市区和奥克西维耶海军基地周围的狭小地带，一列波兰装甲列车围着外环铁路进行支援作战。波军番号混乱，分属各个部队，总共7500多人，拥有4门105毫米炮、1门100毫米炮、15门75毫米炮、9门37毫米反坦克炮、10多门迫击炮和140多挺机枪。尽管面临压倒性优势的德军包围，格丁尼亚的最后战斗部队——一个上岸水兵组成的排，仍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才投降。波军阵亡1500余人，3500多人受伤或失踪。德军的损失与之相差无几。

美好的愿望落空

在整个波兰战役中，不仅波兰陆军英勇战斗，波兰海军的表现更是可歌可泣。1939年8月25日，德国海军“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以“纪念一战阵亡将士”为由，对但泽自由市进行“友好访问”。舰长克雷坎普上校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使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指示：“在白色方案开始后，摧毁波兰海军，封锁海岸，堵塞港口，破坏波兰的海上航运，确保德军在波罗的海上的安全。”长官指示克雷坎普，把军舰停泊在但泽市北部郊区、维斯特普拉特要塞附近的有利位置，等待Y时——9月1日4时45分，即开战时刻——的到来。

1939年9月1日4时17分，即“白色方案”开始前28分钟，“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用4门283毫米主炮向600米外的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波兰兵营和阵地开炮。二战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

当时，但泽是国联管辖的自由市，驻防人员少得可怜。驻守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是波兰第209步兵团一部，只有176名士兵及6名军官、1门75毫米炮、2门37毫米炮、4门81毫米迫击炮和22挺重机枪。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位于但泽港口，是个不大的小岛，说是要塞，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防空洞或地下隧道，只有5个混凝土小型前哨（警卫室）隐藏在半岛的森林和军营内，以及一个有壕沟和路障的防御系统。5时10分，18架德国轰炸机摧毁了基地内的设施和全部飞机。为了保存实力，波兰海军所有舰只奉命疏散到海上，只有两艘老式炮舰用它们弱小的5门75毫米炮支援陆军兄弟。为了攻占要塞，德国人除了战列舰上的283毫米和150毫米炮之外，还调来了210毫米榴弹炮、105毫米加农炮和空中支援。

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受到攻击后，波军指挥官苏夏尔斯基少校向海尔半岛发出无线电信号：“求救！我处正遭到攻击！”德军的射击引发了猛烈的火灾。8分钟后，德军战斗工兵炸毁了陆桥上的铁路，由三个排的精锐海军步兵组成的突击部队自“荷尔斯泰因”号上登陆，期望打波军一个措手不及，获得一场轻松的胜利。

不久，波军上士沃切克·纳吉萨瑞克被德军机枪射倒，成为二战中第一个阵亡者。很快，德军就发现自己陷入了波军精心布置的伏击点，德军受到隐蔽火力的攻击，同时地面的铁丝网也有效地限制了德军的行动。波军开火，击中了德军保安部队的机枪巢。波军士兵还使用榴弹炮遏制住德军的挺进和攻击，轰击仓库与运河间的德军机枪巢，并几乎击中了荷尔斯泰因号的指挥所。德国海军步兵疯狂地向“荷尔斯泰因”号发送无线电信号，表示己方伤亡惨重，要撤退。

赢得敌人的敬重

8时55分，德军再度尝试进攻，但碰到地雷和倒落的树木与铁丝网等障碍物，以及猛烈的炮火攻击，再度失败。第二天早上，德军又发动了进攻，但仍然被击退。

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波兰方面有1人阵亡、7人受伤；德国海军步兵则有16人阵亡、约120人受伤，超过投入行动的225名士兵的半数。要不是苏夏尔斯基在几次齐射后，下令节省迫击炮弹药，德军的伤亡会更加惨重。随后几天，德军以舰炮和重型野战炮持续轰炸半岛，将半岛打得仿佛月球表面的地形。

9月2日，德军以60架俯冲轰炸机进行轰炸，直接命中了5号警卫室，造成8名波军士兵阵亡。德军空袭造成的浓雾掩盖了整个半岛，也摧毁了波军唯一的无线电台和全部粮食供应。德国观测员认为，没有士兵能在这场空袭中存活，但9月3日与4日，德军所有的攻击又被击退。

9月5日，得了炮弹休克症的苏夏尔斯基召开战争会议，考虑投降问题，并将指挥工作暂时交给了部下。德国海军步兵、但泽的党卫队成员和国防军士兵再度发动了几次谨慎的攻击，但每次皆被击退。3时，德军以燃烧的列车攻击陆桥，但驾驶员由于太过紧张而过早地将车厢断开，列车未能抵达波军的油槽，而且引燃的大火覆盖了森林，燃烧的列车反而给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射击区，德军伤亡惨重。下午，德军执行的第二次“火烧列车作战”也同样失败。在此期间，波兰国家广播局每个早上都向全国播放“半岛仍在持续战斗”这一消息。

9月7日清晨4时30分，德军再度猛烈开火攻击，摧毁了波军1、2、4号警卫室。战斗一直到7时才停止。被围困的守军缺乏足够的药物和水，转运站的医疗军官已无法照顾伤患人员。9时45分，波兰守军举白旗投降。波军的表现给德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军指挥官埃贝哈尔德将军特别允许苏夏尔斯基被俘时继续保留他的佩剑。

海军也不是好惹的

在战争爆发后一星期，仅有百余人的波军成功牵制了多达3400名德军士兵和一艘战列舰。本来波军统帅部给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守军的指示是，在进行12小时象征性抵抗后，他们可以选择体面的投降。但守军在战斗中多次击退了德军地面进攻，三分之一的战士受伤，16人阵亡。德国方面则付出了20倍的代价。波兰守军足足坚持了一周，当继续抵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时，才宣布投降。同科雷吉多尔要塞之于美国人、布列斯特要塞之于苏联人一样，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在二战后成了波兰的国家圣地，受人瞻仰。

最后一块波兰海军死守的土地，是在波兰海军总司令约瑟夫·乌恩鲁格海军上将统辖下、位于但泽湾北部的海尔半岛。此时，波兰政府已经流亡罗马尼亚，华沙已经陷落。这里是波兰海军的最后一处基地，在让德国陆海军付出沉重代价后，10月1日，乌恩鲁格海军上将下令海尔要塞停止抵抗，并率领士兵投降。乌恩鲁格将军出生于一个日耳曼化的波兰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普鲁士陆军少将，他本人一战时在德国海军中服役。1918年波兰独立后，乌恩鲁格将军加入波军，1925年起担任海军总司令。德军入侵前夕，他策划了保存波兰海军实力的“北京行动”，使波兰海军在波兰亡国后流亡英国期间，还能继续与德国作战。乌恩鲁格将军被俘后，受到德方极好的待遇。德国人一直希望他加入德国海军，都被他严词拒绝。将军在战俘营里度过了二战岁月，战后因祖国被苏联占领而流亡英国，在90岁高龄时去世。

对于波兰海军的英勇奋战，后世有如此评价：“在1939年9月，波兰的海军将士们在波兰民族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他们面临如此强大的敌人，没有盟友的援助，与其余的战友隔绝，除了勇敢之外别无优势，这一切都没有磨灭他们英勇不屈的斗志。强大而凶残的纳粹没有击倒他们。他们最后放下武器，并不是懦弱贪生，而完全是由于听从上级的命令。”

现在回过头来看，二战爆发前的那段日子非常令人感慨，享受和平的日子是美妙的，但眼看战争临近，还闭上眼睛继续享受和平那就是愚蠢。英、法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的时候，仍然采取绥靖政策，甚至静坐观战，这是非常可悲的。英、法两国执行绥靖政策，归根到底是两国的人民不想打仗，因为一战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再加上经济危机带来的财政危机，当时的欧洲，和平、反战思想很流行。如果哪个政府胆敢鼓吹战争即将临近，我们要为此全力做好准备，那选民就会用手中的选票让其滚蛋。

民主国家的好处是选民的意志多少会得到一些尊重，作为政客，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欺骗民众，但你不能完全无视民众的意愿。在全民普遍厌战的情绪下，英国首相也好，法国总理也好，都不敢轻易言战。希特勒上台后，在德国扩军时，英、法两国则在裁军，缩减军费。丘吉尔当时说：“英国政府陷于奇怪的矛盾当中，决定不做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地无所作为，时间都被蝗虫吃掉了。”但是，即便当时丘吉尔在台上，恐怕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英国和德国隔了一条海峡，不必担心一觉醒来，德国佬会登陆上岸，毕竟当年连拿破仑也没渡过来。皇家海军实力非常强大，英国人是有一定安全感的。而法国人呢，他们花了10年时间修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在心理上感觉安全多了。军人考虑的不是德国人会不会打进来，而是能不能打进来。当时，英、法两国对战争形态认识不清，即便意识到战争迟早会爆发，但这个仗怎么打谁都不明白。兵可以征、可以练，武器装备可以研发、可以制造，但仗该怎么打呢？战略指挥思想才是最关键的。

有一句话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不一定是失败之母。英、法两国是一战的战胜国，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一箩筐。我们为什么打赢了？英、法觉得这些战争经验足够用上半个世纪。一战初期，法国鼓吹大规模进攻，从而导致了惨重的损失和失败，而后来多次防御战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当时英、法两国的军界普遍认为，未来战争不会摆脱一战的类型，就是在野战炮兵的掩护下，通过加强要塞和不间断的线性防御，杀伤敌军。这就成为法军最新的军事思想和行为准则，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这种思想来进行的。他们用现代技术对防御工事进行改造，加以强化，马其诺防线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英、法两国在军事理论上跟德国比，整整差了一个时代，他们对于集中装甲力量作战毫无概念，固执地认为新的战争是一战的重演。所以法国的高级将领认为，坦克是美妙的、会动的机械化玩具，炮兵才是战场之王。

老将老得糊涂了

在落后战略思想的主导下，英、法、荷、比四国联军共有坦克3000辆，只有三个装甲师，而且编制不全，一个装甲师300多辆坦克（3000辆坦克不全属于装甲师），没有步兵协同，没有炮兵，没有修坦克的，你那么多辆坦克，一窝蜂出去能回来几辆？尽管英、法两国的有识之士，比如英国的富勒、利德尔·哈特，法国的戴高乐将军，都呼吁要重视机械化装甲部队和空军相结合的威力，但都没被采用。富勒早早地就退役了；利德尔·哈特是一个记者，后来写了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戴高乐二战爆发时只是一个上校。据说，戴高乐写了本《机械化战争》，卖半个法郎。结果被德国人买了，翻译成德文。古德里安看了，击掌赞叹，付诸实施，说我们用半个法郎就打败了法国。

那些功勋卓著的一战老帅，这时候都七八十岁，快老糊涂了，早就没有当年战场上的威风了，而且对任何会威胁到他们固有思想和经验的新新人类都抵触、厌恶——老子打仗的时候你在哪儿？就这种感觉，老子当年在一战中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你就是个连长，现在你教训我该怎么打？所以他们认为，坦克和飞机比玩具强不了多少，真正能在战场上起作用的是大炮和堡垒。

二战初期的法国陆军总司令兼西线盟军司令甘末林，就属于这种老将。他在战争初期发布的命令就非常典型，说必须等待敌人进攻，并在由堡垒和堑壕构成的无法突破的延伸战线前遏制住敌人。听完甘末林这套命令，你就会认为，这老家伙的战术思想还停留在1918年时的水平，很难相信他在1918年之后又活了22年。他对军事科技和军事理论的演变毫无知觉，波兰战役中德国人用的闪电战他也看到了，但他熟视无睹，自动过滤掉。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英、法两国认识到德国早晚会对自己发动进攻，但在1939年9月到1940年春天的8个月时间内，在西线静待战争，白白地把时间浪费掉了。

德占区成了劳改场

相比于在西线等待的英、法联军，东线反而更热闹。早已同德国商量好瓜分波兰的苏联，只因与波兰签有《苏波互不侵犯条约》而不便动手。波兰政府出逃后，终于使苏联找到了“体面”出兵的借口。苏联政府宣称：由于波兰政府不复存在，因此《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不再有效。“为了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苏联决定进驻波兰东部地区。9月17日凌晨，苏联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分别在科瓦廖夫大将和铁木辛哥大将的率领下，越过波兰东部边界向西推进。9月18日，德、苏两国军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会师。

尽管纳粹德国跟苏联这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互相对立，互相泼脏水，但在吞并波兰的问题上，它们确实是非常一致——完全要摧毁波兰这个国家和波兰文化。德国把2000万波兰人民分成了两个省区，把它的占领区变成了一个大劳改场，在那儿无情地实验它们的种族理论，并把它们认为的敌人通通送进集中营。于是，整个波兰德占区变成了劳动殖民地，特别是200万以上的波兰犹太人落到了德国人手中，纳粹极端仇恨犹太人，对他们进行种族灭绝。不仅仅是犹太人遭到灭绝，就是普通的波兰人也是德国灭绝的对象，15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被送上卡车弄到新的地方，而他们的家园则要腾出来给纳粹占领者。德国人给他们的待遇甚至不如牲畜，没有饮用水，没有食物，很容易被饿死。波兰的知识分子被大量消灭，孩子们被迫接受纳粹教育，以便纳粹占领者实行种族同化。

苏占区强不了多少

苏联占领区并不比德占区强多少，苏联认为波兰是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是劳工阶层的敌人，要对敌人实行灭绝政策，该政策灭绝的主要对象是波兰的精英阶层、官员阶层。斯大林下令处决了至少1500名波兰官员。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大片领土被德国人占领。1943年4月，在德国占领区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了4400具尸体，这些尸体都是双手后背着被捆住，脑后有弹孔——这些人都是被苏联人杀害的波兰军官，包括九名将军。

苏联除了杀害这些波兰人之外，还把大概100万波兰人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比如波兰共产党政权的最后一任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他的父母就是这样被流放去的。所以，有的德国老兵讲，挑起二战的标志是什么？闪击波兰，但这事儿不是我们一家干的！

轻轻松松占丹麦

自北欧出现海盗以来，挪威水道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铁矿石，又是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因此，德国和英、法都准备在北欧采取行动。然而，德国更加迅速。1940年3月，希特勒就签署了入侵丹麦和挪威的作战计划，代号“威悉河演习”。

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不宣而战，派两个装甲旅入侵丹麦。当日凌晨5点，丹麦国王召开御前会议，6点钟做出向德军投降的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不要做任何抵抗”。

丹麦军队抵抗了4个小时，战死16人；德军死了2人，10人受伤。小小的北方邻国就这样被德国占领，几乎兵不血刃。丹麦在被德国占领的五年中，最激烈的反抗就是国王每天骑着马在大街上跑一圈，告诉人民，王国还在，因为它毕竟不是做德国的总督辖区，而是相当于傀儡国。

国王进入林海中

在德军入侵丹麦的同一天，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凌晨时分被人叫醒，叫醒国王的人说，咱们作为一个中立国已经被“强暴”，挪威已进入战争状态。国王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问出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谁在打我们？”挪威是中立国，为什么会遭到进攻呢？因为挪威的纳尔维克港是把瑞典铁矿石运到德国的唯一不冻港，这项矿产贸易对于德国的军事工业来说至关重要，德国必须依靠瑞典的铁矿石来生产武器。同时，英、法也非常希望切断纳尔维克港的通路。对于挪威人来讲，很不幸的是在盟国跟德国之间，他们要选择究竟站哪边。

本来，希特勒没打算理会挪威，但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将军跟希特勒讲，进攻挪威可以使瑞典的铁矿石运输线得到保障。另外，可使德国海军在大西洋建立基地，否则德国海军就会像一战那样，被封堵在波罗的海里面。

希特勒对雷德尔的建议很感兴趣，同时盟国也对挪威挺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进攻挪威便不可避免。德国的伞兵部队迅速占领了挪威首都奥斯陆和斯塔万格的主要机场，陆军分别从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克里斯蒂安松等地登陆。挪威不像丹麦，挪威毕竟是个拥有几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国，有北欧海盗子孙的血性。挪威人决心打击侵略者，但他们的防御力量非常可怜，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防空武器，海军拥有两艘世界上最古老的岸防舰，甚至连中华民国海军都不如。而且，这两艘岸防舰自1918年以后就没离开过港口，快进博物馆了。挪威的国防部长主张和平主义，又有一个大间谍吉斯林跟德国人暗通款曲，军队总司令也很不称职，只有国王哈康七世坚决要求挪威人勇猛抵抗。

德国军舰“布吕歇尔”号在进入奥斯陆峡湾的时候，被19世纪的加农炮猛烈轰击。别看大炮十分古老，但火力特别强，这艘军舰在挪威大炮的打击下受到了重创，舰上的弹药库被引爆，1000多德国人被炸死。由此可见，挪威士兵抵抗得很顽强，但毕竟众寡悬殊，再加上挪威人对德国的新式打法不熟悉，所以很快便失利了。挪威国王撤退到了北方的林海雪原中。

联军情况一团糟

挪威国王撤入林海雪原之后，奥斯陆便留下了个权力真空，卖国贼吉斯林就建立了伪政权，跟德国人合作。英法联军在德国入侵挪威五天后到达，但他们装备很落后，任务也执行得一塌糊涂，难有什么作为。英法联军之间的联络很不顺畅，他们跟挪威人之间的联络也很不顺畅，他们没有空中掩护，也很少有防空武器，并且对北冰洋地区的环境很不适应，总之情况弄得一团糟。更离谱的是，英法联军对挪威的地理完全不熟悉，运送物资的时候，要么送错地方，要么在路上就被毁了。

在这种情况下，挪威之战不太可能打赢。此时，西线战役爆发。由于要保卫自己的老窝，英法联军便在6月2—7日匆匆撤退。哈康七世和他的政府漂洋过海，在伦敦建立了流亡政府，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挪威就此沦陷于德国铁蹄之下。

西线战役打响

西线的平静终于被打破，1940年5月10日拂晓，德国空军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中立国发动进攻，法国的机场、交通枢纽、军事设施、行政中心和工业目标也遭到了猛烈轰炸。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队跨过边境，双方等了252天，西线战役终于爆发。

这场战役，德国累计参战兵力141个师，包括10个装甲师、4个摩托化师、2445辆坦克、3700架飞机，另外还有600架运输机，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7378门。英、法、荷、比盟军147个师，兵力比德国多；3100辆坦克，也比德国多；3800架飞机，这还不包括英伦三岛1000多架可提供支持的战斗机；7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14500门，几乎是德国的两倍。实际上，在西线战役中，英、法、荷、比盟军的力量是强过德国的，除了飞机占的优势不大，坦克、火炮都占有明显优势。但德军的备战非常充分，完成了各项作战准备，而且在荷兰和比利时实施了空降作战和其他奇袭手段。五个集团军从北海到莫泽尔河一线发起了进攻，没有正式宣战，德军就侵入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卢森堡全国只有12名骑兵、400名步兵，德国一进攻，它就投降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卢森堡是唯一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保持零死亡的国度，很有意思。

德国伞兵损失大

德国的装甲部队跟空军密切协同，本来应该是大炮完成的工作，都由轰炸机来完成。德国空军在战役最初几天就建立了空中优势，夺取了制空权；地面部队，特别是A集团军群作战地段内的部队，机动性更强。德国最先发动进攻的是第18集团军，目标是尽快占领荷兰。

英法联军认为，荷兰的一线部队起码能顶上三四天，因为这个国家河道纵横，机械化部队推进不是很方便，但联军没想过——河道上的桥梁一半已被德军占领，天堑变通途是非常容易的。德国不但出动地面装甲师，空中也派出空降师，以占领荷兰的大桥，比如第7伞兵师便是第一批踏上荷兰土地的德国兵。在几座大桥的桥头，猝不及防的荷兰人都没来得及炸桥，甚至有些碉堡内的守军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德国伞兵就以教科书式的近乎完美的战术动作，夺取了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碉堡。

荷兰人跟挪威人一样，被打蒙了。他们没想到敌人会从天而降，鹿特丹地区的荷兰守军甚至把驱逐舰开过来抵抗德国伞兵，结果被德国飞机炸掉了。就这样，德军占领了马斯河的莫尔迪克大桥、伐尔河的多德雷贺根大桥，以及鹿特丹市的威廉大桥。

德国伞兵部队除了夺取桥梁之外，还企图拿下海牙和周围的机场，但这个行动遭到了失败，因为机场抵抗得非常强烈，连德国第22空降师师部的飞机都被击落。荷兰人调来了飞机、坦克、大炮围攻这些只有轻武器的德国伞兵，1500多名德国伞兵被逼无奈，只好投降。投降的德国兵被送到了英国，他们在英国一直待到战争结束。这帮人命不错，从1940年就被俘，在战俘营里待了五年，总算活了下来。

荷兰被迫投降

虽然德国伞兵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毕竟为他们的主力——装甲部队的会师提供了时间。5月10日战争爆发，5月12日下午，德国第9装甲师侦察营在莫尔迪克大桥跟德国空降兵取得了联系，当晚，第9装甲师和第7伞兵师的主力就会合了。荷兰女王和政府只好匆忙转移，当时法国援军未到，荷兰军队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对形势又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判断，他觉得荷兰已被盟友抛弃。所以，在荷兰女王和内阁大臣坐上驱逐舰逃往英国之后，温克尔曼就丧失了抵抗意志，下令荷兰军队跟德国人谈判。

双方正在谈判时，鹿特丹遭到了一场大轰炸，也有人说这是误炸。不管怎样，2.5万多栋房屋被毁，上千人死亡。大轰炸吓坏了这个西欧小国。自16世纪荷兰从西班牙手里独立出来之后，还没经历过这么惨烈的战争。整个荷兰的抵抗意志崩溃，立刻投降。

伞兵空降破要塞

荷兰仅仅抵抗了五天便投降，在这场战争中，荷兰士兵阵亡2100名，受伤2700人。在紧接着比利时、法国盟军与德军的战斗中，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由于害怕遭受鹿特丹般的命运而跑到路上，准备逃亡，逃亡又不知道去哪儿，没有目的，像没头苍蝇似的乱窜，结果严重阻碍了盟军的前进。

好在比利时境内道路平坦，否则更不堪设想。跟法国人一样，比利时人也修筑了一系列坚固的要塞来防守，最坚固的就是位于阿尔伯特运河和马斯河交界的艾本埃马尔要塞。这里有非常坚固的堡垒，配有两门120毫米口径火炮和多门75毫米口径火炮，这些火炮都藏在堡垒深处，可以随时伸出来向外射击。这个堡垒的坚固程度，即使被500公斤的航弹直接命中，里面的人也没感觉。而那时航弹一般都是50公斤的，不像今天的飞机能带那么大的航弹。所以，他们可以在地面挡住任何进攻。没想到，5月10日凌晨4时半，42架德国运输机搭载空降兵，向艾本埃马尔要塞发动了进攻，9架滑翔机组成的小分队直扑要塞顶部。顶部是防御最薄弱的地方，所有枪炮都对着平原。

德军从天而降，仅有80人的小分队向巨大的要塞发起了进攻，进攻要塞的战术，德国人已经一遍又一遍地演练过，这次打要塞一切都跟演习时一模一样。他们把炸药塞进防守要塞的射击口和其他能够发现的所有要塞出口，射击口被封锁，里面的机枪手被炸死，大炮也全完蛋。一小时之后，这座巨大的要塞就变成了一个瞎眼巨人，根本无法阻挡敌人的进攻。

实际上，要塞顶部布置了一些比利时军队的防空机枪，但德国滑翔机下落时悄然无声，等守军看清对手的时候已变得惊慌失措，根本来不及抵抗。即便德国的伞兵指挥官掉队了，从滑翔机里冲出来的德国空降兵也在第一时间解决了比利时守军薄弱的防空火力。德军用25公斤、50公斤的空心装药炸弹，挨个儿摧毁要塞顶部的堡垒和炮塔，遇到观察口和机枪射口，就扔进去1公斤重的炸药包，要塞顶部的碉堡和一些次要目标相继被破坏。德国伞兵以比利时的要塞碉堡作为临时指挥部，抵抗比利时人的进攻。德国的轰炸机提供了火力支援，并且飞机空投弹药箱。这样，几十名德国伞兵便压制住了要塞内的一千多名比利时守军。

要塞内的守军不敢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究竟有多少德国人，德国人用炸药把各个碉堡出口都封死，守军就要在里面活活被困死。德军以比利时的碉堡为防御工事，挡住了比利时的援军，直到德国装甲兵跟伞兵会师。最后德军以6人阵亡、18人负伤的代价，摧毁了被认为坚不可摧的艾本埃马尔要塞，1200名比利时守军在几十名德国伞兵面前放下了武器。德国伞兵还占领了阿尔波特运河上的几座桥梁，比利时抵抗了18天之后宣布投降。

向法国发起进攻

在入侵比利时的同时，德国军队也向法国发动了猛烈进攻。按照曼施坦因计划，德军穿过阿登山区发动进攻。5月12日，7个装甲师到达了马斯河附近的色当。马斯河的这一段，水流湍急，河道狭窄，特别是在法、比边界法国一侧，河岸陡峭，是一条理想的军事防线。法国军队在河岸上修了大量防空堡，有上百座炮台。为了这次行动，德国人进行了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他们非常清楚法国炮台的位置和每座炮台的大炮口径。因此，法国这些防御工事看似难以攻克，实则不然。

德国仍然是借助空军，使用斯图卡轰炸机轮番对法国这些堡垒进行轰炸。堡垒能打击对岸的敌人，但对空的火力很有限。防守马斯河的法国军队不久便停止了抵抗，德国军队通过战艇和架起的浮桥渡过了马斯河。当第19装甲军军长古德里安渡过马斯河之后，他发现士兵们完全处于一种轻松的状态中。他遇到手下的一个军官，那个军官跟他打招呼，还说禁止士兵们在马斯河上如此愉快地渡船。

由此可见，这个战役在德国人看来非常轻松。一开始，古德里安还有点紧张，觉得这些年轻的指挥官太过于乐观，但此后事态的发展，使古德里安意识到，年轻军官们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坦克隆隆地驶过桥面，很快就切断了此处法国守军的退路。法军的反击虽然十分猛烈，但为时已晚，而且他们配合得也非常差。虽然河边的高地几次易手，但一开始德国军队就掌控了整个战局。法国动用了大批装甲部队以阻止德军扩大桥头堡，但法国坦克速度慢，燃料供应线太短，而且法军坦克缺少无线电通信设备，所以短短几个小时，德国坦克就击毁了50多辆法国坦克。这时候，盟国空军赶来轰炸德军，但德军的防空炮火非常厉害，盟军的大量战斗机被击落。德军一渡过马斯河，装甲部队就在法国后方呈扇形展开，向西推进。

此时，隶属于古德里安的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将军，还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他还只是个师长。他描绘了当时法军的崩溃，说在战壕里，在篱笆里，在公路旁的涵洞里，万分恐惧的法国人和法国军队乱作一团，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军人和平民都在逃命，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支、坦克、军用卡车，以及因无法挣脱缰绳而纠缠在一起的战马。

追击盟国部队

当时，率领法国第4装甲师的戴高乐曾试图进攻古德里安过长的战线，但他看到了军事生涯中从来没见过的景象。法国军队向南溃败，丢盔弃甲，被德国装甲部队追击，德国人还从坦克里探出头来冲法国人大喊：“放下武器，滚一边去，我们没工夫俘虏你们。”当然，后来美国人对意大利人也是这样。所以，戴高乐两次试图对古德里安进行攻击，但都没成功。对此，古德里安回忆说：“有两辆法国坦克，成功地攻击到了距我司令部只有一英里远的地方。”古德里安的司令部只有20毫米的反坦克炮，他只能用这种炮来反击，为此他度过了很紧张的几个小时。到5月16日，法军防线被撕开了一个60英里宽的口子，通过这个口子，德军的装甲部队、摩托化部队蜂拥而入。

胜利来得这么快，德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德军后方司令部地图上呈现的是一条长而脆弱的深入法国内部的战线，后方陆军总部的参谋们就如同前线指挥官一样，理解不了法国军队为什么溃败得这么快。德国后方司令部的将军们，甚至担心他们的坦克进展太快，会被法国人包围。所以，在突破法军防线的最初几天，古德里安发现，自己部队的前进势头被谨慎小心的上司阻止住了，上司想留出充足的时间让步兵赶上坦克。对此，古德里安说，这不是一战，用不着这样，他命令坦克部队全速前进，能到哪儿就尽量赶到哪儿。在这种情况下，坦克部队奋勇前进，所有德国军人都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有坦克都向法军发动了进攻！

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法国难民被法国政府和军队抛弃在身后的道路上。这时候，他们已没能力再保护人民。到了5月20日，也就是双方开战的第10天，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就到达了亚眠和阿布维尔，10天的行军路程比一战时一支部队4年走的路程都要长。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得意，他的冒险计划创造了决定性的事件，改变了战争和帝国的发展趋势。这样，德国就摧毁了盟国意欲扭转战争形势的所有企图，并围困和歼灭了近一半盟国部队。

100万人被围困

德国装甲部队急速冲向海边，冲到海边之后，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及法国最好的陆军100万人，被围困在了法国北部，跟法国本土割裂开来。本来，英、法、比应该是联合作战，德国人冲进来，拦腰一刀，把盟军的阵线给分割开来。

丘吉尔首相在5月15日早上7时半接到了法国总理雷诺的电报，雷诺说：“昨晚我们作战失败。通往巴黎的路已被打开。”听到这一消息，丘吉尔感到很震惊，这才刚开战5天啊。他赶紧飞到巴黎，发现情况远比他想象的糟糕得多。在政府办公室外，所有的文件都被烧掉，燃烧着的办公文件到处飞扬。这些文件的复印件被送上了开往法国南部的火车，结果德国人将这列火车截获了。丘吉尔赶紧和雷诺、达拉第（此时担任法国外长）、法国陆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商谈。丘吉尔问甘末林：“你们的预备队呢？”参战部队已被分割包围，总有预备队吧？甘末林将军耸了耸肩说：“没有。”其实即便有，零零散散的也根本形不成反击力量。

甘末林将军已68岁高龄，一战时是一个参谋，制订过力挽狂澜的战斗计划。但毕竟20多年过去了，他已昏庸懒散，自德军发动进攻起整整9天，他反应缓慢。其下属乔治将军配合指挥作战，但乔治将军身体虚弱，同时甘末林也不赏识这位部下。所以，法国战场的指挥陷入了混乱。雷诺厌倦了这位谦恭但一无是处的总司令，换下了甘末林，由一战英雄魏刚接替他的位置。73岁的魏刚换下了68岁的甘末林。

虽然魏刚已73岁，但仍然头脑清晰，步伐矫健。他一到任就放弃了甘末林的计划，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他的计划跟甘末林的没什么区别。他要求被阻隔在北部的盟国部队突破德军防线，南北夹击——在德军中间插一杠子，便于盟军南北夹击，希望各方积极配合。这个计划完全是一纸空文，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盟军士兵这时已被德国人打得晕头转向，一名法军中的英国联络官，描述了跟法国比约特将军的一次会议，这位将军统率法国北部的所有法、英、比军队。当时德军向海边迅速推进，对北部盟军造成很大威胁。英国联络官描述，比约特摊开地图，用红圈圈出德国装甲师的位置，一直数了八个，他说我现在是又累又乏，根本无力抵抗他们。后来，比约特将军在车祸中丧生，新的指挥官布朗夏尔上任，临阵换将，使本来就已混乱的局势更加混乱。

所以，法国和英国虽然采取联合行动，进攻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英国远征军投入74辆坦克，法军投入60辆坦克，但由于英法联军之间联络不通畅，这次行动并没有取得多大战果。隆美尔用火炮和反坦克炮，击毁了40辆盟国坦克，而德国损失了不到12辆坦克。这次反击的失败，使得盟国所有解围的努力都被粉碎。

仅仅十多天，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北部的盟军事实上已经被包围在法国北部的佛兰德地区。5月27日，比利时军队投降，约40万英法联军开始全部集中向敦刻尔克撤退。

敦刻尔克大撤退

关键时刻叫停

敦刻尔克是临近英吉利海峡的一块开阔的海滩，这块海滩既无有利的地势可守，又不可能在海滩上修筑坚固工事。况且，联军一路败退，早已溃不成军，斗志消沉，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敦刻尔克地区的面积充其量也就百十平方公里，40个师约40万人拥挤在内，一发炮弹或炸弹落下，就会有一群人倒下。退守到敦刻尔克的联军，周围都是德军装甲部队，面前是滔滔的大海，空中有德军的飞机，脚下是松软的海滩，没有弹药，缺少给养，更不可能有增援的作战部队，真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处境极为危险。如果说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由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从海上撤退到英国本土。

这一线生机，还得“感谢”希特勒，他于5月24日紧急命令德军停止前进。希特勒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叫停，一直是个“谜”。各种解释都有，比较常见的是军事理由。其实，除此之外，也许还有政治动机，这里有一段希特勒当时巡视前线司令部时的讲话，令人诧异。当事人回忆：希特勒的情绪非常好，他承认这次战局是“一个明显的奇迹”，并对我们发表了战争将在六个星期内结束的看法。其后，他希望同法国缔结一项合理的和约，这样就容易同英国取得协议。接着，出乎我们意料，他竟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英帝国，谈到英帝国有必要存在，谈到英国给世界带来的文明。接着，他耸耸肩膀讲，英国建成帝国用的往往是毒辣手段，但“刨木头就有刨花飞出来”。他把英帝国同天主教相比，说都是世界稳定的要素。他说，他只要求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若能归还德国所丧失的殖民地固然求之不得，但并非少此不可。他甚至表示要派部队支援英国，只要英国肯参与任何地方的任何瓜葛。他讲殖民地主要是威信问题，因为靠战争保不住殖民地，何况很少有德国人能在热带定居。他最后说，他的目的，是要在英国认为可以保住体面而接受的基础上讲和。因此，有理由认为，希特勒下令“停止前进”不仅是出于军事原因，也有照顾到英国的体面、方便讲和的想法。

“发电机计划”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希特勒仅过了两天，便再次命令发起进攻。这时，敦刻尔克大撤退也已开始。5月26日，英国海军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海军抽调了1000余艘舰船冲过德国空军的封锁，分几路奔赴敦刻尔克地区。与此同时，还从英国本土各沿岸港口、码头驶出了8500余艘各种类型的民间船只，这些民间船只包括各种各样的渔船、五颜六色的游艇、各种吨位的邮轮，甚至连体育运动学校的舢板也加入了这浩浩荡荡的船队之列。这些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船队中，有富人，有穷人，有老人，有妇女，还有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从四面八方、前赴后继地往来于英吉利海峡。

这些人没有接到命令，也没有登记过，但他们有比组织性更具凝聚力的东西——不列颠民族征服海洋的精神。有个亲身加入接运队伍中的英国人事后回忆：“在黑暗中航运是危险的。阴云低垂，月昏星暗，我们没带灯，也没有标志，没办法辨别敌友。在渡海航程一半还不到时，我们开始和第一批返航的船队相遇。我们在躲避着从船头经过的船队激起的前浪时，又落入前面半昏不明的船影里。我们‘边靠猜测边靠上帝’航行着。”

在这期间，英国空军和法国空军残部也参加了空中掩护作战。自5日26日至6月4日，一共从敦刻尔克地区撤退了34万多人，其中英军22万人、法军8万多人，还有少数比利时军队。联军撤退时，武器装备丢弃殆尽。

德军于6月4日占领敦刻尔克时，只截住了未能及时撤走的4万法军。“发电机计划”的实施，为联军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这其中绝大部分后来又杀回了欧洲大陆。

法国人投降了

英国人撤完了，轮到法国人投降了。雷诺辞职之后，提议贝当元帅出任总理。此时，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极力主张转移到法属北非继续抵抗，把政府也迁到那儿，但贝当和魏刚都不愿意。最后，戴高乐只身登上飞机，到了英国，领导“自由法国”运动。

领导法国新政府的贝当元帅请求德国武装力量统帅部停战。法国政府于6月18日下令，法军放弃所有2万人以上的城市，不得在市内和郊区进行抵抗和破坏，法国政府希望同德国单独讲和。

希特勒并不想过分残忍地对待法国人，他担心如果条件太苛刻，贝当政府会被推翻，新的法国政府会逃到北非，并从那里发动反击。这会使英国人以整个法国殖民帝国作为依托，反抗德国。

在这种背景下，德、法两国于6月22日在贡比涅森林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意德国占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占领军费由法国承担。法国南部仍由贝当政府管理。22年前，即1918年11月11日，法国正是在此地迫使战败的德国接受停战条件，德国这次把当年签署和约的一节白色车厢也拉了出来。二战期间，希特勒确实没有过分残忍地对待法国人，但这种羞辱也够他们受的。

法国维希政府站到了希特勒这边，贝当答应与纳粹德国在经济上合作。此时的英国，用丘吉尔的话说，只能赤身裸体地面对德国。

铁了心要跟德国干

其实，希特勒刚开始并不想打英国。1940年5—7月，他始终没有敦促德军总参谋部制订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而是致力于诱降英国。他在六七月份多次通过广播和报纸，一再提出“和平建议”，并通过梵蒂冈教皇和瑞典国王与英国接触，向英国提出瓜分法国、荷兰殖民地的优越条件，试探媾和的可能性，还派出密使与在西班牙的英国前国王温莎公爵接洽，准备扶持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前国王重登王位，建立一个亲德政府，迅速达成停战协议，以便集中全力准备对苏联作战。

不过，丘吉尔是铁了心要跟德国干。希特勒因此制订了登陆英国作战的“海狮计划”，但他内心并不认为有在英国登陆的必要。希特勒分析说：“如果我们击溃英国，整个大英帝国就将崩溃，但德国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为了击溃英国，德国人要付出血的代价，但坐收渔利的将是日、美等国。”德国军界上层也对入侵英国心存疑虑。龙德施泰特元帅就认为，这个计划“无非是在政治上虚张声势”。所以，德国要想使英国屈服，就得依靠空军。

英国要想保住领空，也得靠空军，这是一场飞机的较量。为了加速飞机生产，丘吉尔任命密友弗布鲁克勋爵担任飞机生产部长。他在给丘吉尔的报告中说：“我想提醒你，你的政府开始工作时英国只有45架飞机。”这反映了英国政府在战前实行防卫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丘吉尔正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批评者。然而，当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对父亲说，应该惩罚那些前政府领导人时，丘吉尔回答：“除了敌人，我们目前不想惩罚任何人。”

“黑色的星期四”

即便丘吉尔想惩罚那些人，他也没时间，因为不列颠空战已开始。1940年8月13—23日，是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

德军在这一阶段主要想消灭英国空军主力，由于德军飞机航程有限，所以攻击主要集中在英国南部，德军企图尽可能在南部战斗中消耗英军力量，为以后攻击中部地区创造条件。德军除以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突击英军机场外，还以战斗机组成游猎群，专门寻找英军战斗机空战。空战自8月13日开始，这一天，德军投入战机1485架次，白天突击英国南部的七个机场，晚间则攻击英军飞机制造厂。英国空军出动战机727架次迎战，波特兰和南安普敦的空战尤为激烈。德军有47架飞机被击落，80余架被击伤，英军仅损失12架“飓风”和1架“喷火”战机，机场遭受的损失微不足道。

双方战至8月15日，因天气恶劣，戈林召集各航空队司令举行军事会议。不料天色突然放晴，留守空军指挥部的最高级别军官——第2航空队参谋长保罗·戴希曼上校，果断下令出击。谁能想到，这天竟然成了不列颠战役中德军出击规模最大的一天！

第2、3航空队几乎倾巢出动，第5航空队也首次派出飞机参战，这样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攻击。北面的第5航空队以为英军在东北地区防御比较空虚，加上受航程限制，只派出了34架梅塞施米特-110战斗机掩护63架亨克尔-111和50架容克-88，不料遭到了英军第13大队7个中队共计84架战斗机的迎头痛击。德军战斗机空中指挥第76战斗机团第1大队大队长雷斯特曼上尉还来不及调整飞行状态，就被击落。这支在德国空军中享有盛名的精锐部队，由于梅塞施米特-110战斗机既笨重，数量又少，在英国空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战损率超过20%，从此第5航空队再未参加不列颠之战。

在英格兰南部的激战中，德军投入了975架战斗机和622架轰炸机，发动了四个波次的空袭，猛烈轰炸了英军5个机场和4个飞机制造厂。英军先后投入22个战斗机中队，全力抗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全天德军出动战机约2000架次，被击落75架，英军出动战机974架次，空战中损失34架，还有21架轰炸机在地面被击毁，马特尔夏姆和林尼机场遭到较大破坏。这天是不列颠之战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一天，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照双方的损失比例，德军仅凭借数量优势，是难以消灭英国空军的。

8月19日以后，由于天气原因，空战暂停了5天。不列颠之战第一阶段结束，德军367架战机被击落，使英军12个机场和7个飞机制造厂遭到破坏，6个雷达站一度失去作用，1个指挥中心被炸，1座弹药库和10座储油库被毁。但德军选择目标不集中，分散了兵力，降低了突击效果，再加上英军顽强抗击，没能达到预期目的。英军在这一阶段损失战机183架。

道丁司令惹人怨

自8月24日至9月6日，为不列颠空战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戈林命令对英军第11大队的主要基地和英国南部的飞机制造厂进行大规模空袭。在这两周时间里，德军每天出动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其中8月30日和8月31日两天，更是达到了日均1600架次！轰炸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空战连着空战。在这决定性的阶段，英军飞行员由于一个多月以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一天就要出动几次，非常疲惫。

自空战开始以来，英军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英国空军开始出现人员紧缺的情况，尤其是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连一些年仅20岁的青年都已算是老手。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战斗机司令部司令道丁依旧没有动用保留在北部纵深地区的280架飞机，他的这种战略受到了前线艰苦奋战的将士的谴责和后方待命的将士的抱怨。

尽管如此，英军依然在顽强苦战，有些飞行员一天出动几次，但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9月6日，英军的出动架次竟然超过了德军！地勤人员夜以继日地维护保养、抢修受伤的飞机，体力、精力都达到了极限，很多人在工作中晕倒。在这两周中，英军有2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而同一时间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英国空军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英国南部最重要的5个机场遭到严重破坏。英国空军的指挥中枢地下扇形指挥中心与飞行员之间的通话，竟被德军通过无线电监听截获。

于是，德军便全力攻击这种指挥中心，南部地区和伦敦附近的7个指挥中心有6个被摧毁，英国空军的指挥和通信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照这样发展下去，英国空军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量！而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开始逐步发挥出来，在这两周里，德军损失了214架战斗机和138架轰炸机，但还有足够的力量继续发动攻势。就在英国空军遭到无法长期承受的巨大损失、即将到达崩溃边缘的时候，德军突然改变了战术，不再攻击英军的机场和指挥中心，转而对伦敦实施大规模空袭。

这一改变，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8月24日，12架迷航的德军轰炸机飞临伦敦，把炸弹投到了市中心。8月25日，根据丘吉尔的指示，英国空军出动81架轰炸机空袭柏林。尽管空袭造成的物质损失微乎其微，但在心理上极大地震撼了德国！8月28日夜和8月31日夜，英军又两次空袭柏林，柏林市民也真切地体会到战争的滋味。

大编队作战损失小

希特勒被激怒了，叫嚣着要彻底毁灭伦敦！9月3日，戈林召开参谋长会议，决定从9月7日起，攻击重点转为伦敦。

从9月7日起，一连7天，德军对伦敦不分昼夜地实施了大规模空袭，使伦敦蒙受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但英国空军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迅速恢复了战斗力。此外，英国空军指挥序列也有了变动。道丁和第11大队大队长派克主张以中队为单位的小编队逐次投入战斗，而第12大队大队长马洛里则主张以3至7个中队组成大编队迎战。在实战中，小编队作战使英国空军损失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英国空军肯定了大编队作战。空军副参谋长斯坦莫尔上将接替道丁，第12大队大队长马洛里接替派克，分别担任战斗机司令部司令和第11大队大队长。

9月15日，经过8天的调整和补充，英国空军先后出动了19个中队的300余架战斗机，迎战前往伦敦的德军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大机群，激烈的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在英军英勇的抗击下，很多德机漫无目的地投下炸弹，匆匆返航。全天有56架德机被击落，其中轰炸机34架，另有12架在返航和着陆途中伤重坠毁，还有80架飞机是带着满身弹痕着陆的。英军在空战中损失了20架“飓风”和6架“喷火”战机，还有7架战机因伤重报废。

这一天，是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德国空军终于意识到，他们没有掌握英国南部的制空权，并不能在白天进行为所欲为的空袭，英国空军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很强大！丘吉尔亲临第11大队的指挥中心督战，他将这天称为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激烈的一天！战后，英国将9月15日定为不列颠空战日。

战略轰炸的“雏形”

经过第一、二阶段的激战，不列颠空战进入最后阶段，德军空袭的目的不再是消灭英国空军，而是对英国工业城市进行空袭，以削弱英国的军事力量，并制造欲进攻英国的假象。这样一方面可以牵制英国大量的海、陆、空军于本土，另一方面掩护为进攻苏联而进行的准备。

这一阶段最典型的战斗，就是发生于11月14日夜间，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行动，德军空袭的目标为英国航空工业基地考文垂。尤其悲壮的是，英军通过破译德军的最高机密——埃尼格玛密码机，事先已掌握了德军的空袭计划。为了不让德军察觉到这一“超级秘密”，英国战时内阁决定一切照常，既不增加考文垂的防空力量，也不提前发出警报疏散平民！当晚，德军共出动449架轰炸机，由于使用了代号为“X-蜡膏”的无线电导航技术，轰炸非常准确，有394吨爆破弹和56吨燃烧弹落在考文垂市中心。德军还投下了127枚延时炸弹，以破坏英国人的救援行动。考文垂有5万多幢建筑被炸毁，死亡554人，重伤864人，12家生产飞机零部件的工厂遭到严重破坏，致使英国飞机减产20%，考文垂市区的水、电供应中断了35天才恢复。时至今日，在英国民谚中还有“send somebody to coventry（考文垂）”一语，意思是“别告诉他，让他去倒霉”。后来等英国人缓过劲儿来，为报考文垂这一箭之仇，联合美国轰炸摧毁了德国的德累斯顿。战后，两国相逢一笑泯恩仇，考文垂和德累斯顿结成了友好城市。

单从军事角度看，此次空袭非常成功，具备了战略轰炸的典型特征，被很多军事家誉为战略轰炸的“雏形”。但这已是强弩之末，由于德军无法完成夺取制空权的计划，登陆英国、迫使英国投降或合作的意图无法实现。德国空军损失了超过2000名空勤人员和将近2000架飞机，虽然不至于影响整体实力，但对于资源有限的德国来说，这些损失在对苏联开战之前都无法完全恢复。

同时，在心理上，英国暂时挡住了德国进攻的锐气，也打破了德国空军在开战初期全胜的战绩，使英国士气得以在欧洲大陆接连挫败之后有了稍微恢复的机会。不列颠空战，实际上是二战中德国第一个没能达成战略目标的战役。英国皇家空军的英勇战斗，保住了欧洲最后的自由的种子。丘吉尔首相在战后深情地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六千水兵大起义

法国的投降，标志着纳粹德国吞并欧洲的步伐，迈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按照《我的奋斗》中的既定方针，纳粹千年帝国的梦想，应该建立在东方。所以，希特勒决心即便不列颠空战未能使英国屈服，也要准备对苏联开战。不过，苏联国土辽阔，边境线漫长，因此必须先征服东欧，控制巴尔干半岛，把与苏联接壤的国家拉过来做“兄弟”，这样打起来才比较靠谱。于是，纳粹德国瞄准了中东欧地区。

二战爆发前，德国就已吞并奥地利、苏台德地区，继而拿下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开战后，占领了半个波兰。东线已跟苏联接壤，再往南数，与苏联临近的国家还有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如果把这三国拉过来，从北到南，就可以对苏联形成包围之势。有意思的是，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德国出兵摆平的，都是半推半就主动送上门来的。这里既有历史的渊源，更有那些亲纳粹领导人的功劳。

先说匈牙利，匈牙利原本是1867年成立的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获得了独立。此时的匈牙利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府，另一个是以库恩·贝拉为首的苏维埃。1919年3月，苏维埃最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国内保守势力感觉大事不妙，于是便开始相互串通，暗地里组织武装对抗苏维埃政权，协约国也决定出兵干涉。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力挽狂澜”的人——霍尔蒂。

霍尔蒂，生于186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少年时就被家里送进奥匈帝国的阜姆海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又进入意大利的海军学校受训，回国后进入奥匈帝国海军服役。凭借着先天的机敏，他在海军中一直步步高升，相继出任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侍从武官、随从参谋、巡洋舰舰长、舰队司令。

一战爆发后，霍尔蒂率领舰队与协约国海军作战，曾数次重创意大利海军，因打破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的封锁而名震一时。但陆地战场的溃败，使得奥匈帝国的统治开始动摇。1918年2月1日，驻守在亚得里亚海卡塔罗40艘军舰上的6000多名奥匈水兵发动起义，他们逮捕了大批军官，建立了士兵苏维埃。起义波及了附近的港口，一些工人也相继加入。

极其苛刻的条约

在水兵的这次起义中，他们要求帝国退出战争，签订和约，废除君主制，成立民主政府，承认帝国内各民族人民的自决权。霍尔蒂当时拒绝参加起义，被困在军舰上。帝国高层惊慌起来，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大批军队赶到卡塔罗对付起义。霍尔蒂瞅准机会，积极参与了对起义者的镇压。一个月后，他晋升为海军上将，出任奥匈帝国海军司令。谁知，他已是这个帝国的末代海军司令。帝国在1918年10月崩溃后，霍尔蒂回到家乡隐居了起来。

匈牙利独立后不久，国家即陷入动荡。霍尔蒂见有机可乘，便重新出山，参加到资产阶级政府一方，出任军事部长。他组建了一支忠于自己的武装——国民军，凭借着在一战中树立的威望，队伍很快便聚集到5万多人，霍尔蒂指挥着国民军疯狂扫荡苏维埃。由于成绩突出，霍尔蒂获得了欧洲列强和匈牙利上层社会的支持。1919年11月16日，他率领国民军开进布达佩斯。霍尔蒂进城后，首先对支持苏维埃的人进行了血腥镇压，随后几个月，几千人被处死，更多的人被关进监狱。

到1920年春，匈牙利共产党势力被打压下去后，霍尔蒂感觉自己的身份该变化了。他突然派兵包围了国会，迫使议员们选举他为“摄政王”。从此，匈牙利进入了霍尔蒂统治时期。霍尔蒂的军衔一直是海军上将，他依然穿海军上将服，可匈牙利是个内陆国家，没有海军，所以他被人称为“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因为匈牙利也没国王了，他又被称为没有“国王的摄政王”。

霍尔蒂夺权，是在一战后不久。协约国不可能饶了匈牙利，霍尔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与协约国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这是《凡尔赛和约》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对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来说极为苛刻。匈牙利丧失了近2/3的国土、近一半的人口，面积由战前的32万多平方公里变成了9万多平方公里；2088.6万人口还剩下761.5万，1000多万匈牙利人一夜间成了外国人；还须支付巨额赔款。即便在那个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的时代，这么瓜分领土也是很少见的。尽管霍尔蒂心有不甘，但为了取悦协约国，得到他们长期的信任和支持，他还是狠下心接受了这一屈辱条约。条约的签订在匈牙利国内引起了极大震动，匈牙利公共建筑物上的国旗全部降半旗致哀，直到1938年。民众的谩骂声不绝于耳，甚至一些人想要复辟哈布斯堡王朝。霍尔蒂感到了威胁，待地位稳固后，他也想夺回一些东西。或者说，他对凡尔赛体系也是痛恨的。

不自量力的霍尔蒂

在希特勒刚刚上台时，霍尔蒂就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虽然存在一些外交投机成分，但霍尔蒂认为，这次德国的变化与魏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不同，希特勒将建立一个强势政府。何况两国有共同点：一战时是盟友，战败后都饱受宰割，都希望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而且，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两国彼此靠拢的重要原因。吞并奥地利后，德、匈成为邻居，走得更近。

1938年，德国在慕尼黑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很支持，并参与其中，事后分得了斯洛伐克南部（此后，匈牙利的公共建筑物上才重新升满了旗，而不再是升半旗）。在对待1939年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纠纷时，德国更是明显偏袒匈牙利，迫使罗马尼亚将北特兰西瓦尼亚划给匈牙利。

虽然在1939年初，匈牙利就加入了轴心国，但在二战初期，匈牙利还是比较中立的。等到德军击败法国后，霍尔蒂认为匈牙利应该参战，以便在战争结束前多捞点好处。

有个笑话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说是在珍珠港事件后，德国于1941年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两天后，匈牙利根据《三国公约》也对美宣战。美国人那会儿对匈牙利十分陌生。当时，匈牙利驻美临时代办到美国国务院递交宣战书。值班的秘书是个新手，于是发生了以下有趣的对话。

问：“谁在领导着匈牙利？”

答：“霍尔蒂海军上将。”

问：“那你们一定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答：“没有，我们是内陆国。”

问：“那霍尔蒂将军的职务是什么？”

答：“他是摄政王。”

问：“哦，那你们的国王是谁？”

答：“我们没有国王。”

问：“美国、英国是你们的敌人吗？”

答：“不，我们唯一的敌人是罗马尼亚。”

问：“罗马尼亚？是我们的盟国吗？”

答：“不是，是我们的盟国。”

问：“罗马尼亚是你们的敌人，你们却和罗马尼亚结盟，一起向美国宣战。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事儿。”

答：“是的，你们美国人当然不会理解我们复杂而微妙的欧洲政治。”

从这里可以看出，霍尔蒂这种见风使舵、火中取栗的想法，是多么不自量力！与和他互捧臭脚的墨索里尼倒是如出一辙。他这样做，最终害苦了他自己，也连累了他的国家。

这个元帅很窝囊

此时，罗马尼亚的统治者，是军事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元帅。此人1882年6月14日生于罗马尼亚南部的皮特什蒂城，早年在法国学习军事。在一战中，作为一名中级军官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役。战争结束后，他又跟随罗马尼亚军队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由于安东内斯库极端仇视苏维埃革命，王室对他器重有加。1919年，他出任驻法国武官兼驻英国武官。1937年，他被破格提拔为总参谋长，1938年再升任国防大臣。

在此前后，他加入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铁卫军，彻底投入法西斯怀抱。二战爆发后，他逐步追随德国和意大利，充当其得力打手。

1940年9月4日，安东内斯库在纳粹德国和铁卫军的支持下夺取政权，自任首相。不久，他迫使国王卡罗尔二世逊位。安东内斯库仿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称“国家领袖”。罗马尼亚虽然羡慕希特勒所取得的成就，但它在不断的领土争端中一直是个输家。1940年，斯大林为了扩展所谓的东方战线，抢占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两省（就是今天的摩尔多瓦，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安东内斯库非常生气，遂于当年10月，允许德军进驻罗马尼亚。

1940年11月，安东内斯库代表罗马尼亚正式加入轴心国。1941年，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安东内斯库清洗了铁卫军中的异己分子，掌握军政大权。他依照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体制，宣布罗马尼亚为“军团国家”，废除宪法，取缔政党，在国内建立起了法西斯独裁统治。

1940年12月4日，安东内斯库在柏林同纳粹德国签订了《罗德经济10年合作协定》。根据此协定，罗方必须按照主要经济产品销往德国的方向来改建本国交通线，并聘请德国专家管理本国各个经济部门。而且，为了适应德国战争经济的需要，罗方要降低本国货币对德国马克的比价。连这样苛刻的条约，安东内斯库都能答应。此后，罗马尼亚经济完全沦为纳粹德国经济的附庸。从此，罗马尼亚的军队和经济都被德国控制。

1940年，安东内斯库获悉纳粹德国准备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于同年11月至1941年5月，三次前往德国向希特勒请求罗马尼亚派军队参战。他不但保证本国军队将协同德国对苏军作战，还许诺承担德军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前往苏联作战的所有费用。没办法，谁让苏联人缘太“好”呢！没一个邻国它不欺负，自然也就没一个邻国不恨它。

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安东内斯库为与德军协同作战，还在罗马尼亚进行了战争总动员。处在两强之间的小国，保持中立固然不易，难道选边站就能更好吗？安东内斯库这样做，有反抗苏联占领罗马尼亚领土的因素，但做得太过了。1946年5月17日，他被苏联控制下的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处以极刑。

弱国夹缝求生存

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相比，保加利亚的政策更明智一些。二战前夕，保加利亚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与各大国保持友好，但在经济上深受德国影响。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15日，保加利亚声明在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

1940年2月15日，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任命了一名亲德首相，以取代此前亲英的首相。这也算审时度势，毕竟希特勒的魔爪伸过来了。随后，德国答应了保加利亚对邻国的领土要求，鲍里斯三世的外交政策开始倒向德国。

1940年夏，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巴尔干半岛。9月4日，德军进入罗马尼亚。三天后，纳粹德国迫使罗马尼亚将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德、意、日三国轴心形成后，德国要求保加利亚也加入轴心国。1940年11月17日，鲍里斯三世与希特勒举行会谈。保加利亚表面上同意加入，实则迟迟不签字，并拖延参加战争的时间。

1941年3月，德军进驻保加利亚。鲍里斯三世没有办法，只得正式签署加入轴心国的文件。不久，便得到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希腊的爱琴海色雷斯和塞尔维亚的部分领土。鲍里斯三世被称作“解放者”“统一者”。然而，这位国王跟德国合作是有选择的，他只允许德军经过保加利亚的铁路进入希腊；当德军入侵巴尔干时，保加利亚应出动军队助德作战。

1941年底，保加利亚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向英、美宣战。这遭到了人民的普遍反对，在人民的要求下，保军没有开赴东线作战。从表面上看，保加利亚在德国与盟国的夹缝中颇有斩获（后来又都失去），但鲍里斯三世本人难逃厄运。1943年，他到德国会见希特勒，拒绝了其要保加利亚参与对苏作战的要求，回国后不久即死亡。鲍里斯三世的王后约安娜说：“我坚信，鲍里斯不是正常死亡的。”凶手很可能是盖世太保。

基本没占到便宜

二战爆发后，纳粹德国连打带拉，把整个欧洲都快吞了，其法西斯盟友意大利看着挺眼馋。早在希特勒发起西线战役时，意大利眼见法国兵败如山倒，就坐不住了。在法国大使已表示愿意让步的情况下，墨索里尼仍对意军总参谋长巴多里奥说：“我只要付出几千条生命的代价，就可以与胜利者同桌而坐。”很明显，他要乘人之危发难了。

1940年6月10日，就在法国政府撤出巴黎、防线全面崩溃之际，意大利对法国宣战。墨索里尼的进攻部队共计22个师，32.5万人，3000门火炮、3000门迫击炮。与他们对阵的法军只有6个师，17万人。但法军没有退缩，他们被德军连续挫败，正憋着一肚子火呢，于是将送上门来的意军一顿猛揍！法军的不断反击，使意军遭到了重创。直到法国对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意军占领的法国领土还只能按英尺计算。墨索里尼因为没在法国投降前捞到好处而怒不可遏。

法国投降后，德国占领了法国五分之三的领土，只分给墨索里尼832平方公里的法国领土。墨索里尼很不服，我也是法西斯轴心国之一，凭什么你占那么大地儿，给我这么点地儿？希特勒说，这是根据在战争中贡献大小决定的，你的贡献是负的，不让维希法国占你一块地儿就算不错了。墨索里尼一看，法国不是我用武的对象，人家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打不过法国，那怎么办呢？

沦为欧洲的笑柄

打不过法国，我进攻希腊去。墨索里尼决定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以增强意大利的地位。墨索里尼准备出动百万大军，还宣称：“进攻希腊不过是去雅典散散步。”

1940年10月28日，意军分三路突然向希腊发起进攻。由于在阿尔巴尼亚边境驻防的希腊军队较少，前两三天，意军向希腊境内推进了50—60公里。希军利用山区有利地形顽强抵抗。11月1日，意军遭到希军的猛烈反击，经过两天激战，11月3日，希军粉碎了意军的进攻，将意军赶回到阿尔巴尼亚境内。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承认：“战役进行到第8天，主动权就落入希腊人手中。”

希腊战役爆发后，英国为保持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开辟对德作战新战场，于10月29日开始援助希腊，派遣航空兵支援希军作战。

11月7日，墨索里尼下令暂时休整，准备新的进攻。还没等意军准备好，11月14日，希腊军队集结了12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和3个步兵旅，从西马其顿全线反攻，击溃了意第11集团军。战至11月21日，意军全线溃退。为了掩盖其尴尬处境，意大利竟然宣布，希腊阻止意军战略撤退的企图遭到了失败，成为全欧洲的笑柄。12月4日，希腊军队继续增兵，压向阿尔巴尼亚境内。为了挽回颜面，1941年3月，墨索里尼命令意军又发动了一次进攻，再遭失败。前线意军极力要求撤回国内。

对意大利来说，这回可不是在非洲了。他们遇到了既勇敢又有先进武器的希腊人。据说，墨索里尼问意大利军队失败的原因，军方回答：“我们没法进攻，希腊境内有芬兰部队。”芬兰军队以骁勇善战闻名欧洲。墨索里尼要求芬兰从希腊撤军。芬兰政府调查后发现，只有三名芬兰士兵和三名军官在希腊当志愿兵，于是芬兰政府回复，所谓部队只是六个志愿者。墨索里尼十分生气，发电给芬兰政府：我指的正是这些人！

意大利失败后，希腊军队反攻到阿尔巴尼亚境内。在英国的支持下，希军居然大造登陆艇，摆出一副要越过亚得里亚海去进攻意大利本土的架势。当时，法国人特别幽默，在法、意边界上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希腊人请止步，这里已是法兰西。暗示整个意大利都会被希腊占领。墨索里尼一看又玩砸了，赶紧向希特勒求救。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求援非常厌恶，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不过，他还是答应援助意大利——主要是因为，希特勒要防止英国开辟巴尔干战场，守住罗马尼亚油田，控制地中海，以保证德军入侵苏联时侧翼的安全。

1940年11月4日，希特勒决定介入希腊战役。英国军队则于4天前进驻希腊的克里特岛及米科诺斯岛。希特勒计划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侵希腊，1941年3月初，德军30万人进驻保加利亚。

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政府被迫签署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协定。不料，27日，南军中的亲英派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政府拒绝与德结盟，反而于4月5日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南斯拉夫发生的突然政变令德国震惊，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修改单独进攻希腊的计划，连南斯拉夫一起打。

绝不向意大利人投降

1941年4月5日深夜，德军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同时发起进攻。

在希腊方向，德军从保加利亚发动突袭，机械化部队和坦克师从背后包抄了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军队。正与意军交战的希军因侧后受到威胁而被迫后撤，但为时已晚，希军已陷入重围。尽管希军英勇作战，但还是被各个击破，被击溃的希军躲进了奥林匹斯山区。面对德军的凌厉攻势，英军望风而逃，丢弃了大量装备。

4月18日晚，坚决主战的希腊总理科里齐斯自杀。20日，被围希军主力向德、意军队投降。23日，希腊政府签署投降书。但希军投降时有一个条件，意大利人不能参与受降，向他们投降？丢不起那人！于是，在轴心国举行受降仪式时，意大利军官被德国同行礼貌而坚定地请到隔壁喝咖啡去了。次日，德军突破英、希联军防线，27日占领雅典，30日占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4.1万英军和部分希腊军队经海路撤至克里特岛。德军伤亡约1.15万人；希军22.3万人被俘，英军损失1.2万人。

但这仗还没打完，至少英国人还在希腊的克里特岛。英国早在1939年就宣布援助希腊，声称“我们会动用一切力量，保障希腊或罗马尼亚政府”。在希腊政府准许下，英国军队于1940年10月在克里特岛登陆，使希腊政府能让驻防此地的第5克里特师增援本土。

援助希腊的决定主要是丘吉尔做出的。实际上，那时英军已经在北非与意大利交战。英国没有足够的军力同时在北非和巴尔干半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使英国能帮助希腊抗击德国的进攻，也没有能力越过巴尔干进行反击。

德军进入希腊南部后，希特勒本想停止巴尔干战事，但德国空军将领在思考以空降作战的方式夺取克里特岛。他们认为，允许英国人留驻克里特岛，无疑是在德军背后留下一枚钉子，应该夺取克里特岛，结束巴尔干战争，然后德国才能抽身对付苏联。

大规模空降作战

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在爱琴海与地中海的交会处，是地中海第五大岛，也是爱琴海最大的岛屿。西邻马耳他岛，东邻塞浦路斯，西北距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有90公里，南与北非重镇托卜鲁克隔海相望，距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约560公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如德军占领该岛，既可控制东地中海，威胁英国在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阵地，保卫罗马尼亚油田免遭英军空袭，又可将该岛作为入侵中东的前进基地。

对英国而言，克里特岛则是保卫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前哨阵地。克里特岛为长条形，东西长，南北宽，总面积约8300平方公里。全岛地形崎岖不平，山峦起伏，陡峭难行。岛上交通不便，通信联络比较困难，这都不利于英军的反登陆作战。克里特岛四五月间气候晴朗少雨，对掌握制空权的德军实施空降作战非常有利。

德国空降兵的创始人——第11航空军军长施图登特中将建议，在克里特岛实施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空降作战，以证明空降部队的战略价值。在取得戈林同意后，施图登特当面向希特勒汇报，获得了希特勒的首肯。

4月25日，希特勒下达了代号为“水星”的作战指令，规定以空降部队为主占领克里特岛。

5月16日，英军击落一架德军侦察机。被俘飞行员称，攻击将在未来48小时内开始。5月17日，英军全面进入最高戒备状态。5月18、19日，德军空袭频繁、猛烈。英军侦察机也发现，德军在希腊南部机场集结了大量空降部队和飞机，由于英军在该地区航空兵太过薄弱，几次轰炸，效果并不显著。

德军俘虏的口供并不确切，“水星”行动实际于5月20日全面展开，德军突然出动550架运输机和60架重型滑翔机，投下了一个空降师，扑向这个英军在西地中海的最后据点。

守岛英军大约3万，包括一个新西兰师、一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坦克旅。守军面朝大海，他们没有看到春暖花开，看到的是从背后从天而降的德军。

双方战至5月26日，新西兰师已濒临绝境。师长下令丢弃装备，人员从海上撤退。但是，海滩上全无遮拦，白天根本无处躲避空袭，只能等天黑后趁夜色撤退。此时，岛上其他守军也打不下去了。5月28日至6月1日，类似敦刻尔克的“奇迹”再次上演，英军4个晚上救出1.65万人。不同的是，这次德军的伤亡也不小。

希腊民主军横空出世

克里特岛空降战役历时12天，以德军占领该岛告终。在战役中，德军阵亡、失踪约4000人，其中包括第7空降师师长萨斯曼少将，伤1万人，损失飞机220架。德军唯一的空降师——第7空降师，在战役中遭受重创，伤亡超过5000人，近全师的四分之三。由于德国空降部队在此次战役中损失巨大，克里特岛因此又被称为“德国伞兵的坟墓”。

克里特岛上的英军阵亡1700人，伤1.5万人；海军伤亡约2000人，合计约1.8万人。希腊军队被俘约6000人，伤亡约3000人。英军在克里特岛进行的抵抗，实际上挽救了马耳他岛，因为经过这场战斗，德国已没空降部队可以参战了。

这场战役失败后，希腊本土被德国、意大利及保加利亚瓜分，德军占领了很多战略要地。希腊被占领期间，面对极权统治，很多人因困苦、饥饿而死亡，这导致了希腊民主军的建立。他们对占领者发动游击战，同时他们还建立了情报网络。

令人称奇的是，希特勒在1941年对国会的发言中，表达了对希腊军队的赞誉，他说：“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我不得不指出，在我们所面对的所有敌人中，希腊士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他们无比的勇气，他们只有在继续抵抗是不可能或徒劳无益的情况下，才有条件地投降。”希特勒命令，所有的被俘希腊士兵在被解除武装后，即释放及遣送回国，“因为他们的英勇”。据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特尔说，希特勒“希望能给希腊人一个光彩的和解协定，以表示对他们英勇抵抗的敬意和无可指责的反抗，毕竟这都是由意大利人导致的问题”。

受到希腊抵抗德、意两国入侵的鼓舞，丘吉尔说：“至此我们今后将无法再说希腊人英雄般地战斗（因为希腊已经沦陷），但英雄们将像希腊人般地战斗。”在回复给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的信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所有的自由民族，都对希腊民族的英勇和坚定不移，感到深受鼓舞。”

历史上有种说法，希腊战役的实施，推迟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时间表。这种说法尚有争议。丘吉尔就曾以此为由，替自己在这场战役中的一些失误进行辩护。但在当时，谁又敢肯定希特勒要进攻苏联呢？

保罗王子的危机

就在入侵希腊的同一天，德军进攻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原本可以兵不血刃地拿下，因为它已经签署了和约。可又突然发生政变，这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巴尔干地区最后的一个中立国，南斯拉夫受到了德国空前的压力。一直以来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保罗王子都不希望跟德国走得太近。但和保加利亚一样，由于德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已经压了过来，不得已才慢慢屈服。虽然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南斯拉夫避免受到德国人的干扰，但潮水般的德军已涌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变得四面楚歌。

这个时候，保罗王子不得已于1941年3月10日前往柏林会见希特勒。在见面会上，希特勒告诉这个南斯拉夫的实际统治者，他并不要求南斯拉夫派出部队或给予军事援助，也不会要求南斯拉夫的领土和主权，德军更不会通过南斯拉夫进入希腊。他只希望南斯拉夫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签字。相反，只要签了字，南斯拉夫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萨洛尼卡港，并巩固其未来在欧洲新秩序中的地位。这明显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式政策。面对如此“好事”，保罗王子动摇了，有心签下和约，这样南斯拉夫就有可能加入法西斯轴心国。

但是，这个消息在南斯拉夫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当保罗王子和他的部长们将要屈服于德国人的压力时，满含愤怒的人们包围了南斯拉夫皇宫，无数信件如同雪片一样，飞进了南斯拉夫内阁成员及其军事领导人的办公室，有人甚至威胁说，如果保罗王子敢在条约上签字，就要他的命。南斯拉夫政府内部也有人反对，很多官员说，只要南斯拉夫屈服于德国，他们就集体辞职。

此外，美国和英国也对南斯拉夫的这个举动感到震惊。罗斯福认为南斯拉夫此举并不十分明智，这会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平衡。英国外相艾德礼更是在电报中破口大骂，他认为南斯拉夫如果这么做，这个国家将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保罗王子也会下地狱！

可是，当3月26日德军进入保加利亚边境时，保罗王子扛不住了，他宣布南斯拉夫加入法西斯轴心，并将派人前往维也纳签署条约。宣布这事之前，他的顾问仍然希望能够规劝这位摄政王放弃这个想法，并且警告他说，如果政府签订和约，势必会引发起义。对此，保罗王子悲痛地说：“我没有办法，我是被逼无奈的，我只有屈服。”

元首的震怒

当首相和外交部长前往维也纳签订条约时，南斯拉夫表面上看十分宁静。不过，当天晚间，南斯拉夫的陆军和空军军官们就发动了一场闪电般的军事政变。他们在天亮之前就推翻了政府，军队从贝尔格莱德的主要空军和陆军基地出发，分头占领了国防部、警察总部、安全总部，主要的邮电局、电话局和国家电台。南斯拉夫占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对英国人普遍有好感，当两支起义队伍出现在皇宫的时候，皇宫守卫并没有开枪，反而打开大门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军逮捕了很多倾向于德国的将领和官员，并将其关押。但他们没有找到保罗王子。这位摄政王在起义军到达之前，就神秘地从皇宫里失踪了。保罗王子的侄子彼得接过其叔叔的王冠，成为了南斯拉夫的国王。

贝尔格莱德市民热烈庆祝这场政变，人们欢呼雀跃，高唱国歌，在街灯上挂起英国国旗，还有人高举着英王乔治五世的画像穿街过市。艾德礼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地对众议院的议员们说：“南斯拉夫重新找到了它的灵魂。”英国媒体也认为这是英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其中最愤怒的人是希特勒，他眼见煮熟的鸭子飞到了别人桌上，到手的胜利在最后一分钟被人抢了去，这令他无法忍受，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身污辱。他高声喊叫，令三军首脑立刻到元首府报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修改只针对希腊的作战计划，希特勒当场宣布：“现在要消灭这个国家！”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决定表示坚决支持。他断言，南斯拉夫近来的事态是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的再现，是由同一类不可救药的货色挑起来的。于是，南斯拉夫成为德国在欧洲的第九个牺牲品。

南斯拉夫被灭掉

4月5日凌晨时分，涂有法西斯标志的德国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地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还没从政变的欢乐中醒悟过来，以为这是本国的军用飞机。然而，致命的炸弹扔了下来，斯图卡式轰炸机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全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下留有1万多人的尸骨，同时德、意航空兵对南斯拉夫的交通枢纽和其他重要城市，也实施了猛烈轰炸。

南斯拉夫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陷于瘫痪，德国第1装甲集群和第2集团军一部越过保加利亚南部、罗马尼亚南部和匈牙利南部边界，对贝尔格莱德实施向心突击；德第2集团军主力从奥地利和匈牙利向南斯拉夫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实施钳形突击。11日，意军分别由伊斯特拉半岛和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出发，对杜布罗夫尼克实施向心突击；匈牙利第3集团军10个旅从塞格德地域攻入南斯拉夫。13日，德第1装甲集群和第2集团军在贝尔格莱德地区会师并占领该市。次日，南军最高统帅部命令部队停止抵抗，17日投降。德军伤亡500余人，南斯拉夫军被俘约34.5万人。

4月15日，南斯拉夫政府与国王逃往希腊。4月17日，南斯拉夫王国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短短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

在这之后，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被划归邻国，其余地区则处于军事占领之下。戈雷尼斯和什塔那尔被德国吞并，剩余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划归了意大利。匈牙利得到了普列科穆尔耶、梅久穆尔那、巴奇卡和巴拉尼亚。保加利亚则得到了它早就垂涎三尺的马其顿奥赫里德以北地段以及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的东部地区。黑山被意大利接管；塞尔维亚剩余地区受德国军事长官直接管辖；克罗地亚被宣布成为独立国，边界亦有更改。德军进入克罗地亚，在那里，他们被当地民众当成解放者而受到欢迎。

到1941年，欧洲除了英国和苏联，其他国家都处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欧洲成了希特勒的欧洲。正是在二战最危急的时刻，南斯拉夫爆发了起义。1941年6月27日，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游击司令部所统率的部队达到8万，他们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竖起大牌，正面醒目地写着：“注意！匪区！”可见南军游击队的威力。

9月18日，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平安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不久，游击队攻占乌日策城，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

1942年，德军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而加紧进攻解放区，南斯拉夫人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苏联借口“技术困难”没有给南共丝毫实际援助。游击队缺衣少粮，大批伤员因缺医药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无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进行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长征”，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连续打退德军的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

在6月份的苏捷斯卡战役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轰炸，由于他的爱犬卢克斯舍身相救，他才死里逃生。铁托是二战中唯一负伤的最高统帅。

游击队很活跃

1941年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响起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地下军在地拉那杀死了一个专门迫害政治活动分子的阿奸警察队头目。到1942年，几乎整个阿尔巴尼亚都有游击队，据统计共有40多队，人数超过1万。他们袭击意大利军的汽车队和部队，与此同时，地下军也在城市中消灭法西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把游击队或个人所取得的战果，通过秘密发行的定期公报和小册子，报道给公众。

当然，二战期间，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并不显眼。盟军从未承认过国王索古领导的阿尔巴尼亚流亡政府，也没有在任何一次国际会议中讨论过阿尔巴尼亚及其边界问题。没有人为阿尔巴尼亚在战争期间的损失进行过可靠统计。不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报告说，阿尔巴尼亚在二战期间有3万人死亡，200座村庄被毁，1.8万幢房屋倒塌，大约10万人无家可归。当然，实际损失应该超过这个数据。历史不应忘记，也不该忘记，每一个不屈的灵魂。

既然这本书不仅是对我奋斗历程的记录，也是我对他人的一种激励，那么我还是要写一些关于我个人生活、喜好、习惯和追求的内容，因为这些都与我的成功密不可分。

我一向是个工作狂，就如他人喜爱玩乐一般，我对工作乐此不疲。这是我的职业，同时也是我的消遣。在孩提时代，我就因为要在放学后打工挣钱而放弃了玩耍。后来，我又将所有精力放在了学习推销方法上而无暇娱乐。我唯一学过的游戏就是做生意，这对我来说是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事。我从没玩过棒球、高尔夫或者网球等球类运动。我母亲信奉的苏格兰长老会，教规禁止跳舞、打牌和看戏，而我一直没有学会享受这些。虽然我是最早一批拥有汽车的人，却很少开车。

我一直致力于鼓励大家热爱工作。我曾长期自愿参加一个未成年罪犯教养协会，这个协会将少年犯们送到农场去工作，引导上百个青少年走上了正途。在芝加哥工作时，我每天都会早早地从乡间的家出发，早上6点就抵达。那几年，我一到芝加哥就直奔格兰特公园。很多流浪汉在公园里过夜，我时常会花上一个多小时劝他们去工作。作为美国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我对监狱方面的工作尤其感兴趣。我曾陪同莫德·巴灵顿·布斯在乔利埃特监狱发表演讲。我还曾在周日下午为芝加哥的“希望之家”做了一场以“工作之乐”为主题的演讲，那里是假释犯人的临时住所。

我曾在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主张无论男女都应该工作。我一直坚持让我那未婚的妹妹像我一样工作，追求真正的快乐。她如今仍坚持在大急流城的一所高中任教。我的一个女儿成了演员，另一个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不久就结婚生子了，但她依旧没有停止工作，后来又兼任了妇女俱乐部主席，有时候还会做些演讲。我的妻子每天工作约14个小时，她是本地最优秀的园艺师，培育出了密歇根州最美丽的花园，每年夏天都有数百人慕名而来。她还管理着一家生意兴隆的乡间民宿，我们统计过，那间民宿每年夏天至少要接待3500人次。同时，她也是一位音乐家，每天要花6个小时练习。在芝加哥，她也是有名的义工。

在我的女儿们还未出嫁时，她们的朋友经常在假日上门玩耍。我告诉他们我不喜欢看他们游手好闲的样子，这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在假期兼职，从而养成了有助于未来事业的习惯。让我欣慰的是，我的敦促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取得了成功，他们意识到，做成订单比玩球更有趣，谈成一份合同比赢得一场比赛更有成就感。

我对工作的投入并非只出于对金钱或名望的追求，我甚至从来没有一定要成功的欲望。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只是苏格兰血统让我本能地反对浪费。我甚至不想把钱留给孩子们，因为她们已经拥有了最有用的东西。我希望她们的丈夫也能像我一样体会自我奋斗走向成功的快乐，因此我不会以任何方式剥夺他们努力的动力。

在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穷困潦倒，经常食不果腹。工作以后，我也要为了省出洗衣费而每周少吃两顿。当然我也曾有过颇为奢侈的生活，一年的开销高达14万美元。但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对我来说并没什么区别，因为我都过得很快乐。倒不是说穷日子不会给人带来痛苦，只是我认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我们都可以找到生活的乐趣。

我知道的最快乐的人当属我的一位邻居。虽然他的月收入从没超过125美元，但他靠着这点钱攒下了6套小房子。他把房子租出去后就退休了，全靠租金生活。夏天，他会在我的湖上避暑，在他的花园里干活，冬天又会到佛罗里达过冬。我经常去他那儿听他讲对知足常乐的看法。

在个税制度确立之前，我从不记录自己的收入到底有多少。这些数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收入的增减波动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的妻子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收支皆由她打理。我从不签发支票，不知道我们在乡间的房产上花了多少钱，也不知道家里的某件东西值多少钱。虽然我也知道买这些东西花费不低，但我并不想知道它们的具体价格，这会让我不快乐，或许这也是受我母亲影响的缘故。

在个人消费方面，我一向节俭。我对穿着并不讲究，除非我妻子强烈反对，否则我几乎不穿定制的高级服装，而是选择成衣。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两年没买过任何新衣服了。我最贵的一双鞋是6.5美元。每次到旅馆住宿，我也都选择最经济实惠的房间。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证明我并非为了金钱、地位或名望才工作。我长期住在乡间，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名利或任何可能让我和他们产生距离感的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和他们一直以平等的地位和谐相处。

我工作是为了追求其本身带来的快乐，工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后来，我在广告界努力打拼，也是因为意识到广告要想走向成熟，必须有人承担初期的艰辛。

洛德与托马斯广告公司在我25岁时第一次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为此我特意从当时居住的大急流城跑到芝加哥，和公司的创始人面谈。当时公司还没有广告创意人员，所做的更像纯粹的代理业务，基本就是和其他广告代理公司就固定数量的广告版面进行竞拍。广告都是由广告主自己制作的，并把做好的电铸版送到广告公司。广告公司的利润点在于为广告主策划广告发布方案。他们之所以想请我，更多的是考虑到我在必胜吸尘器公司时展现出的策划能力，而并非想对当时的盈利模式做出任何改变。

虽然我那时很年轻，又缺乏经验，但我敏锐地意识到广告公司的这种运营模式持续不了多久。我的从业经验让我认识到结果跟踪的必要性。因此，我拒绝了洛德与托马斯广告公司的邀请以及高于原公司60%的薪资待遇，继续在产品推销岗位上奋斗。16年后，洛德与托马斯广告公司的新任老板再次邀请我加入。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得到了什么呢？正如有的人一生致力于科学实验、医学研究，我的毕生工作就是研究广告，我获得的与他们并无不同。如今我有幸为后辈们写下我的经验，希望能让大家避免重蹈覆辙。我获得的是一种满足感，如托马斯·爱迪生通过每天工作20小时获得的一样，这是一种知道自己发现了经得起考验的法则时的满足感。

许多人认为广告业正在改变，新时代需要些新东西。美国的生活节奏在改变，时尚潮流以及人们的购买需求好似万花筒般变幻莫测。广告业的某些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现今的每一次广告活动都有自己的主题，这确实很有必要。跟在别人后面的模仿者永远不会成功，但人性并不会改变。本书中阐述的基本原则会像阿尔卑斯山一样永恒。

现在做广告比以前难多了，因为成本更高，竞争也更加激烈。但每一个新的困难无疑更加证明了科学的广告的必要性。

就在我写这段文字时，我正俯瞰着一个美丽的湖泊，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才6岁。湖的尽头有一个村庄，一度因伐木业而兴盛，我的祖父曾在那里做牧师。我目光所及之处是童年时曾经劳作过的山坡和坡上的葡萄园。我叔叔在这里有个果园，现在成了我的家。在我开始做生意之前，每年冬季和夏季我都会来这里工作。我的许多童年玩伴仍住在这里。

山下有个岬角，那里曾有个码头。我一度每天在那里装卸1800筐桃子挣钱。18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也是在那个码头，我搭上一条船，含泪踏上了奋斗之路。经历了多年艰苦的岁月，我终于回到了我童年的家园。

思乡的本能让我回到了故土。我买下了一片小时候就非常向往的原始森林，将之命名为“松林峰”。我在那里建起房子，通过17年的扩建、打理，我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堂。那里有约800米长的花园，一直延伸到湖边，我可爱的朋友、亲人和孙辈们时常会在草坪上休闲玩耍，与我相伴。

在这里，我得以在优美的环境里做我热爱的工作。而与此地相隔不到2千米的地方却有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奋斗创造了什么。这里还有一些一直未曾做出改变的人，他们保留着原本的样子，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这是我的故土，我心灵的居所，是我最爱的家。

我相信没有人能从生活中比我获得更多真切的快乐与满足感。我将之归功于我对简单生活以及对普通人的热爱，这也是我在广告方面获得成功的原因。我时常会在乡间周末的聚会上遇到许多成功人士，并与他们深入交流，但我并不羡慕他们。我认为极致的快乐应当是贴近自然的，这也是广告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我的结论就是，广告要立足于对大众的热爱与了解，由此带来的回报远比金钱更富足。

1903年，希特勒终于获得了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爹死了。这年的一天，他爹一大早离开家去喝酒。此时老希特勒已退休，退休以后的老希特勒天天喝酒，结果这次喝酒的时候，他刚到桌边坐下，就说身体不舒服，不一会儿人就完了。根据症状，老希特勒患的很可能是心脏病，突发心梗。

有些书里写老希特勒一死，希特勒他们家就穷了。实际上，老希特勒给家里留下了2420克朗的养老金，这比一个小学校长领到的薪水都多。老希特勒一死，希特勒家最大的变化就是独裁者没了，紧张气氛消失了。这时候，希特勒还不到14岁，但成了家庭的主宰。

儿子14岁了，将来怎么发展呢？希特勒他妈想让儿子当公务员，捧铁饭碗，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劝服希特勒，所以只能靠哀求——乖儿子、宝贝，你就干这个吧。当然，哀求希特勒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不管希特勒他妈什么时候问他：“儿子，你想干吗？你总得有个事儿做吧。”希特勒都回答：“我要当一名伟大的画家。”看来，他完全活在梦想的世界中。

因为父亲不在了，希特勒初中毕业就不念书了，从16岁起，他就开始到处自由自在地游逛，并且藐视权威。没有了父亲的管教，他就变成了这么一个人。

难得的温情

1907年，希特勒的父亲死后四年，他母亲身体不适去看医生。医生是个犹太人，在当地有“穷人的医生”之称，看病不多收钱。希特勒他妈告诉医生说胸口疼，疼得一晚一晚地睡不着觉。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肿瘤”，实际上就是癌症，但他没有将此告诉病人。第二天，医生将希特勒和他妹妹叫去，告诉他们说，你们的母亲得了癌症，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做手术。

希特勒的反应使医生特别感动，那医生回忆说：“他那蜡黄的脸因悲伤而扭曲，双眼滚出泪珠，问他母亲还有没有办法挽救，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沉！”由此看来，希特勒也不是纯冷血动物，他有时候也充满人性。打那以后，希特勒全心照料母亲，跟他的妹妹、婶婶分担家务。他将母亲安置在厨房里，因为厨房里全天有火，比较暖和。然后希特勒将碗橱抬走，搁了张床，自己也睡在那儿，照顾母亲，还帮助母亲做饭。为此，希特勒他妈曾骄傲地跟别人讲，说她的胃口从来没那么好过。言外之意，就是说自己儿子做的饭很好吃。提到自己的儿子时，她苍白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些血色。看来在母亲病重期间，希特勒还是给她带来了相当多的快乐。

有一天到了午夜，希勒特他妈的最后时刻来临了，这时候也甭去看医生了，医生也帮不上忙。1907年12月21日，在希特勒母亲的病拖了将近一年之际，按希特勒的说法，在圣诞树彩灯光芒的照耀下，母亲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天亮时，医生来到他们家，准备为希特勒的母亲签署死亡证书。医生看到希特勒坐在母亲身边，脸色惨白，在画母亲的遗像，以便作为将来的纪念。即便看惯了死亡的医生，看到这一幕也很感动，说：“我从未见过有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悲痛。”

生活很困窘

至此，希特勒父母双亡，这时他19岁，准备向维也纳进发，以实现他作为一名画家的梦想。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讲，那时他手中提的是一只装满衣物的箱子，心中装着的是不屈不挠的信念。从这句话看，他那时还有只装满衣物的箱子，应该不算特别穷。但由于他自己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希特勒过得十分糟糕。他画的画，至今还流传下来不少，很多人认为他画得不错，但问题是希特勒擅长画建筑，不会画人体，在西方国家，你不会画人体是不行的。因此，希特勒的画当时能卖出去的很少，而他对做生意又一无所知，这就造成了他的生活很窘迫，他只能不停地换工作，以期能改变现状。咱们现在有“北漂”这个说法，他那时就是个“维漂”。他曾帮人掸地毯、扫雪、在车站推箱子，住极便宜的旅馆，吃免费或廉价提供的没什么营养的食物……所以有人说，正是他的遭遇，造就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

日子过得那么困窘，希特勒不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够或水平达不到，相反，他认为是社会不公造成的。

正当希特勒在维也纳混得很差劲时，一战爆发了。一战爆发，对希特勒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出生在奥地利，但他从小就受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熏染——奥地利也说德语，他骨子里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一战爆发后，希特勒觉得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他报名参加奥匈帝国的军队，结果体检不合格。于是，他又去慕尼黑报名参加巴伐利亚王国的军队，也就是德军。那时德国打仗正缺人，不挑食，就把他接收到军队里，在巴伐利亚第16后备步兵团服役。

据说希特勒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勇敢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在半年内就从一个传令兵升到了下士，两次因为英勇受到表彰，第二次受到表彰时，他被授予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一般是不授给士兵的。希特勒后来做德国元首，在公开场合出现时，他一般身穿制服，扣子上别着二级铁十字勋章绶带，左胸佩戴三枚证章——最上面的是纳粹党的金制党徽，中间的是一级铁十字勋章，底下的是他的战伤勋章。希特勒做元首时穿戴比较朴素，他佩戴那些证章并不是为了炫耀，他不像戈林那么爱炫耀。

毒气在蔓延

希特勒在战场上除了勇敢，运气还很好，他曾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有一次我在战壕里与几位战友一起吃晚饭，突然好像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快起来到那边去’。声音清晰，不绝于耳，我只好机械地服从，好像它就是一道军令似的。我手里捧着饭盒，立刻起身，沿着战壕行进了约20码。当我坐下来继续进食，还没吃几口时，只见火光一闪，从我原来待过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响，一颗流弹在那里爆炸了，留在那里的人全被炸死了。”

对于这段话，不排除有希特勒自吹的成分，不过他运气真的一直很好，直到战争结束时，他只负过一次伤。那是在一次战斗中，希特勒所在的第16后备步兵团被打得抬不起头来。阵地上到处是弹坑，士兵们蜷缩在战壕里，老兵全身麻木，新兵魂不附体。猛然间，一团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烟味涌进了战壕。不知谁喊了一声：“毒气！”那团被炮弹掀起的尘土中，混杂有芥子气。这是希特勒所在的第16后备步兵团首次遇到芥子气。对于这种毒气，有人闻着很香，有人闻着辛辣刺鼻，但人人的感觉相同：这玩意儿不利于人。

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个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内的空气已变得混浊不堪。有个新兵憋不过气来，将面具取下，想呼吸些新鲜空气，但吸进的是毒气。毒气一进入他的喉咙，他便仰身倒地，口吐白沫，慢慢地死去。

失望的希特勒

到了拂晓，毒气才慢慢消散。可毒气一消散，炮击又开始了。在敌人炮击的过程中，第16后备步兵团的士兵们摘下面具，大口地呼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气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这对我们来说，已算是极好的了。”

炮击之后，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第16后备步兵团来不及戴面具的士兵，立即翻身倒毙。那些侥幸逃过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那人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对众人说，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就这样，第16后备步兵团的士兵们排成单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跌跌撞撞地前行，一直来到急救站。

从令人窒息的死亡中被营救出来的士兵里，有一名年轻下士，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送往战地医院，等他眼睛上的纱布拿掉之后，一战已经结束。这使希特勒特别痛苦，他立刻坠入了失望的深渊——他可能觉得一战不结束，他就能做到军官了，没准儿还能升将军呢。战争结束等于他又失业了。战场满足了他对成功的渴望，包括别人对他的肯定。

一战结束后，希特勒就失业了。根据《凡尔赛和约》，一战后德国只能保留10万陆军。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给连德国国籍都没有的希特勒留一个位置。于是，希特勒又开始了游荡生活。在游荡之际，他还有一份不定期的薪水，那就是为德军情报部门工作，当密探。当密探主要做什么呢？因为当时德意志帝国崩溃，各种社会思潮蜂起，政党和社会组织特别多，军方想刺探这些政党和社会组织在干什么。

有一次，希特勒受命打入一个不满百人的小党——德国工人党，以刺探这个党的活动。刺探的地点是在慕尼黑的一家酒馆里。希特勒的上级怀疑德国工人党这帮人要颠覆现在的政权，所以就让希特勒去调查。在当时，任何对现状不满的人都想聚集起来，组成一个新政党，所以类似的组织在德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些组织建立得快，消失得也快，不久大部分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希特勒看不起德国工人党，他当时是怀着一种蔑视的心态去参加这个政党活动的。他在当密探之前曾受过训练，所以才能勉强把这个政党演讲的枯燥内容听下去。等演讲一结束，希特勒便感觉轻松，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刺探任务。等进入这个政党的自由讨论时间时，希特勒就想走，他觉得这帮人是在那儿瞎侃，没啥意思。

这时候，有个主张巴伐利亚独立的教授站起来发言，他想把巴伐利亚从普鲁士德国分离出来。这下希特勒急了，他是坚持大德意志帝国观点的，因此他不由自主地冲上去痛斥这个教授。希特勒以干练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足足讲了15分钟。那个教授在希特勒把话说完之前，就像一条落水狗，夹着尾巴离开了那家酒馆。

希特勒的发言极具逻辑性，使得这个党当时的领导人德莱克斯勒对其产生了深刻印象。德莱克斯勒跟秘书（这个党一共不到100人，居然还有秘书，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讲：“这人有种，咱们将来可以好好用用他。”德莱克斯勒走到希特勒近前，先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我是谁，我曾干过什么……虽然他进行了自我介绍，可希特勒竟然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不管怎样，他发现了希特勒。他将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一本只有40页、粉红色封面的小书，硬塞给了希特勒，说你必须好好读一读，读完之后请你再来。

结果，希特勒竟然加入了德国工人党。根据党证编号，希特勒是这个党的第97名成员，他去之前已有96人，真是个不满百人的小党啊。希特勒加入之后，就把这个党的名称改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它的中文简称应该叫民社党，但因为德文的缩写是NAZI，音译过来就是纳粹，所以这个党就被译成了“纳粹党”。

这个政党在壮大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你要乍一听，还以为是马克思建立的呢。实际上，这个组织既不是工人的政党，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按照希特勒自己的定义，什么叫民族社会主义呢？一个人只要理解了我们伟大的民族，德意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领土比什么都重要，那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这个政党实际上是一个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根本不沾边。

除了更改党名，希特勒还亲手设计党的标志。毕竟人家是学美术的，画家出身，有老底子，甭管入流不入流。从1920年起，希特勒开始负责纳粹党的宣传工作，他意识到党需要一个明显的标志，以区别于其他政党，所以他准备设计一面党旗，让人看一眼就忘不了。据说希特勒从一个牙医那里得到了灵感，希特勒说那个牙医的旗帜很不错，跟自己的想法很接近。希特勒要求纳粹旗帜的背景是红色的，并且必须比共产党镰刀斧头旗的红色更深。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工人的支持——你红，我比你更红！你左，我比你更左！

纳粹的标志是“卐”，有人读“万”，实际上不是。佛教的“卐”才读“万”，纳粹的“卐”跟佛教的“卐”方向是反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卐”字呢？希特勒有一个很清晰但却是伪造的解释，他说这个“卐”字跟基督教的“十”字一样。希特勒小时候在一些古老的教堂里见过这个标志，这个标志被很多民族的祖先看成是太阳或好运的象征，比如印度的雅利安人就崇尚“卐”，今天佛祖塑像胸口上也有“卐”，但不是反着的。按照纳粹的理论，雅利安人是德国人的祖先，希特勒把“卐”归结为永远反犹，他认为这是雅利安人胜利的完美标志。不论这个符号设计得多么稀奇古怪，希特勒在宣传鼓动方面都很给力。

因为纳粹的旗帜非常漂亮，红底，白圆圈，中间一个黑色的“卐”，特别醒目，再加上希特勒的宣传鼓动，所以反犹主义者和失业工人很快就聚集到这面旗帜下，甚至连纳粹的反对者都认为这个“卐”字符具有催眠效果。像《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就说，那个弯钩十字，似乎在召唤那些一直在战后混乱的岁月里、痛苦挣扎的没有安全感的中下层人民。

希特勒天生是一个会鼓动的人，在他的带领下，纳粹党迅速壮大。

靠印钞票度日

纳粹党那种华丽醒目的仪仗、制服和徽章，对渴望安全、稳定的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德国人本来就有服从权威的传统，他们就喜欢参加这种气派、威严的组织。甭说德国人，今天咱们参加民间组织，一帮老大妈在街上扭秧歌，穿着自己的衣服，腰里系一条绸带，你肯定不参加；如果都穿统一的制服，你一看就感觉挺正规，像那么回事，说不定你就参加了。希特勒曾说过，要把制服设计得帅气好看，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当时纳粹党的制服，是褐色的衬衫，长裤，长靴，法式平顶帽，黑领带，再加上鲜艳的旗帜，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纳粹党的势力不断壮大，而对于希特勒来说，他当时希望的是用暴力夺取权力。

纳粹党是1920年2月成立的。纳粹党成立一年多之后，1921年4月，协约国就德国的一战赔偿问题达成一致，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以前是4马克兑1美元，现在降到75马克兑1美元，而且汇率还在狂降。到1923年末，40亿马克才能兑1美元，马克购买力为零，失业人口超过百万，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去买面包——排到你这儿没了，那你今天就得饿着。鉴于这种情况，希特勒曾说，政府在一声不吭地印着废纸，哪天不印钞票了，政府也就维持不下去，破产了——我们要将政府的无能曝光。

马克现在已经这么不值钱了，你还印它干吗？所以，希特勒跟追随他的人讲，相信我，得永生。如果按照政府这么搞下去，我们的苦难会越来越深重。如果人们注意到他们怀揣上亿元的钱，却不得不饿死，那他们就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不应该继续服从这样一个无能的政府。

希特勒特别渴望获得权力，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由于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一场政变，即啤酒馆暴动。希特勒的想法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自己上台执政。

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官冯·卡尔，在慕尼黑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发表演说时，大约600名纳粹分子和右翼支持者包围了啤酒馆。希特勒带人冲进了大厅，跳上桌子，挥舞着左轮手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说国民革命开始了。这也就是酒馆暴动的开始。

希特勒的副手戈林，后来的第三帝国元帅，向惊呆了的群众解释，说纳粹这么做的目的是善意的。戈林是一战的王牌飞行员，空军英雄，连他都加入了纳粹党中，可见当时纳粹党的影响力有多大。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警察局局长和冯·卡尔这个行政长官，被希特勒等人用手枪逼着赶到了另一间屋子里，希特勒让这三个人承认，他是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人。这仨人都懒得搭理他——你威胁我们，我们就跟没听见一样，你根本不配跟我们说话。

希特勒一看这仨人不搭理他，就回到大厅说：“巴伐利亚政府已经向我们交出了权力，我们要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柏林的混乱局面组织一场游行，以拯救德国人民，明天你们要么发现我们组织了新政府，要么会见到我们的尸体。”希特勒实际上在骗人，他说巴伐利亚地方官员已经答应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了，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儿。而大厅中的纳粹党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见他这么说，当然就要欢呼。

被希特勒关着的那哥儿仨，听到纳粹党徒和群众的欢呼，还真以为希特勒这么有群众缘，这么有群众基础，于是就默认了希特勒的要求。希特勒当时很不成熟，稍后就把那哥儿仨给放了，去处理纳粹党跟别的反对派之间的斗殴。那哥儿仨一出来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于是立刻开始纠集反纳粹的力量。

政变行不通

啤酒馆暴动的第二天，正好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庆。这天早上11点多，3000多个纳粹党徒聚集在啤酒馆外面，在希特勒、戈林和鲁登道夫的带领下，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鲁登道夫将军是一战时德军的副总参谋长，很有号召力，这里面有他在背后操纵，跟希特勒相互借力。

纳粹党徒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时，遇到了警察的阻拦，因为他们这属于反政府叛乱行为。警察一拦，戈林首先跳出来，说要杀死前一天控制的人质。实际上他这是虚张声势，人质都放了，还杀个屁呀？警察不知情，只好让道，他们继续往前走。到达歌剧院广场时，他们再一次遇到了警察的阻拦。这时候希特勒的一个保镖跳出来，说不要开枪，尊敬的鲁登道夫将军阁下来了。因为鲁登道夫毕竟是民族英雄，所以把他抬出来了。希特勒挥舞着左轮手枪，大喊：“投降！投降！”他让警察投降。

这时候也不知道谁开了一枪，可能是走火，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戈林第一时间就中弹了，大腿、小腿都被打中了，幸亏他皮糙肉厚，是一个400磅的大胖子。1磅相当于中国的9两，你算算他有多重！枪一响，希特勒立刻趴到地上。鲁登道夫将军无动于衷，继续往前走，因为不会有人朝他开枪，警察闪开一条道让他过去了。

最后，一共有16名纳粹党徒和3名警察被打死，希特勒被捕。当然，鲁登道夫也被捕了。

啤酒馆暴动虽然失败了，但纳粹从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戈林就曾说，我们再也不会发动政变，我们只需要把国内的局势搅得更糟，这样人们就会要求民族主义者来统治。这就是说，他们也意识到了“靠暴力推翻政府”这条路走不通，人家还没出动军队，刚一出动警察，就把我们干趴下了。

坚决否认有罪

希特勒被捕后，法庭就要审判他，但希特勒把这次审判变成了他的演讲舞台，变成了他的政治宣言。

在庭审过程中，第一个被叫上被告席的就是希特勒。从审判一开始，希特勒就成了审判庭上众人瞩目的中心人物。从开口辩护起，他就想当铁锤！他出庭是想当原告，而不是当被告。他以浓重的男中音，阐述了“被迫”发动起义的理由。他谈到了暴动，谈到了游行，他说唯一令他后悔的，“是未能与被屠杀的同志们，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承担了这次起义的一切责任，说鲁登道夫仅是与自己合作，但他否认自己有罪。他说，他活着的任务，就是要率领德国重现昔日的荣耀，重新确立德国的世界地位，他这样的人怎么能被当成罪犯呢？他这番话表达了自己“希望使德国重现强盛”的虔诚信念，主持审判的矮个子法官和检察长，因他的这番话，表情都起了变化。

妇女争相来献花

希特勒擅长辩论，在最后一次庭审中，他的雄辩达到了高潮。他的这次发言，一部分是训示，一部分是勉励，一部分是谩骂，自始至终都引人入胜，且特别有效。按照德国法律，被告有最后发言权，所以法官还不能阻止他。

希特勒对仅称他为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名政治鼓手，和发动政变仅出自其个人野心之说断然否认，并说指控他想当部长是荒唐可笑的，“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比当一名部长高出一千倍，我要的是粉碎马克思主义，我要完成这一大业，部长这个头衔与之相比是何等的荒唐可笑。”片刻后，希特勒暴露出内心深处的愿望：“生来就是独裁者的人，是强迫不了的，他自觉自愿，他不是被人驱赶向前，而是他驱使自己前进，这没什么可谦虚的……觉得自己是被召唤来统治人民的人，是无权这样说的。如果你们需要我或召唤我，我就合作，否则，我有我的责任！”

他对法庭说，起义虽然败北，但人们必须尊他为德国未来的领袖，因为军队和起义者及支持者注定是会和解的，“我相信，今天在街上举起‘卐’字旗的群众，与向他们开枪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时刻，终将到来。我坚信，这次的流血，不会永远将我们分开。”

希特勒不顾法官的驳斥，继续抑扬顿挫地高声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我们建立的军队正日渐强大。即使在此时此刻，我本人也骄傲地希望，终有一天，我们的原始新兵将会由连发展为营，营发展为团，团发展为师，昔日的帽徽将会被从泥潭中拾起，昔日的旗帜将在我们面前飘扬；到那时，我们就将在‘审判的法庭’——‘上帝的法庭’——获得和解；到那时，我们准备出庭；到那时，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法庭的声音，将从我们的残骸中、从我们的坟墓中响起。因为，先生们，对我们宣布判决的不是你们，只有永恒的历史法庭，才有权对我们的起诉做出判决。”

当检察官准备宣判时，他发现法庭内挤满了为她们的偶像希特勒献花的妇女。检察官下令将花清除掉。很多追随希特勒的女人，竟要求准许她们在希特勒的澡盆里洗澡，以表达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

服刑期间在写书

从妇女到法庭上为希特勒献花，就可以看出当时德国的一些女性崇拜希特勒到了何种程度——敢情都出来练“贱”了。经过审判，希特勒获得了减刑，最终在监狱里待了八个月。

在服刑期间，希特勒著书立说，俨然已成了职业政治家。据说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已在酝酿写一本《犹太史》。现在，他已有了更好的主意。他这部书原定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在第一卷里，有篇文章叫《四年半以来与谎言、愚蠢和怯懦斗争的情况》。这篇文章叙述了希特勒的童年、在维也纳的岁月、赤色革命，以及党在慕尼黑的初期活动，等。于是，它便成了一个苦孩子受政治教育的励志故事，同时也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他不仅能够讲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这三个问题，而且还能论述议会政府的无用性、艺术的衰落、君主政体，以及战争失败的责任，等。

将政治理论付诸笔端，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牢房安静的环境中，希特勒用从典狱长那里租来的打字机，吃力地将手稿打出来。他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鲁道夫·赫斯。这个人当时也参加了啤酒馆暴动，后来自首了，跟希特勒关在一个牢房里。赫斯帮希特勒出主意，想办法，记录希特勒的口述，甚至还帮希特勒打字，这极大地方便了希特勒。

竟在狱中办集会

不光著书立说，希特勒在争取狱卒方面也做得很出色。他已将监狱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争取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这边来，连典狱长也允许希特勒房中的灯光亮到午夜以后。看守工作变得松弛起来，犯人们竟自己发行了打印的地下报纸。这份报纸办得既轻松，又严肃。头版头条的文章，一般都由希特勒撰写，他也经常为这份报纸画讽刺漫画。

除了为犯人自办的这份报纸写文章、画漫画，希特勒竟然还在监狱里组织晚间集会，连派来偷听的看守都被他的演讲迷住了。一般集会结束时，希特勒总是高喊“万岁”，每当这时，人们便会不约而同地唱起在起义那天唱的歌：

即使他们将我们出卖，

或将我们当牲口虐待，

我们深知我们的事业，

忠诚祖国，责无旁贷。

胸怀之希特勒精神，

永不磨灭，

永不磨灭！

希特勒冲锋队，

东山再起终有期！

采取新的策略

1924年12月，希特勒出狱了。1925年，《我的奋斗》首次出版；同年2月，纳粹党重建，希特勒再任党的领袖。此后几年，纳粹党几经起伏，终于等到了最好的机会。

人们生活得越差，对纳粹党来说机会就越好——这个最好的机会，就是发生于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惨到了什么地步呢？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德国1933年的经济规模，跌到了1896年的水平，倒退了将近40年，直接退回到19世纪威廉二世时代。整个德国有几百万人失业，经济一片萧条。当时的情况比法国人制造鲁尔危机时还惨。有个德国老兵叫戴林，他回忆说，1933年以前，自己的全部记忆就一个词——饥饿，一家五口，就靠父亲工作，而父亲又老失业。那时候，全家每个星期从政府领到的救济金只有七马克，每天只能花一马克，而这一马克要管五口人一天三顿的饭食，所以我们那时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德国至少有一半人受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活不下去。人们能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少得可怜的土豆和面包。母亲把土豆煮得稀烂，捣成泥、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新鲜蔬菜、水果一点儿都没有，人的生长发育你说能好得了吗？

从这个德国老兵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德国社会的凄惨状态，而魏玛共和国对此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不对其进行救助。残酷的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境——德国需要强人，时势造英雄，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而这时，希特勒的策略也在调整。他宣布，鉴于目前的情况，党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希特勒说：“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策略，因为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老元帅的尴尬

为了执行新的策略，希特勒到处演讲，到处拉选票，纳粹党的国会议席在经济危机中不断增加。希特勒发挥口才优势，庄重承诺：如果纳粹党上台，将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令人着迷的、幸福的未来！他用社会主义吸引下层人民；他许诺恢复德国经济，拓展生存空间，以获取大资本家的支持。德国的各阶层他都尽力笼络，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咸鱼翻身的机会就到了。

1932年4月，德国总统大选，希特勒和兴登堡同台竞选。兴登堡是一战时的德军元帅，又是第二帝国重臣，一直对威廉皇帝忠心耿耿，桌上随时摆放着威廉皇帝的照片。但他毕竟年事已高，跟希特勒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居然要跟这小子一起竞选？老元帅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一战下士，可实际情况是，兴登堡经过两次投票，才击败了希特勒。

兴登堡虽然再次当选为总统，可他面临这样一个局面——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逐渐增多，这局面使得兴登堡不管是否情愿，最后都必须让希特勒染指权力。

不让当总理？没门

1932年7月，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得票数比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总和，还多出50万票。纳粹党的得票数占总投票数的37.3%，在这种情况下，按照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首应该出任政府总理。问题是，希特勒没有任何管理政府的经验，他是靠街头暴力起家的，从来没治理过国家，此前连科长都没当过。因此，总统兴登堡拒绝当时的总理巴本辞职，只答应让希特勒当副总理，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历史上的变革，总共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新司机走老路，还是那条老路，只不过换了个新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都是这种类型；第二种呢，是老司机走新路，路是新的，虽然不知前途是否凶险，因为以前谁都没走过，但我是个老司机，经验丰富，可以把车开得又好又稳，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属于这种；第三种是新司机走新路，这种是最危险的，司机既没经验，又不知道前途如何，中国的辛亥革命就属于这种。

希特勒呢，属于第三种，典型的新司机走新路。他没有任何从政经验，想干的事又是以前体制内没人干过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是最不靠谱的。而总统兴登堡则属于老司机走新路，多少还靠点谱。所以，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特勒当然不干。

就不让你当总理

其实，希特勒曾考虑过接任副总理，但后来还是没答应。他不想吃半块面包，要来就得来整个的。他在与巴本争吵时说：“在向罗马进军后，意大利国王是否提出让墨索里尼当副总理？”这话体现出他想学墨索里尼，因此他举了这个例子，而墨索里尼是当了总理的。

当希特勒会见兴登堡时，他再次要求担任总理。兴登堡非常瞧不起希特勒，大喊道：“不行，不论是在上帝面前，或是在良心和祖国面前，这都是不行的。”兴登堡是老司机、老派军人，看不上希特勒。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希特勒跟兴登堡会晤之后，不但没当上总理，甚至连报纸都发出号外，说总统斥责了希特勒，把他骂了一顿。为此希特勒非常恼怒，一度离开了柏林。不过，希特勒已经预感到，自己离胜利只差“一里路”。于是，他调整行动策略，对纳粹党进行重新包装，使纳粹党徒改变了以往好斗的街头打手形象。当新国会开幕之后，纳粹党徒表现得非常平静，反对派发言时，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没在国会里大吵大闹。这样得体的行为，使戈林当选了国会议长。

戈林当选为国会议长，这对纳粹党来说是件好事儿。不过这个时候还有一件好事儿，正中希特勒下怀，令希特勒又惊又喜——共产党向巴本政权提出了《不信任案》。对此，希特勒下令纳粹党不要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提案，结果《不信任案》获得了通过，巴本下台，这等于帮了纳粹党的忙。这之后举行了议会选举，纳粹党丢掉了200多万票，少了34个议席。从表面上看，德国人民对纳粹党的狂热正在消退，实际上，这时让希特勒出任总理的请求信不断向总统府涌来，其中包括像克虏伯、西门子这样的实业巨头，就连刚退职的巴本都开始支持希特勒。1932年12月，兴登堡却出人意料地任命施莱彻尔为总理，这是德国自1890年俾斯麦去职以来，第一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

为了控制纳粹，施莱彻尔希望实行“军事专政”，但被兴登堡拒绝。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之后，主要政党都把施莱彻尔当成了人民的敌人，因此施莱彻尔很快就被抛弃。1933年1月底，施莱彻尔内阁辞职。

我还是当上了总理

施莱彻尔内阁辞职后，兴登堡再次提议巴本出任总理。但总统顾问告诉他，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希特勒，兴登堡这才同意有条件地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的条件是，由巴本出任副总理，并指定一名国防部长。希特勒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发布《授权法》，授予他超越恺撒的总理权力！

完事之后，正当纳粹党欢庆希特勒即将出任总理时，可能发生兵变的消息传来。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场虚惊。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正式任命为总理。由于厌烦，兴登堡并未亲自委任希特勒为总理，总统这样瞧不起总理，还是首次。他也没对新内阁致辞以表示欢迎，甚至连未来的任务也没交代。宣誓仪式极为简短，就像强迫的婚礼。然而，希特勒并未让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无声无息中度过。希特勒发表了演讲，在庄严地宣誓将维护《魏玛宪法》后，保证，将在国会中找到多数，使总统不必再签署紧急法令。同时，他还承诺将解决经济危机，使被痛苦和争吵搞得四分五裂的德国重新凝聚为一体。他在快说完了的时候停下来，等待兴登堡能来几句赞扬的话，但这位元帅似乎让部队解散似的，只是说：“现在，先生们，与上帝一同前进吧！”

希特勒——这个连高中都没上的人，这个未能考取美术学院的人，这个在维也纳街头当过流浪汉的人，于1933年1月30日当上了德国总理。他曾说：“永远不要轻视一个年轻人，因为他有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这话虽出自恶魔之口，但意思是对的。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那天晚上，2.5万名纳粹党徒手持火炬，在总理府前的广场上举行火炬游行，用火炬摆出了纳粹的弯钩十字。当游行队伍经过总统府时，兴登堡总统站在阳台上往下看，说：“哎哟，看来孩子们抓了不少俄国俘虏，打胜仗回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兴登堡总统这时候已经老糊涂了，颠倒时空了，他居然把纳粹党徒的火炬游行，想成了是一战的胜利游行！

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后，准备采取一系列手段干掉对他不满的反对派，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德国共产党。于是，纳粹制造了“国会纵火案”。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笑话，发生在1933年2月27日，即希特勒上台不到一个月。这天晚上，国会议长戈林的副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戈林的办公室喊：“部长先生，国会大厦着火了！”戈林看了一下表，吃惊地摇了摇头，说了一句：“这么早？”作为国会议长，国会大厦着火了，你应该很着急地赶紧去救火，你冒出哪句也不该是这句。这个笑话说明，很多人心里已经认定，国会大厦的这把火，就是纳粹党自己放的。

不过，针对这个著名的国会纵火案，现在有另一种说法，说整起案件是前共产党员卢勃个人做的，跟纳粹、共产党都没关系，希特勒事前并不知情。但这也有疑问，那么大的国会大厦，那个年代又没有现代炸药，靠一个人就能把国会大厦点着了？这姑且算一家之言吧。

消除你的痛苦

对于国会纵火案，纳粹党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希特勒对现场采访的记者说：“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这说明，他还不敢肯定是共产党干的，只是希望如此。他接着对记者说：“你现在看到的，将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这件事就像共产党对巴本提的《不信任案》一样，给希特勒帮了大忙。他整垮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这些左翼政党的机会来了。希特勒借着这场大火，颁布了《国家紧急法》，又叫《消除国家和人民痛苦法》。那究竟怎么个消除法呢？就是取消《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公民权里所包含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通信和电话谈话保密、集会结社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通通都被取消了，你什么自由都没有了，你就不痛苦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记得我小时候，老师上课时经常会贬损西方民主，那会儿觉得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老师说：“你看他们的选举什么玩意儿啊，把希特勒给选出来了。”

这个太保不一样

《国家紧急法》一颁布，人民的自由被剥夺了，德国其他政党的力量亦被削弱，这样纳粹专制统治就建立了起来。纳粹统治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成立秘密警察组织，这个秘密警察组织被称作盖世太保。这个“太保”跟《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不是一概念，它就跟纳粹一样，是音译的。那这个盖世太保是怎么回事儿呢？

盖世太保由党卫军控制，是党卫军最著名也最骇人听闻的机构，同时也是纳粹党对本国人和占领国人民进行特务统治的工具。它最初被称为秘密警察处，随着纳粹统治全欧洲的需要，人数逐渐增多，到1944年盖世太保已有4.5万名成员，他们的职责就是镇压任何反对帝国的行为。历史上，所有的独裁政权都实行这种秘密的特务统治。党卫军还有一个安全情报机构，德文缩写是SD。SD有几万名职员，另外还有十多万名告密者。

党卫军的诞生

说到盖世太保，就不得不提到盖世太保的领导人，也就是党卫军的头目希姆莱。

希姆莱生于1900年，比希特勒小十几岁。他是一个没有领路人的追随者，一个孤独的探索者，一个被剥夺了大战机会的军校学生。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导师，这个人生导师就是纳粹冲锋队的领袖罗姆。罗姆领着希姆莱参加过啤酒馆暴动，但希姆莱在啤酒馆暴动中是个很不起眼的小角色。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罗姆手下的1500名冲锋队员就变成了希特勒的私人部队。希特勒又从这1500人中招了120人做他的保镖，这就是党卫军的前身。

1925年，希姆莱加入了党卫军，他在党卫军中的证件标号是168。那时候党卫军人员已经扩充了，这表明有167个人比他资格老，但后来他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因为他毫无过错，野心勃勃，而且为人古板，没有乐趣，很像典型的德国人，做事一板一眼，没有什么幽默感。他很快就在纳粹党中得到了希特勒的赏识，可能是他跟希特勒有过类似的生活体验吧。1936年，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首脑，具体组织实施法西斯恐怖统治。

希特勒看出希姆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办公室管理者、高效的文字专家，而且希姆莱很清廉，就靠工资生活，不像戈林那样奢华。希姆莱还非常崇拜希特勒，他跟希特勒坐一起的时候，只坐半个屁股，非常恭敬地拿个小本，把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所以，不管希姆莱和希特勒的助手们怎么争权夺利，他都从来不会对元首构成威胁。对此中国古代也一样，在皇帝眼中，忠诚最重要。你这个人贪污不要紧，你有短儿攥在皇上手里，皇上没准儿还愿意这样。就怕你一介不取，耿直廉洁，像岳飞那样，皇上拿你没辙。皇上就怕岳飞这样的，不怕贪污受贿的。

希姆莱恰恰符合忠诚。到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就让希姆莱负责建立一支党的精英部队，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部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原来的纳粹冲锋队已经不可靠了，冲锋队已发展到将近200万人，到处惹是生非，口碑极差。更关键的是，冲锋队不仅跟德国国防军不和，还跟工业巨头发生冲突，而这时候希特勒已经上台了，他认为冲锋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可冲锋队头子罗姆想搞“二次革命”，把工业巨头的命革了，但希特勒需要这些工业巨头的资金支持。

因此，希特勒要希姆莱脱离冲锋队，另立门户。希特勒在1930年就切断了党卫军跟冲锋队之间的组织联系，之后冲锋队的领导人便没资格再对党卫军发布命令。希姆莱聪明，立刻给党卫军设计了新制服，新制服是黑色的，拥有银色的肩章、圈银边的领章，上白下黑，黑白对比非常漂亮。这成功地迎合了喜爱制服的德国人。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党卫军，一支新的纳粹军事力量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党卫军的人数，从1931年的2000人增加到1932年的3万人，而且不断有像年轻贵族这样的精英人士加入，这些人是希姆莱这支党卫军的骨干力量，比如威廉二世的皇太子就加入了党卫军。此外，还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加入，这部分人包括可以帮助希特勒，使其统治合法化的律师，以及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下层社会中优秀的年轻人。这样，希姆莱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纳粹党掌权之后，接连不断的麻烦使纳粹党同冲锋队摊牌不可避免。作为总理的希特勒，无法再容忍冲锋队扰乱他的计划。

共和国名存实亡

1934年6月，希特勒通过希姆莱及其助手海德里希，制造了“长刀之夜”事件，以冲锋队即将发动政变为由，铲除了冲锋队头子罗姆，解散了冲锋队，巩固了纳粹党的势力。

党卫军完全取代冲锋队之后，盖世太保更加横行无忌，纳粹党的专制统治逐渐在德国形成。之后纳粹政府修改了《魏玛宪法》，通过一系列法令来剥夺人民的权利，取缔了其他政党和工会。这样剩下的唯一政党，就是纳粹党及其附属团体，共和国已名存实亡。

在武力威慑下，希特勒导演了一系列相互配合的国民投票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实际上是想向德国人证明民主是多余的，应该从法律上剔除，只相信他希特勒的个人统治就行。第一次国民投票是在1933年11月12日，这是为了通过希特勒已经做了的一件事——德国退出国联。这次投票，超过95%的德国人选择了同意。

在这期间，纳粹分子进行了疯狂的宣传，像往常一样，希特勒总是冲在最前面，他声称：只要所有德国人团结得像一个人，帝国就可以获得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他用自己作为号召，说：“接受我当你们的元首吧，我不属于任何阶级和团体，我只属于你们！”被群众的情绪所打动，帝国内阁通过了一项希特勒提出的法令，宣布纳粹党是德国的官方代表，从此德国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

1934年8月2日，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兴登堡病逝。按道理说应该选新总统，因为希特勒只是总理。可希特勒在8月19日，即总统病逝两周多之后，便要求德国人民立刻通过一项匆忙制定的法令，将兴登堡的总统职位跟希特勒的总理职位合二为一。纳粹党说服了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演说，敦促所有德国人投票赞同，把其父亲的职位移交给国家元首。奥斯卡本人也是支持纳粹的。第二天，8月20日，3800万德国人投了赞成票，同意希特勒做德国元首，德国在这时候才被正式称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希特勒自称“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

这会儿再也没人能管希特勒了，他的独裁统治已完全驶入快车道。但这对于德国人来说没什么，反正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100多年来，德国就没有议会民主的传统，民主体制的削弱，对他们来讲，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儿。

热火朝天搞建设

虽然希特勒鼓动得很到位，但德国民众也不傻，他们只是更现实。纳粹党能够上台，是借了经济大萧条、人民生活困苦的机会。你上台就得解决问题，光说不练可不行。

因此，希特勒当政之后，就开始不遗余力地讨好德国人。他着力于解决就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问题，他最了解老百姓想要什么。纳粹上台之后，便把物价冻结在大萧条时的水平，防止了又一次通货膨胀。同时，希特勒大规模重建武装，一方面实现对军队和资本家的承诺，一方面为上百万失业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兴建大型公共项目，这不仅可以提供就业，还可以让德国民众真切地感受到，国家正在发生一些激动人心的变化。

针对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国采取的是罗斯福新政，德国走的是法西斯道路。甭管罗斯福新政还是法西斯道路，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国家干预。罗斯福新政是国家干预，希特勒这一套东西也是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的结果很明显，我建立重工业，发展军事工业，不光需要人，还需要机器设备。这些东西虽然跟老百姓的生活没关系，可重工业来钱，造一艘潜艇多少钱，烤一个面包才多少钱？所以一大力发展重工业，工厂就活了，工厂活了就需要大量人力，需要大量人力老百姓就可以加入其中。光这还不行，我还要建机场，修高速公路。最令人称道的是德国修建了全国高速公路网，2000多英里，汽车可以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希特勒还许诺给每个劳工家庭配一辆汽车，大众牌的，大众这个名字就是希特勒起的。

国家这样大力兴建各种项目，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工作，那好吧，德国在扩军，你可以加入德国国防军。

通过这一系列运作，纳粹党执政后对国家治理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一年后失业人数下降到300万，是原来的一半；到1937年，下降到110万；到1938年，基本上就没有失业工人了。纳粹党执政五年就解决了全民就业问题，而且劳动力供不应求，飞机、坦克、机枪成千上万地从德国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当然，也生产了些高质量的照相机和玩具，你得满足人们的需要。

得到的好处多

其实，老百姓普遍有个认识——谁当皇上，我不是在家炒土豆丝呀，只要你能让我炒得上土豆丝就行。希特勒这时候不光能让你炒土豆丝，还能让你炒牛肉丝。希特勒的备忘录中记载，最引起他关注的，就是德国失业的劳工阶级。

希特勒把全国的工会团体变成了一个大团体，叫德国工人阵线，就是德国全国总工会的意思，任命罗伯特·李——这是一个极端纳粹分子——来管理工人阵线，他这名字有点像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总司令的名字。

罗伯特·李把自己扮演成穷苦农民的儿子，声称自己深知穷困和资本主义剥削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并承诺将为大众工作。他要求雇主不能再随便解雇工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任何一个老板，不经政府同意不能再解雇工人。这个买卖是你的，但用人权是政府的。德国工人阵线不是真正的工会组织，而是政府下辖的一个机构，级别可能是正部级。

德国工人一周的工作时间，由原来的60小时延长到了72小时，但很少有工人抱怨。因为工人那时候一周的平均工资达到了35马克。1932年领失业救济金的时候是每周7马克，现在是35马克，他们的收益涨了，得到好处了，当然没人抱怨。但是，工人工资总数中的一成半到三成半要用来缴税及缴党费，即便你不是纳粹党员，因为你要感谢纳粹党，也得缴。没有纳粹党，你能过上今天的美好生活吗？

但工人们还是觉得削减的部分很少，得到的多数是好处。另外，德国工会头子罗伯特·李经常鼓吹：人们精神的满足比物质的满足更重要。所以，希特勒政府就为人们提供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比如延长工人的休息和娱乐时间，这是工人非常欢迎的。除此之外，纳粹党还能让人们去度假，去听音乐会，去看体育赛事和剧场演出，票价都十分低廉。欧洲人跟咱们可能不太一样，咱们过去温饱问题是最主要的，而欧洲人精神上的追求更多一点。怎样证明你是一个贵族？不是看你满身LV你就是贵族，你得欣赏得了歌剧，看得懂芭蕾。因此，欧洲即便是产业工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是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给工人提供这些，工人当然非常高兴。

就是欺骗你

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以为都是低票价比赛、免费音乐会？哪儿那么多白吃包子的事啊，你要想上桌吃饭，就得下厨帮忙。实际上，这些成本都已从工人工资当中扣掉了，而且不管你愿不愿意参加。你说我不懂歌剧，那不管，票钱已经从你工资里扣了。纳粹党给这些活动做了个概括，叫“娱乐带来力量”！这些活动的覆盖面，到20世纪30年代末，已达到2500万人，德国当时的人口是6500万。

纳粹党所倡导的娱乐还包括坐游轮，德国的工人家庭可以坐游轮出去旅行。纳粹党提出消除所有阶级差异，将坐游轮又推向另一个高潮。怎么个消除法呢？就是乘客不论身份、地位，皆抽签决定你的舱位，这不像“泰坦尼克”号似的，贵族小姐在头等舱，小混混在末等舱，你所属哪个舱位，完全由抽签来决定。对工人来说，这最公平了，你抽到好签就可以坐头等舱。1934年5月1日，有个工人和海德堡大学校长一起驾着一辆四轮马车，奔驰在海德堡大街上。当时罗伯特·李就曾说，工人会看到我们在很严肃地对待“提升他们社会地位”这个问题。

但这都是假象，德国的新闻机构都受到严格控制，只准说好听的，不许报道负面新闻。比如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告诉读者，捡垃圾的是劳动者中的贵族，理发师任务更艰巨。希特勒本人曾当过建筑工人，他表面上给人们尊严，实际上纳粹是在残酷压榨工人，压榨农民，但由于纳粹在宣传中将人们的地位抬得很高，这便使得工人、农民死心塌地，不知反抗地为纳粹党服务。纳粹党付出了一些蝇头小利，挠你最痒的地方，你最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特别会挠老百姓的痒痒肉，但这实际上是欺骗。

实施诸多措施后，德国的产业阶层已完全被纳粹党控制住。接下来纳粹党要控制的，就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希特勒曾毫不掩饰地说，他要依靠孩子们，来实现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梦。在希特勒当上总理之前，他就已开始讨好青年。1926年，作为一个还在考虑如何扩大本党影响的纳粹党领袖，他就批准在党内建立了一个叫“希特勒青年军”的特别组织。1931年，他把这个组织交给了一个名叫席拉赫的青年纳粹，当时席拉赫才21岁，很适合担任青年军首领。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在一种培养军事领袖的环境中长大，他妈是美国人，祖上参加过南北战争，还负过伤。

纳粹党一上台，1933年4月，席拉赫便带领50名希特勒青年军成员，向柏林政府进发，占领了政府办公室，并对那里的官员发号施令。这个出人意料的大胆行动，让席拉赫轻而易举地掌握了600万德国青年的资料。比如他们的年龄、背景、爱好，是擅长讨论宗教问题，还是擅长乐器演奏，或者擅长爬山，等等。这次行动发起之前，希特勒青年军只有10多万人，行动之后就变成了300万。当时德国每个村子里都有纳粹党青年军的组织，一个城市或一个省区里有很多这样的组织。

对孩子进行洗脑

同时，纳粹党也实现了对教育的控制，这种控制连幼儿园都不放过。在德国的学校里，不管是谁，即使是年纪最小的孩子，他的一天也是从向希特勒敬礼开始。当时，德国内政部规定，学校在每堂课开始前，所有班级都要起立，老师要站在全班同学面前，高举右手喊：“嘿！希特勒。”全班学生要回敬：“嘿！希特勒。”当时，有位名叫加伦的主教，是个伯爵，在布道中反对希特勒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控制。于是有人插话，喊道：“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怎么能有资格谈论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呢？”加伦马上回答道：“我不允许有人在我的教堂里，批评元首本人！”这样敢于含沙射影地揭穿希特勒，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事实上，谁也没能阻止纳粹党对教育的控制。

纳粹理论甚至还充斥到各门学科的教学中，连童话故事里都有。比如灰姑娘的故事被描述成，纯德国血统的女仆和异族继母之间史诗般的斗争，灰姑娘是德意志血统，她的继母老虐待她，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异族，这样故事就变成了反抗外族侵略。灰姑娘为什么能够从她悲惨的命运中被拯救出来呢？因为同样拥有纯德意志血统的王子，凭着直觉，受到血的召唤，才把她拯救出来。连童话都被纳粹利用了，不过这很有效。

另外，在生物课上，德国学生还被教育——你金发碧眼，那就证明你是雅利安人，你比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优越。但问题是，希特勒也是黑头发，希特勒不也可能有斯拉夫血统吗？这个他们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历史课中更是充斥着种族主义。老师教育学生说，德国历史上有一条连绵不断的线，从查理曼大帝延伸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再到阿道夫·希特勒——把希特勒的名字，跟德国所有伟大英雄的名字并排放。地理课则强调德国需要生存空间，我们需要向外扩张。

这还不算，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竟然连数学课上也充斥着纳粹的种族理论。比如说，有本小学数学教科书上问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家庭必须有几个孩子，才能确保德意志民族血统的延续。希特勒给出的回答是，得有四个孩子。还有一道题，说政府养一个精神智障人士每天花4马克，养一个瘸子5.5马克，养一个罪犯3.5马克。据准确的统计知道，德国境内有30万人在公共医疗机构接受护理，而每对夫妇结婚要借贷1000马克。如果不救助智障、瘸子和罪犯，那我们每年可以省出多少钱，来贷给需要贷款结婚的夫妇呢？算出这道题的答案需要一些时间，但这里面所隐含的意思，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从小在这种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人，纳粹理论和教条肯定会深入他的血液当中。希特勒当权三个月，就把德国所有年龄在10～18岁的青年，团结在希特勒青年军周围，男生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军，女生要加入德国女生联盟。年轻人要接受一套为了将来服务德国而从精神上、肉体上强健自己的课程。他们要在德国的边境森林安营扎寨，帮助农民收割庄稼，练习统一的步调，还要学会不断重复纳粹的口号：元首你是我们的领袖，我们以你为荣，德国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才仅仅是开始，阿门。

培养目标很明确

希特勒青年军的数量，在1939年二战爆发时达到了890万人。不要小看这些人，很了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在纳粹德国，对于肌肉和臂力的训练要比智力重要得多。希特勒青年军也好，女生联盟也好，非常看中体育成绩。希姆莱从小体育不好，因此不能获得国家体育奖章，所以连希姆莱都曾拼命锻炼身体。纳粹非常看中身体的强健，希特勒曾说过：“对智力的培养和训练作为次要目标，对于国家来说，一个智力平平但身体健康的人，要比一个受过教育但身体孱弱的人有价值得多！”元首不需要你思考，元首替你思考，你要身体健康，当一个合格的战士，这是最好的。

所以，希特勒青年军特别强调体能训练、肌肉训练、战斗游戏，这种训练时间很长，时不时就有野外训练和各种竞赛，使全德国希特勒青年军小组应接不暇。在各种竞赛中，优胜者可以获得奖杯、奖金、奖章，甚至可以面见一次元首本人——德国人很喜欢这一套。很明显，纳粹党这种有针对性的体能训练，目标就是要培养一批有朝一日能够集体为德意志而战的战争狂人！希特勒青年军有一句格言是这样讲的：让任何贬低我们集体的东西都灰飞烟灭！

而且，希特勒青年军开展的这些训练，都特别注重其潜在的军事用途。比如航海，全国范围的大航海，小孩会被带到离营地几英里远的地方，然后将你丢下，让你自己找路回家。到了后来，所有的希特勒青年军小组都成了德国正规军的分支，6.2万名希特勒青年军海军成员登上了海军的训练船。希特勒青年军的摩托车队大概有10万人，跟在纳粹突击队后面，在田野上呼啸而过。另外，还有7800名穿着整齐制服的青年，属于希特勒青年军的空军分支，他们铸造飞机和滑翔机模型，在取得飞行员合格证之后，就开始驾驶轰炸机和战斗机，在空中自由飞翔。

德国人为何会打仗

德国人为什么那么擅长打仗？苏德战争爆发后，在东线如果干掉一个德国兵，就要死十个苏联兵。因为苏联兵很多没文化，没受过什么训练，甚至连枪都没摸过。在西线如果打死一个德国兵，可能要死两三个英美士兵。曾有人问蒙哥马利元帅，以咱们现在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要比德国强大得多，可为什么咱们打德国还那么费劲，咱们死了那么多人，才将德国打败？蒙哥马利元帅说了一句名言：“我们打仗是国家让我们打仗，他们打仗是因为他们爱打仗。”德国人不但爱打仗，还很会打仗。十几岁的孩子都受过严格训练，后来苏联红军包围柏林时，最小的反坦克火箭手才12岁，击毁了两辆苏联坦克。

除了军事训练，希特勒青年军还建立了50所学校，其中有31所是政治学院，这31所政治学院里面有28所男校和3所女校。这些学校专门培养未来纳粹的领导者，相当于纳粹的团校、党校，在这些学校里，最小的孩子只有10岁。在这种军事体制的管理下，课程包括对国家政治的思考。这些学校的学生还会被送往矿山、工厂工作，然后要求写一份报告，描述这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的孩子被选中上这种学校，那你无权拒绝——党挑中你，要培养你，这是你的荣幸，你不能不识抬举。曾有一个寡妇，拒绝校长推荐他的儿子去上这种学校，她马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对方威胁她说，你最好改变主意，你儿子并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是德国人民的财产，不是你的，你说了不算。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希特勒青年军的训练就带有更明显的军事性。一个希特勒青年军小组的领导人曾说，我们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用枪的手法能够像男孩子运用手中的钢笔一样自如，一个国家的人民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书法，却不花一点儿时间讨论枪法，我们觉得这是件挺奇怪的事情。每一个德国士兵，在入伍之前就已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并且对入伍之后的集体生活、枯燥的军事训练非常适应。同时，希特勒青年军还有自己的机枪学校，专门教男孩子们如何射击。战争开始后，15岁的男孩就要参加为期三周的野营，接受步兵训练，到后来，甚至不到10岁的男孩都要参加防空训练。到1945年时，曾有一个跟希特勒青年军炮兵对峙的美国军官回忆，说与其让他们投降，不如让这些男孩子战斗，直至死亡。他们已把纳粹教科书中极力渲染的法西斯教条深植于心，觉得自己一出生就是要为德意志而死。这个想法非常可怕，等于所有的青年人都被纳粹政权牢牢地控制住了。

这个部长会煽情

纳粹也很擅长对德国人进行思想控制。对人进行思想控制，首先就要剥夺人的判断力，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的煽动显得尤其重要。而煽动是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拿手好戏，举个例子说吧：在德国全面战争开始前，他有一次演讲，历时2小时15分。戈培尔私下安排好了演说的每个细节，为他说的每句话精心设计了感情效果。他头顶上方悬挂着用巨大的黑字写的横幅“全面战争，最短的战争”。1500名听众从全国乘火车、飞机、汽车来到体育馆听他演讲。前排坐的是纳粹党和政府的精英，包括党的部长、大区的区长、政府的部长以及武装部队的指挥官，后面是戈培尔安排的来自德国各界的代表，比如艺术家、教师、工程师、办公室人员、零售商和普通士兵等。同时，他安排在东部前线受伤的老兵们以及护士，坐在演讲台前。这些老兵伤口处的绷带和护士们的红十字，在一排排黑色、褐色制服中显得非常抢眼。德意志的广播网络，已经准备好了向全德国每一个地区直播演说。

戈培尔的演讲重心，包括十个问答。这种方式使他能够很好地发挥演讲天分，并使现场的观众情绪高涨。他首先说：“我问你们，你们相不相信在元首和我们所有人的努力下，我们会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你们是否决定为了争取胜利，愿与元首同甘共苦，甚至愿意承受最大的生活压力？”人们当然都说愿意，体育馆内回响着大家赞同的声音。然后他接着说：“我问你们，为了最后的胜利，当元首命令你们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甚至14小时、16小时时，你们会听从元首的命令吗？你们会竭尽全力吗？”众人再次回答：“会的，我们愿意。”其实这帮人代表不了德国人民，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这时体育馆内旗帜飘扬，人们高喊“希特勒万岁”和“我们跟随领导人”的口号。

此时，戈培尔开始问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我问你们，你们要全面战争吗？如果这场战争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全面、还要激进，你们还要它吗？”就这样，戈培尔问完了他的十个问题，人们站起来鼓掌欢呼。戈培尔说：“你们告诉了我你们的答案，你们是德国人民的一部分，你们的态度就是德国人的宣言。”戈培尔用极具震撼性的话语进行总结，把群众的情绪带到了顶峰。他说：“现在国家站起来了，冲啊！打破束缚吧！”当时一名德国记者说，如果戈培尔问，你们愿意去死吗？这些人肯定也会说愿意。几百万通过收音机听戈培尔演说的人，同样也激动不已。

鼓动人民反犹太

纳粹有了戈培尔这样的超级鼓动家作为宣传部长，那德国的外交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按希特勒的意图去制定。纳粹的对外政策就是希特勒的双重理论——种族论和生存空间论。种族论就是赤裸裸的反犹主义。

犹太人大概是世界历史上最命途多舛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不止一次亡国，亡国之后流散到世界各地。几千年来，他们保持着最独特的信仰——犹太教。他们认为犹太人（或称以色列人）是跟上帝定了约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因此犹太人拒绝改宗教信仰，他们并不信奉基督教。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全民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不信奉基督教，你在欧洲人眼里就是异教徒，你当兵、当官这些路都走不通，怎么办呢？只能经商，当时欧洲也跟中国古代似的，商人的地位不是很高。由于犹太民族命运太坎坷，他们觉得在哪儿都不安全，只有掌握财富才有安全感，所以他们一经商就拼命攒钱。犹太教有规定，犹太教徒之间借贷不能收利息，这样的话，那我就只能等非犹太教徒借贷时收高利息，其实这便是放高利贷。这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犹太佬特别精明，放高利贷，都吝啬，难以融合。这种印象加深了欧洲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仇恨，异教徒发了财，你说有天理吗？异教徒发了财之后还那么抠，为富不仁，这简直是世间最操蛋的事儿！这样一来，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化，尤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纳粹党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把仇恨引向了犹太人。实际上，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时，德国人口是6500万，犹太人还不到1%。但纳粹宣传说德国拿犹太人没办法，每一个阴谋后都有犹太人的身影，甚至一战德国投降，也是犹太人干的。犹太人控制了国际金融网络，使德国陷于贫困。纳粹分子还说，犹太人在肉体上都是令人厌恶的，他们淫秽，性欲旺盛，是生命的低级阶段，使我们心爱的德国人民成为奴隶。希特勒在国会公开就这么讲：“犹太寄生虫利用我们的怜悯对国家进行掠夺，我们的人民因为这个种族的存在而陷入不幸。”戈培尔更直截了当地说：“犹太人应该对所有的事情负责。”

为了对付犹太人，戈培尔的宣传部起了很大作用，他利用广播、电视、电影，甚至小人书、宣传画、传单进行鼓动，哪儿有问题哪儿的犹太人就应该被抓起来。对此这里有个笑话——要求抵制犹太商店的代言人尤里乌斯·施特赖歇尔，收到一封从北方小城发来的电报，上面写道：“立即派遣犹太人来，否则无法进行抵制！”

虽是笑话，但足以说明纳粹迫害犹太人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为此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叫《犹太嫌疑犯》。影片结尾，老百姓对犹太人执行了死刑，这等于是鼓励滥用私刑。这部电影在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百姓被忽悠起来了。1940年9月上映后，到了圣诞节，这部电影在柏林66家影院都已播映过。

水晶之夜并不美

随着希特勒权力的膨胀，反纳粹立场以及犹太裔的记者和编辑被逐出了新闻业。野蛮指责犹太人的出版物充斥着各个报亭。到20世纪40年代，纳粹老兵、希特勒的老上级马克思·阿曼领导的帝国新闻院，控制了德国70%的出版业，就连儿童读物中也充满了仇恨。在这些读物中，日耳曼人被描述成了强壮、金发碧眼的幸福的人，犹太人则水肿、黝黑、满腹祸心，是帝国最大的恶棍。

1933年4月，希特勒刚刚掌权三个月，纳粹就发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非雅利安人都退出行政事务。这是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一个预兆。此后，犹太人被有系统地剥夺了工作和财产。忍受暴力和残忍行为，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做礼拜的地方被玷污，他们的商店被洗劫，老人和年轻人被拳头、棍子打翻在地，妇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被调戏。一些悲观的犹太人逃离了德国，但乐观的犹太人怀着对上帝和祖国的坚定信仰，希望能够平安地躲过纳粹的迫害。不幸的是，他们大部分都死于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在焚尸炉里化为一股青烟。

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1938年11月9日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对待他们的方式，从压制性立法升级为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纳粹领导人以一个犹太难民杀死了一名德国军官为借口，命令下属疯狂报复。那天晚上到次日凌晨，纳粹暴徒洗劫了所有的城市、市镇、村庄，有系统地破坏了犹太人的财产，亵渎、洗劫了191所犹太教堂，放火烧了171处公寓楼，抢劫了7500家犹太人的商店和工厂，犹太人总计损失了2500万马克，约合1000万美元。犹太人遭受了鞭打折磨，2万人被捕后被送到集中营，100人被打死，不计其数的犹太妇女被强奸。暴乱之后，德国城市的街道洒满了玻璃门的碎片，在夜色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德国人把这场杀戮戏称为“水晶之夜”。

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犹太人中的败类。阿斯谢尔教授和科曼教授（犹太人协会的两位领导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据说，他俩被叫到纳粹头子那儿，纳粹头子通知他们说，犹太人将被送到毒气室毒死。这俩教授听说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你们提供毒气，还是由我们来办？”

重新武装德军

纳粹一方面宣扬种族论，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扩军备战，要把失去的地盘夺回来。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正式废止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军队复活的内容，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从1918年以来，德国一直秘密经营，以体育活动、业余飞行俱乐部这些形式出现的德国军队开始重新武装。希特勒确信，凡尔赛诸国不会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对于对重整军备感到警觉的人，希特勒发表了一个演说，实际上就是欺骗。

他说，作为德国荣誉和利益的保护者，德国政府希望拥有足够的实力，不仅能够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完整，而且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敬意，并共同保护广泛的和平。因为在这个时刻，德国政府比全体德国人民，甚至比整个世界都早一步觉醒，他坚决保证绝不超出保卫帝国荣誉和自由的界限，特别是绝不会为制造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而重新武装德国。相反，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希特勒说：“通过重新武装，德意志帝国政府表达了一个满怀信心的希望，即重新获得荣誉的德意志民族，能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有权在与其他国家自由和开放的合作中，创造出一种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的环境。”

这年的11月1日，希特勒要求所有1914年出生，21岁，身体健康的男性公民全部参军。义务兵役制的时间是12个月，志愿兵役制时间更长，犹太人被排除在义务之外。按照新的计划，德国军队拥有36个师，原来《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是7个师，10万人，现在是36个师，55万人，而且未经国联同意。

一生最紧张的时刻

德国不仅重新武装了德军，还恢复了《凡尔赛和约》中禁止的四种武器：坦克、重炮、飞机和潜艇。虽然当时德军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还不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但军队的训练如火如荼，看当时的纪录片，德军士兵所有的技术动作都非常熟练。

一年之内，德国的飞机产量就超过了英、法两国之和，希特勒准备让他的这支新军去试一试。怎么试呢？他让德军进入一战后被划为非武装区的莱茵地区。希特勒这么干是很冒险的，他的军队还不是英、法军队的对手。莱茵地区虽然被看成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凡尔赛和约》，它被非军事化处理了，特别是法国非常害怕在紧挨着法国边境的德国土地上出现德国军队。如果希特勒派军队进驻莱茵，这不仅是对《凡尔赛和约》的侵犯，而且也违背了《洛迦诺公约》。《洛伽诺公约》是1925年前由德国跟英、法、比利时、意大利签订的。

因此，当希特勒准备进军莱茵时，有人警告他说，法国会强烈反对莱茵地区的重新军事化，这是《凡尔赛和约》禁止的。但希特勒听完之后说，法国是不会移动一英寸的。实际上，希特勒看穿了凡尔赛国家的色厉内荏。不过，在希特勒命令军队进入莱茵地区之前，他跟那支部队的指挥官讲，如果对面的法国人动手了，你就撤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派去的是三个营1000多步兵、骑兵，而莱茵河对岸的法军有23个师，600辆坦克，一旦法国人动起手来，这支小小的德军就会灰飞烟灭。但法国没动手，希特勒就说，他戳穿了纸老虎的面目。

后来，希特勒跟他的副官霍斯巴赫上校谈到这事儿。霍斯巴赫回忆说，希特勒讲，下达进军莱茵命令之后的24小时，是他这一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跪下来，祈求上帝显灵保佑他。结果上帝真的“显灵”了——打这以后，希特勒对外扩张的野心大增，步伐也迈得更大。

斯大林的崛起

四处打家劫舍

20世纪是集权主义风行的世纪，这方面涌现出了很多代表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绕不开一个人——斯大林。当然，至今有些国家对他仍褒贬不一，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正是指此类人。

斯大林是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父亲是皮鞋匠，算是小资产者。所以，他后来才能上富家子弟进的正教中学，这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团校。他毕业后是以神甫为职业的，欧洲封建时代基督教会掌管意识形态，神甫的地位与共产党国家的基层党委书记差不多。虽然后来斯大林没当一天神甫，但他学的专业知识并没有白费。他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转换成宗教般的教义。斯大林的父亲脾气暴躁，喝醉酒后经常打他，这可能与后来斯大林暴戾性格的形成有关。

斯大林读神学中等学校时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追随了党内左派，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斯大林入党后主要从事“剥夺”行动，打土豪分财产，四处打家劫舍，抢银行、劫火车，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当然，他掌权后御用学者从来不提他这段“辉煌历史”，以免给党抹黑。

为了在党内往上爬，斯大林拼命地讨好列宁。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还是竭力读了不少书，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写了不少著作。十月革命前他反对过列宁武装起义的主张，后来他隐瞒了这段历史，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忠实信徒。

粗暴无礼惹反感

十月革命后，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一把手，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相当于部长）。他主张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说他“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后来改名共产党）一直实行党内民主制，党内没有最高职位，党的领导集体由民主选举产生，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决定。斯大林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后来中国将这个职位翻译成总书记。在俄文及英文中，秘书与书记是同一单词，这个职位相当于一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时，掌握有一定的权力，但他刚愎自用、粗暴无礼的个人品质也暴露了出来，甚至对列宁夫人也敢辱骂。这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反感，在遗嘱中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去世后，在接替他的人选里，托洛茨基呼声很高。当时党内无最高职位，这是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列宁的领导地位不是靠制造个人迷信、排除异己建立的，而是靠他的民主作风、团结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同志的高贵品格，在革命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托洛茨基是列宁最为欣赏、信任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列宁被临时政府通缉逃亡国外，起义工作实际上是由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后来，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也是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被称为“红军之父”。如果他有一点个人野心，列宁去世后，他窃取党政军大权，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高层们的私心

如果列宁去世后，苏共中央委员会遵照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那么后来就不会发生“斯大林攫取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并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断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的事情。

列宁去世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人，却不希望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新领袖，其原因就是嫉妒，这也是民主选举领导人与个人任命接班人不同之处。托洛茨基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能说又能写；在革命斗争经历中，功勋卓著，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极高。而斯大林恰恰相反：一米六三的矮个儿，说一口乡音浓厚的俄语，完全端不上台面。

而且他在窃取大权前，见人都是一脸谦卑的神情。高层们觉得让这样的人暂时代替列宁位置，自己以后有机会可以取而代之，如果让托洛茨基上台，所有人都将黯然失色。

“伟大”领袖过生日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境，已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直到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戈达指挥安全机构，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功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苏联为斯大林50寿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文章，在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消灭新的敌人

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绝不会有青年一代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1934年1月，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风头正劲的政治局委员，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的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些谈话内容。

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包括基洛夫在内的曾帮他战胜过反对派的这些人，但现在这些人已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闻到了“阴谋”的气味

在苏共十七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的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所欺骗，他知道在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酝酿。

他闻出了聚集到十七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是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在这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基洛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少，只有3票；而斯大林得到的最多，292票。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将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而基洛夫任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曾建议基洛夫到莫斯科工作，基洛夫没有同意，仍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迷雾重重的刺杀案

1934年12月1日，是基洛夫的一个正常工作日，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的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鲜血从伤口里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次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企图靠近基洛夫时曾被其警卫人员逮捕。可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刺客就被内务部释放了。这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部告诉他们，这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相威胁。最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就此发生。诡异的是，在基洛夫遇刺时，平时戒备森严的列宁格勒州委大楼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倒地后，大楼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将凶手按倒在地。

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他是被用有篷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不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指出他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才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粗的铁棒打死的。

借谋杀案树权威

从基洛夫被刺案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着整个事件的进行，这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过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时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能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就此爆发。而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着选举基洛夫来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将“基洛夫被刺事件”变成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以及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步骤。因此他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大批无辜的人。而在以后，他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的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他却充分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特别程序”危害大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了。斯大林再指挥内务部时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

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份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被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有期徒刑10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5年。

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斯大林都亲自过目，由他或他最亲密的同事，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或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命运。

含义模糊“两面派”

在1935年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的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得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了人员编制。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义模糊的词——“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大规模的镇压与清洗，很快便降临到苏共与苏联人民头上。

多人被处以极刑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1937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时，他才开始交代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曾出席过对肃反对象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萎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其本人正常时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审判者可能利用药物或其他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曾经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内务部的鹰犬们，大多数也难逃被清洗掉的命运，暴君都是用人时脸朝前，不用人时脸朝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而这一情形，古今中外一再上演。

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犯罪分子”时，经常喝得烂醉，大喊大叫道：“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不知道谁审问我。”在这个时候，总能看到一些花白头发的受审者，把年轻的审讯者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们。

沙俄将军的感叹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人类罪恶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开始重新审查这些案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做报告时说，过去两年里已有7679人被“恢复名誉”。他们中大多数都已死去。更令人震惊的是，在1934年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4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98人，即占全部委员的70.9%，在1937～1938年期间被逮捕和枪毙。

斯大林死后，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细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向苏共政治局联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万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万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万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万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显示，从1917年到1990年，总计有385.39万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处各类刑罚，其中82.7995万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这里有一小部分死刑判决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与之相对照的是，1825～1917年沙皇俄国只判刑了625名政治犯，其中死刑不到200人。一位在斯大林监狱里长期坐牢的沙俄将军感叹，跟斯大林比起来，我们的尼古拉皇帝实在是太仁慈了，所以他丢了江山，但斯大林也做了我们皇帝想做却没做成的事——“现在牢房里关的全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

苏联红军将领遭清洗

1937～1939年国际形势极其险恶，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嚣张，已侵略了许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指挥内务部开始清洗红军中的优秀干部，在这3年中有几万名忠于苏共的指挥员和政委被杀。

1937年8月，斯大林在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发言，号召在红军中根除“人民的敌人”，并要求把他们的活动汇报上来。斯大林这番讲话之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对苏联军队提出要求：凡是和间谍多少有些关系的人都要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怀疑别人有间谍活动的人要汇报。

根据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间，镇压机构对红军的基本骨干进行了一个接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工农红军政治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区和海军舰队大部分军、师、团的大多数重要领导干部都被逮捕。国内战争时期最出色、最著名的红军将领，几乎全部被清洗。“大清洗”使苏联的军事人才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这方面，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纳粹德国一直密切关注苏联的“大清洗”，并渴望能助斯大林“一臂之力”。盖世太保把一封写有11名苏联红军高级将领“通敌”名单的信，卖给柏林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把信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把信转给了斯大林。其实，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纳粹头目海德里希疏忽了一个细节，在他点名的11个苏军高级将领里面，有3个是犹太人。你想啊，犹太人怎么可能为纳粹德国卖命呢？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假的。但斯大林就相信，他实际上是想借机整肃红军中的异己。他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就怕军队的将领对他不服。据说，苏联情报部门花了300万卢布，把这份情报买到手。结果，盖世太保把这些卢布拿回去检验，发现也全是假的。

在这场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的集团军司令；在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有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军官遭到迫害。这一切都发生在二战前夕。苏联红军骨干的损失，使不久后的苏德战争深受影响。

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清洗”是没边儿的，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不断被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部的雅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雅戈达被处决。叶若夫按斯大林的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枪毙。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乌克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来。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就和他一起消失。”

斯大林的镇压同样触及了外国共产党人。列宁的老战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兰的加涅茨基都被处决了。波兰共产党因此解体，西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的共产党也莫不如此。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共产党都受到镇压，还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中国、朝鲜、伊朗、印度等国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受到影响。

在整个大肃反运动中，只有一个人走到斯大林面前，对斯大林讲述自己对大肃反运动的看法，这个人就是斯大林青年时代的朋友——阿韦尔·叶努基泽，他讲完后不久，就被处决。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了提升，肃反过后，党内、政府内、军内出现了许多空缺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叫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叫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叫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领导全国大罢工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及其实行的大清洗，无不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斯大林热衷于扩大苏联版图，对此希特勒评价说，其原动力来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比来自共产主义的多。在这种情况下，与苏联接壤的小国，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先后被并入苏联。只有一个例外，这个国家就是芬兰。

1809年俄瑞战争后，芬兰并入俄国，成为大公国。芬兰人为“维护自治权，反抗沙皇统治，抵制俄罗斯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899年芬兰建立了工人党（后更名为芬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该党领导了芬兰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迫使沙皇恢复了芬兰的自治，取消一切俄罗斯化法令，废除四等级议会，公民（包括妇女）获得了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权。同时，农村佃农的斗争也获得了胜利，迫使地主不得随意驱赶佃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同年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原则，承认芬兰为一个主权国家，芬兰终于摆脱了沙皇俄国长达108年的殖民统治。

芬兰是幸运的

芬兰独立后，由于苏俄的干涉，1918年1月至5月，芬兰爆发了残酷血腥的内战。

芬兰电影《四月之泪》，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一名白军士兵押送一名被俘且遭凌辱的红军女战士到军事法庭受审，两人产生了一些情愫，最终那位白军士兵为救这位红军女战士而被枪杀。

芬兰内战其实是苏联内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的是，在这个战场上，红军未能取得胜利，芬兰没有像前沙皇帝国的其他区域一样，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建立了白色政权。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想象，假如在苏联内战中，红军失败了可能会怎样？

芬兰后来的结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一段白色恐怖之后，芬兰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大肃反，当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时，人们同仇敌忾地抗击敌人的入侵。并且，这个白色政权现在是社民党执政。

可是，在90年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人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来进行选择，可悲的是，人们还要根据选择的不同立场去相互残杀。据说，约8万人加入了红军，而另外8万人参加了白军。经过残酷的内战，双方数万人（当然不限于武装人员）战死或被处决。

不过，芬兰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现在懂得去愈合这种伤口。当今天不同信仰的人们，共同去祭奠当年不同信仰的遇难者时，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降临到他们身上。

芬兰的恐惧

在争取芬兰独立的过程中，芬兰和俄国以及其后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苏联支持的芬兰社会主义者起义已经失败，斯大林当时非常担心纳粹德国会进攻苏联，因为苏芬边界距离列宁格勒只有32公里，他担心芬兰会成为德国进攻苏联的根据地。1932年苏联和芬兰签署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又进一步确定此协定10年有效。

1938年4月，苏联和芬兰进行外交谈判，希望能与芬兰联合抵抗德国，并希望芬兰将列宁格勒外围领土和苏联北方领土进行交换，以达到保护列宁格勒的目的。但谈判持续长达一年也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时欧洲的形势已经开始恶化。

1939年秋季，苏联要求芬兰将边界从列宁格勒往后拉25公里，并租借汉科半岛30年，以建设海军基地。苏联割让面积为两倍的领土给芬兰作为交换，但这部分领土接近北极，除了雪和北极熊，唯一盛产的只有石头，其产业与国防重要性远远不如苏联所要求的领土。而且，苏联已于同年九十月份强迫波罗的海三小国容许苏军进驻，芬兰对苏联以谈判为出发点蚕食芬兰的可能威胁感到恐惧，遂以警戒的立场回应，11月初芬兰提出让步较少的解决方案，遭到苏联拒绝。

莫洛托夫成“商标”

眼见谈判不成，苏联军队制造了“曼尼拉事件”，宣称芬兰军队炮击曼尼拉村造成苏联士兵死亡，进而要求芬兰政府赔礼道歉，并将军队后撤20～25公里，被芬兰政府拒绝。苏联以此为借口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随即准备开战。

1939年11月30日，苏军以20个师共45万大军、2400辆坦克、1980门大炮和700余架作战飞机，向芬兰发起全线进攻，宣布在其占领区帖里约基成立芬兰民主政府，声称红军是应该政府要求越过边界的。

苏联为侵略芬兰进行了部分动员，摆开了要把芬兰一口吞掉的架势。反观芬兰，它只是一个200万人口的小国，军队总数不到3万人，陆军的装备还停留在一战水平，大炮多是1900年前后的轻炮，甚至还有1887年制造的没有现代助推装置的加农炮，坦克只有28辆一战时的法国雷诺战车和10辆左右比较现代的轻战车，芬兰唯一比较先进的只是在步兵轻武器方面，这些武器射击准确性较高。

但是，芬兰军队凭借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的坚固工事，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展开反击。苏军除在北冰洋的贝柴摩和萨拉地区与芬军交战外，在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一带伤亡较大，对芬军主阵地久攻不克。

战争爆发后，许多苏联士兵称芬兰军为“白色死神”，可见芬兰军出其不意的杀伤力。芬兰军最喜欢的目标是补给车队和野战厨房，这些目标不但容易攻击，而且还可以让大量苏军没有办法得到热食，士气受到打击。这种战术成功到什么程度呢？苏军第44师师长因败退被斯大林处决时，罪名之一就是丢掉了55个野战厨房。

在苏芬战争中，有两种武器被冠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名。苏联空军于开战首日即对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为主的大都市进行空袭，甚至使用了子母弹式的燃烧弹。然而，面对芬兰的指责，莫洛托夫却恬不知耻地称：苏联空军并未轰炸芬兰，而是为芬兰部分城市内饥饿的工人空投“面包”。因此，整个战争期间，芬兰人都将苏联空军的炸弹戏称为“莫洛托夫的面包”。

在冬季游击战期间，芬兰军大量使用发明于西班牙内战，以玻璃瓶等容器盛装石油、磷、助燃剂等物的燃烧瓶，对苏军阵地与车辆造成极大损害，由于多以酒瓶为容器，芬兰官兵称之为“这是给莫洛托夫的鸡尾酒”，于是“莫洛托夫的鸡尾酒”成为汽油弹的别称。

苏军损失惨重

1940年1月，苏军重新组织攻势，总兵力增加到46个师，以密集炮火和重型坦克在卡累利阿地峡发动总攻，空军对芬兰后方城市和交通线狂轰滥炸，突破曼纳海姆防线，芬兰军于2月26日退守维堡一线。到3月5日，芬兰军已濒于兵力枯竭、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芬兰政府在瑞典的斡旋下于3月7日派代表赴莫斯科议和，3月13日两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和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共计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占全国面积的十分之一，并把汉科港租给苏联30年。

芬兰军总司令痛楚地说：“该协定给我国的战略地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丧失了本来可以保证我们阻止入侵军队前进的全部要地。新的国界使芬兰暴露在侵略者面前，而汉科则像一支指向我国心脏的手枪。”然而，仅仅过了一年，芬兰就在苏德战争中配合德军，夺回了失去的土地。

芬兰抗击苏军，自1939年11月到次年3月，前后不过4个月，使苏军遭受了惨重损失。莫洛托夫在1940年3月向苏军最高统帅部报告的红军伤亡数字为：死亡4.8745万人，伤15.8863万人，这还只是一个大大缩水了的数字。据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透露，苏军在战争中实际受伤上百万人，死亡20万人以上，苏军全建制被芬兰军歼灭的就有第163师、第44师、第54师、第18师、第168师，第122师和第88师遭到了歼灭性的打击，被俘5.5万人，而芬兰军队只有2.3万人阵亡，4.7万人受伤（战争期间，芬兰正规军进行了扩编）。

更可贵的是，芬兰军通过战争，彻底打消了苏联吞并芬兰的企图。苏联动用大军进攻芬兰是志在必得。但苏芬战争的惨重代价，使苏联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与芬兰谈判。芬兰通过战争，避免了被并入苏联的命运，最后虽对苏联进行了一些妥协，但基本上保证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芬兰为何那么坚挺

为制度而战

芬兰抗击苏联侵略的卫国战争之所以打得这么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芬兰在独立之初还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独立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农业总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问题。

对于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一独立就公布了8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疾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顾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法律也制定了出来，有人担心政府没钱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就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哪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问的人大为担心，说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跟它拼命就是，不能让它伤害到人民。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国家等于是还没建立，又谈何保卫？”

芬兰独立后的20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们，真正尽到了国家的职责，芬兰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

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做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做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所以，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像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就连芬兰绝大部分社会主义者也没站到苏联一边，反而和同胞们一起战斗。因为，芬兰是他们自己真正的祖国。保卫芬兰，实际上就是在保卫自己的8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真正为国民着想

苏芬战争结束后，对国民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人民在战争中自发坚壁清野的损失和从苏占区搬出的难民被迫放弃的资产，全由芬兰政府进行赔偿，其中损失在6500芬兰马克以下的政府全额赔偿，由此金额往上则赔偿比例逐级递减，100万芬兰马克以上赔偿10%——这才是真正为国民着想、视国民为主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没办法不富裕，没办法不繁荣，没办法不强大。

然而，几十年来，苏联官方材料始终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芬兰挑起的，是芬兰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我们要芬兰人让给我们一定面积的领土，把边界移得离列宁格勒更远一点，这可以满足我们国家的安全需要，但芬兰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所以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还是当时任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将军说得更实在，他后来承认：“芬兰战争是我们的一大耻辱，它败坏了我军在国内外的形象，许多事情都需要做出交代。”

不用忙着交代，德国人在旁边看了个一清二楚，他们派出了许多军事观察员到芬兰观战。当他们看到苏联红军连芬兰这种小国寡民、甲兵不完、城郭不固的对手都无法应付时，无疑使和芬兰军队同样高素质且有更精良装备的德军信心大增。

爱沙尼亚屈服

在捍卫主权独立的斗争中，芬兰是胜利者，但芬兰的三个邻居——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却没能逃过被侵吞的厄运。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两国签订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立陶宛转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从德国那里获得承诺后，立即着手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波罗的海三国极为担忧。苏联驻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全权代表向莫斯科当局报告说：“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签订条约一事，首先引起了各界的警惕，害怕苏德勾结……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莫洛托夫连忙否认与德国有瓜分势力范围的任何协议，并指望与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同时要求获得军队进驻权。

9月19日，苏联借口波兰“鹰”号潜艇事件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声称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其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它的安全将由苏联来保卫。为了解除危机，爱沙尼亚外长率团赴莫斯科，请求和解。莫斯科当局趁机要求签订互助条约，并递交了苏方拟定的互助条约和议定书草案。莫洛托夫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想和我们签订互助条约，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也许是更严峻、更复杂的途径来保障我国的安全，请你们不要迫使我们对爱沙尼亚使用武力。”

莫斯科当局为迫使爱沙尼亚政府就范，不断派出飞机在爱沙尼亚领空示威。9月26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命令苏军：“立即开始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边境集结兵力，并于9月29日完成这一行动。要求列宁格勒军区对爱沙尼亚实施强大而坚决的突击。”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9月27日，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接受缔约建议。外长奉命再次飞赴莫斯科。在谈判过程中，苏联又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证爱沙尼亚安定”为由，向爱沙尼亚政府提出了驻军3.5万人的新要求，并责成爱沙尼亚方面立即做出答复。

爱沙尼亚政府经受不住苏联的步步紧逼，被迫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所有要求，双方于9月28日，也就是苏德有关友好和边界的条约签订的那一天，签订了《苏爱互助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但是，秘密议定书对苏联驻爱军队人数、时机做了明确规定：入驻须在欧洲战争期间，人数不得超过2.5万。苏联成功地迫使一个主权国家签订了类似《辛丑条约》的不平等条约。

拉脱维亚让步

《苏爱互助条约》签署后，苏联马上把目光转向拉脱维亚。10月1日，莫斯科当局建议拉脱维亚政府就两国关系进行“磋商”。拉脱维亚领导人考虑到苏德、苏爱条约的签订，对东欧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则上同意与苏签约。第二天，拉脱维亚外长赶至莫斯科，在苏、爱模式的基础上开始谈判。莫洛托夫说：“如果你们同意这个意见，那我们就能够确定原则了。我们需要在不冻海岸建立基地。”斯大林当时说：“我们想谈谈机场和军事防御问题。我们不会触动你们的宪法、机构、部委，或外交、财政政策以及经济制度。我们的要求是由于德国与英、法作战产生的。”

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总体来说，这是迈向友好的一步，但它有可能导致苏联对拉脱维亚的控制，而且在驻军人数上苏方提出的5万人，要求过高，拉方需要慎重考虑。对于莫斯科当局的狼子野心，三国其实都心知肚明。

10月3日，谈判继续进行，拉脱维亚代表团表示很难将苏联提供的条约草案给政府，而且无法向人民解释，拉外长说：“条约将被理解为建立某种保护关系，对于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拉脱维亚目前完全足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和间接地保证苏联的安全。”同时，拉脱维亚代表团还反对苏联在拉脱维亚建立军事基地，并坚持要求苏联将驻军限制在2万人以内，以不超过拉军平时的人数，进驻时间也只适用于“目前欧战期间”，一旦欧战结束，苏军应立即撤回。

莫洛托夫拒绝了拉脱维亚代表团的建议，声称：“你们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请考虑一下局势吧！”斯大林补充说：“你们应当从最坏的形势来考虑，你们不信任我们，而我们也不信任你们。你们以为我们想侵占你们，我们本来可以现在就直接这么做，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经过持续、紧张、激烈的争论，双方签订互助条约。条约内容与《苏爱互助条约》类似。苏爱、苏拉条约签订后，就轮到了立陶宛。

立陶宛低头

按照苏德秘密协定，立陶宛本属德国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又将它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30日，莫洛托夫召见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要求谈判两国关系。10月3日，立陶宛外长到达莫斯科，斯大林提出以苏拉、苏爱条约为蓝本，签订一个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战时苏联驻军5万人。立陶宛外长指出，苏联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案实际上是对立陶宛的占领。斯大林说：“苏联无意威胁立陶宛的独立，相反，驻军是对立陶宛的真正保障。”莫洛托夫威胁道，爱沙尼亚已签署了类似条约，拉脱维亚也表示同意，如果立陶宛拒绝，将破坏即将建成的防御体系。在苏联的压力下，立陶宛外长被迫做出让步，但要求把苏联驻军人数缩减到2.3万人，并只驻扎在维尔诺地区。斯大林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苏联驻军人数不能少于3.5万人。

立陶宛代表团就苏军进驻时机等问题提出新建议，但苏方对此不感兴趣，并利用被苏联控制的维尔诺地区对立陶宛人施加压力，莫洛托夫威胁说：“苏联政府不可能使维尔诺人民长期保持安定而不关注他们的要求。”立陶宛人如不接受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维尔诺。《真理报》也不断发出信息，声言要把这个城市划归白俄罗斯。白俄罗斯高级领导人则频频飞往维尔诺，以图“接收”产业和建立苏维埃制度。

10月10日，立陶宛代表团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修订案，签订了内容与苏爱、苏拉条约相同的不平等条约，苏联驻军可达2万人。

苏联的矛盾“心境”

波罗的海三国对苏联恐吓威逼它们签订“互助”条约的强盗行径敢怒不敢言，它们对斯大林集团缺乏信任，对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前途忧心忡忡，拉脱维亚外长说：“这是拉脱维亚历史上的转折点。”立陶宛外长指出：立陶宛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签订条约的。爱沙尼亚外长则在签约后就递交了辞呈，以免落下“爱奸”的名声。

在“互助”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西欧战事的发展尚不明朗，莫斯科当局采取谨慎的观望政策。苏联考虑的是，英法与波罗的海三国有着良好关系，一旦英法取胜，苏联与德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协议将没有价值，苏联如根据苏德协议对波罗的海三国采取行动，英法将视为敌对性行动而出兵干涉；而且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只是区域性的，应服从全局需要。为此，莫斯科当局严禁军政领导人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

1939年10月14日，莫洛托夫致电驻考纳斯全权代表：“必须禁止同左翼团体的一切来往，只能和政府、官方团体保持联系。”10月23日，莫洛托夫向驻塔林的全权代表，也发出了同样的指示：“你们应当明白，不能出现干涉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任何举动。”10月25日，国防人民委员会就红军进驻问题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官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涉三国内政”，称“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实行‘苏维埃化’的议论与我们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挑衅言论……如果军人中存在这种‘苏维埃化’的情绪和言论，就应当彻底清除，今后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

三国相继被兼并

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卢、荷、比很快沦陷；英、法军队连连受挫，在敦刻尔克面临绝境。斯大林见德军顺利西进，英法自身难保，就立刻变脸，开始改变过去信守“互助”条约的政策，转而准备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在他眼里，《宪法》就是一本书，条约就是一张纸，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5月25日，苏方声称，“在立陶宛政府机关的庇护下”，出现红军战士失踪事件，苏方照会立陶宛政府立即停止挑衅，否则苏联将采取特别措施。立陶宛政府为了止息苏联的愤怒，于第二天答复要“立即进行详细调查”，并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但是，莫斯科当局醉翁之意不在酒，继续促使冲突升级，并坚决拒绝与立陶宛调查机关进行任何合作。立陶宛方面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一面表示“衷心欢迎莫斯科当局对查明事件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一面进行了一系列逮捕，并加强对苏军驻地附近居民的监视。立陶宛总理和外长先后赴莫斯科与苏方会谈，力争解决冲突；又应莫洛托夫的要求，免除了内政部长和政治警察署署长的职务，以体现解决这一事件的诚意。

但苏联方面仍不断扩大事态，声称“波罗的海三国缔结军事同盟，为的是反对苏联”。其实三国1934年9月12日订立的同盟条约，不仅曾被莫斯科当局视为集体安全的一部分，而且苏联在与三国签订“互助”条约时，也没有任何反对保持这一同盟的要求。1940年6月14日，苏联继续加大压力，莫洛托夫发表声明说：“立陶宛政府力图使苏军不能驻在立陶宛……粗暴地破坏了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准备侵犯苏联边境。”并要求立陶宛政府组成“有能力、有决心保证忠实执行互助条约和坚决压制反对者的政府”，保证“苏军能够自由通过立陶宛领土，以便部署在立陶宛的重要地区，苏军人数应足以保证互助条约的实施和防止反驻军的挑衅行动”。莫斯科当局要求立陶宛在10个小时内做出答复，否则“苏军将立即开进立陶宛”。立陶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在苏联最后通牒到期前15分钟，通知莫洛托夫，立陶宛接受一切要求。

立陶宛被迫就范后，莫斯科当局又故技重施，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公使递交了声明，指责两国签署的波罗的海条约，要求两国成立新政府并同意苏联驻军，限令6小时内做出答复。两国政府势单力薄，在规定时间内接受了苏联提出的条件，原政府宣告辞职。莫斯科当局立即派特使分赴三国谈判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三国元首迫于苏方压力，完全接受了苏方指定的候选人，组成了亲苏政府（即苏联的傀儡，“带路党”政府）。苏军相继进驻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新政府的成立和苏军相继进驻各国，实质上使三国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三国政府在实行任何一项重要措施时，都得秉承莫斯科的指示或莫斯科代表的旨意。7月14日，三国同时进行议会选举，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1940年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决定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土地，586万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