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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孔子周游列国,现如今《论语》周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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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新语》自序
髫年入学,初课四书;壮岁穷经,终惭三学。虽游心于佛道,探性命之真如;犹输志于宏儒,乐治平之实际。况干戈扰攘,河山之面目全非;世变频仍,文教之精神隳裂。默言循晦,灭迹何难。众苦煎熬,离群非计。故当夜阑昼午,每与二三子温故而知新。疑古证今,时感二十篇入奴而出主。讲述积久,笔记盈篇。朋辈咐嘱灾梨,自愧见囿窥管。好在宫墙外望,明堂揖让两庑;径道异行,云辇留连一乘。六篇先讲,相期欲尽全文;半部可安,会意何妨片羽。砖陈玉见,同扬洙泗之传薪;讽颂雅言,一任尼山之挂杖。是为序。
(一九六二年孔圣诞辰,台北)
《孔学新语》发凡
我们作为现代的一个人,既有很沉痛的悲惨遭遇,也有难逢难遇的幸运;使我们生当历史文化空前巨变的潮流中,身当其冲的要负起开继的责任。但是目前所遭遇的种种危难,除了个人身受其苦以外,并不足可怕。眼见我们历史传统的文化思想快要灭绝了,那才是值得震惊和悲哀的事!自从五四运动的先后时期,先我们一辈而老去了的青年们,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不惜削足适履,大喊其打倒孔家店。虽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有些人到了晚年,转而讲述儒家的思想,重新提倡孔孟之学,用求内心的悔意,可是已形成了的风气,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根本已无能为力了!
其实,孔家店在四十年前的那个时代,是否应该打倒,平心而论,实在很有问题,也不能尽将责任推向那些大打出手的人物。原因是孔家店开得太久了,经过二千多年的陈腐滥败,许多好东西,都被前古那些店员们弄得霉滥不堪,还要硬说它是好东西,叫大家买来吃,这也是很不合理的事。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原有悠久历史性的老牌宝号,要把它洗刷革新一番,本是应该的事,若随便把它打倒,那就万不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一个简单的譬喻:我们那个老牌宝号的孔家店,他向来是出售米麦五谷等的粮食店,除非你成了仙佛,否则如果我们不吃五谷米粮,就要没命了!固然面包牛排也一样可以吃饱,但是它到底太稀松,不能长日充饥,而且我们也买不起,甚至不客气地说:还吃得不太习惯,常常会患消化不良的毛病。至于说时令不对,新谷已经登场,我们要把本店里的陈霉滥货倒掉,添买新米,那是绝对可以的事。
因此,就可了解孔家店被人打倒是不无原因的。
第一,所讲的义理不对;第二,内容的讲法不合科学。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1)“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几千年来,都把它解释做父母死了,三年以后,还没有改变了父母的旧道路,这样才叫做孝子。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男盗女娼,他的子女岂不也要实行其旧业三年吗?(2)“无友不如己者。”又解释做交朋友都要交比自己好的,不要交不如自己的人。如果大家都如此,岂不是势利待人吗?其实,几千年来,大家都把这些话解错了,把孔子冤枉得太苦了!所以我现在就不怕挨骂,替他讲个明白,为孔子申冤。这些毛病出在哪里呢?古人和今人一样,都是把《论语》当做一节一节的格言句读,没有看出它是实实在在首尾连贯的关系,而且每篇都不可以分割,每节都不可以支解。他们的错误,都错在断章取义,使整个义理支离破碎了。本来二十篇《论语》,都已经孔门弟子的悉心编排,都是首尾一贯,条理井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因此,大家所讲的第二个问题,认为它没有体系,不合科学分类的编排,也是很大的误解。
为什么古人会忽略这一点,一直就误解内容,错了两千多年呢?这也有个原因:因为自汉代独尊儒学以后,士大夫们“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唯一批发厂家,只有孔家一门,人云亦云,谁也不敢独具异见,否则,不但纱帽儿戴不上,甚至,被士大夫所指责,被社会所唾弃,乃至把戴纱帽的家伙也会玩掉,所以谁都不敢推翻旧说,为孔子申冤啊!再加以到了明代以后,科举考试,必以“四书”的章句为题,而“四书”的义解,又必宗朱熹的为是。于是先贤有错,大家就将错就错,一直就错到现在,真是冤上加错!
现在,我们的看法,不但是二十篇《论语》,每篇都条理井然,脉络一贯。而且二十篇的编排,都是首尾呼应,等于一篇天衣无缝的好文章。如果要确切了解我们历史传统文化的思想精神,必须先要了解儒家孔孟之学,和研究孔子学术思想的体系,然后才能触类旁通,自然会把它融和起来了。至于内容方面,历来的讲解,错误之处,屡见不鲜,也须一一加以明辨清楚,使大家能认识孔子之所以被尊为圣人,的确是有其伟大的道理。如果认为我是大胆得狂妄,居然敢推翻几千年来的旧说,那我也只好引用孟子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何况我的发现,也正因为有历代先贤的启发,加以力学、思辨和体验,才敢如此作为,开创新说。其次,更要郑重声明,我不敢如宋明理学家们的无聊,明明是因佛道两家的启发,才对儒学有所发挥,却为了士大夫社会的地位,反而大骂佛老。我呢?假如这些见解确是对的,事实上,也只是因为我在多年学佛,才悟出其中的道理。为了深感世变的可怕,再不重整孔家店,大家精神上遭遇的危难,恐怕还会有更大的悲哀!所以我才讲述二十年前的一得之见,贡献于诸位后起之秀。希望大家能秉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今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我既不想入孔庙吃冷猪头,更不敢自己杜塞学问的根源。
其次,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首先必须要了解儒家的学术思想。要讲儒家的思想,首先便要研究孔孟的学术。要讲孔子的思想学术,必须先要了解《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的生平讲学和弟子们言行的一部书。它虽然像语录一样用简单的文字,记载那些教条式的名言懿行,但都是经过门弟子们的悉心编排,自有它的体系条贯的。自唐以后,经过名儒们的圈点,沿袭成风,大家便认为《论语》的章节,就是这种枝枝节节的形式,随便排列,谁也不敢跳出这传统的范围,重新加以注释,所以就墨守成规,弄得问题丛生了!这种原因,虽然是学者因袭成见,困于师承之所致。但是,最大的责任,还是由于汉、宋诸儒的思想垄断,以致贻误至今!
我们传统的历史文化,自秦汉统一以后,儒家的学术思想,已经独尊天下,生当汉代的大儒们,正当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变乱之后,文化学术,支离破碎,亟须重加整理。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训诂、疏释等的工作,这种学术的风气,就成为汉代儒家学者特有朴实的风格,这就是有名的“汉学”。现在外国人把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问也统名叫做“汉学”,这是大有问题的,我们自己要把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不同意义分清楚。唐代儒者的学风,大体还是因袭汉学,对于章句、训诂、名物等类,更加详证,但对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到了宋代以后,便有理学家的儒者兴起,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大讲其心性微妙的义理,这就是宋儒的理学。与汉儒们只讲训诂、疏释的学问,又别有一番面目。从此儒学从汉学的范畴脱颖而出,一直误认讲义理之学便是儒家的主旨,相沿传习,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到了明末清初时代,有几位儒家学者,对于平时静坐而谈心性的理学,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因此便提倡恢复朴学的路线,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以整治汉学为标榜,这就是清儒的朴学。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虽然经汉、唐、宋、明、清的几个时代的变动,治学方法和路线虽有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离经叛道而加以新说,这是一仍不变的态度。虽然不是完全把他构成为一宗教,但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生平,塑成为一个威严不可侵犯的圣人偶像,致使后生小子,望之却步,实在大有瞒人眼目之嫌,罪过不浅!所以现代人愤愤然奋起要打倒孔家店,使开创二千多年老店的祖宗,也受牵连之过,岂不太冤枉了吗?
现在我们既要重新估价,再来研究《论语》,首先必须了解几个前提。(一)《论语》是孔门弟子们所编记,先贤们几经考据,认为它大多是出于曾子或有子门人的编纂,这个观念比较信实而可靠。 (二)但是当孔门弟子编辑此书的时候,对于它的编辑体系,已经经过详密的研究,所以它的条理次序,都是井然不乱的。(三)所以此书不但仅为孔子和孔门弟子们当时的言行录,同时也便是孔子一生开万世宗师的史料,为汉代史家们编录孔子历史资料的渊源。由此可知研究《论语》,也等于直接研究孔子的生平。至于效法先圣,自立立人以至于治平之道,那是当然的本分事。(四)可是古代书册是刻记于竹简上的,所以文字极需简练,后来发明了纸张笔墨,也是以卷幅抄写卷起,但因古代的字体屡经变更,所以一抄再抄,讹误之处,不免有所脱节,因此少数地方,或加重复,或有脱误,或自增删,都是难免的事实。(五)古代相传的《论语》有三种,即《鲁论》二十篇,和《齐论》二十二篇,又在孝景帝的时期,传说鲁恭王坏孔子故宅的墙壁,又得古文《论语》。但古文《论语》和《齐论》,到了汉魏之间,都已逐渐失传,现在所传诵的《论语》,就是《鲁论》二十篇了。(六)至于《论语》的训诂注疏,历汉、唐、宋、明、清诸代,已经有详实的考据,我们不必在此另做画蛇添足的工作。至若极言性命心性的微言,自北宋五大儒的兴起,也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努力,我们也不必另创新说,再添枝叶。
最后举出我们现在所要讲的,便是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体验,摆脱两千余年的章句训诂的范围,重新来确定它章句训诂的内义。主要的是将经史合参,以《论语》与《春秋》的史迹相融会,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社会的紊乱面目,以见孔子确立开创教化的历史文化思想的精神;再来比照现代世界上的国际间文化潮流,对于自己民族、国家和历史,确定今后应该要走的路线和方向。因此若能使一般陷于现代社会心理病态的人们,在我们讲的文字言语以外去体会,能够求得一个解脱的答案,建立一种卓然不拔,矗立于风雨艰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这便是我所要馨香祷祝的了。
(一九六二年,台北)
《论语别裁》前言
回首十五年的岁月,不算太多,但也不少。可是我对于时间,生性善忘,悠悠忽忽,真不知老之将至,现在为了出版这本《论语》讲录,翻检以前的记录,才发觉在这短短的十五年历程中,已经讲过三四次《论语》。起初,完全是兴之所至,由于个人对读书的见解而发,并没有一点基于卫道的用心,更没有标新立异的用意。讲过以后,看到同学的笔记,不觉洒然一笑,如忆梦中呓语。“言亡虑绝,事过无痕。”想来蛮好玩的。
第一次讲论语,是一九六二年秋天的事,当时的记载,只有开始的六篇,后来出版,初名《孔学新语——论语精义今训》,由杨管北居士题签。又有一次再于有关单位讲了半部《论语》,没有整理记录。再到一九七四年四月开始,一次在信义路鼎庐,固定每周三下午讲两小时,经过近一年时间,才将全部《论语》讲完。而且最可感的是蔡策先生的全部笔录。他不但记录得忠实,同时还替我详细地补充了资料,例如传统家谱的格式,另外还有对传统祭礼的仪范,可惜他事情太忙,未能全部补充。蔡君在这段时间,正担任《中央日报》秘书的职务。一个从事笔政工作的人,精神脑力的劳碌,非局外人可以想象,而他却毫无所求地费了十倍听讲的时间,完成这部记录,其情可感,其心可佩。
此外,这本讲录,曾经承唐树祥社长的厚爱,在《青年战士报》慈湖版全部发表(自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开始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止);同时《人文世界》刊登大部分。又蒙李平山先生见爱,资助排印成书。不过,这部《论语》的讲述,只是因时因地的一些知见,并无学术价值。况且“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更谈不到文化上的分量。今古学术知见,大概都是时代刺激的反映,社会病态的悲鸣。谁能振衰补敝,改变历史时代而使其安和康乐?端赖实际从事工作者的努力。我辈书生知见,游戏文章,实在无补时艰,且当解闷消愁的戏论视之可也。
至于孔子学说与《论语》本书的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终具有不可毁、不可赞的不朽价值。后起之秀,如笃学之,慎思之,明辨之,融会有得而见之于行事之间,必可得到自证。现在正当此书付印,特录宋儒陈同甫先生的精辟见解,以供读者借镜。
如其告宋孝宗之说:“今之儒者,自以为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而于《论语》,则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终身读之,卒堕于榛莽之中,而犹自谓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无本末,无内外。圣人之言,乌有举其一而遗其一者乎!举其一而遗其一,是圣人犹与道为二也。然则《论语》之书,若之何而读之,曰:用明于心,汲汲于下学,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则他日之上达,无非今日之下学也。于是而读《论语》之书,必知通体而好之矣。”
本书定名为“别裁”,也正为这次的所有讲解,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只是个人一得所见,不入学术预流,未足以论下学上达之事也。
(一九七六年三月,台北)
《论语别裁》再版记言
本书自今年端午节出版之后,蒙广大读者的爱好,现在即将再版。这实在是始料所不及的事。
由此可见社会人心的向背,孔子学说的可贵,毕竟是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因此反而使我深为惭愧,当时并未加以严谨的发挥,未免罪过。当初版问世之时,承蒙朋友们的盛意,纷纷惠示意见,希望继续开讲《孟子》等经书,俾使儒家一系列的学说,以现代化的姿态出现。此情极为可感。无奈青春顽劣,白首疏狂的我,向来只图懒散。况且先孔子而生,非孔子无以圣。后孔子而生,非孔子无以明。我辈纵有所见,亦无非先贤的糟粕而已,真是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因此当时便写了一首总答朋友问的诗:“古道微茫致曲全,由来学术诬先贤。陈言岂尽真如理,开卷倘留一笑缘。”际此再版,同学们要我写点意见,便记此以留一笑之缘可也。
(一九七六年冬月,台北)
《孟子旁通》前言
生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正当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排荡撞击的时代,从个人到家庭,自各阶层的社会到国家,甚至全世界,都在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因此在进退失据的现实环境中,由触觉而发生感想,由烦恼而退居反省,再自周遍寻思,周遍观察,然后可知在时空对待中所产生的变异,只是现象的不同,而天地还是照旧的天地,人物还是照旧的人物,生存的原则并没有变;所变的,只是生活的方式。比如在行路中而迷途,因为人为的方向而似有迷惑,其实,真际无方,本自不迷。如果逐物迷方,必然会千回百叠,永远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而转,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
我是中国人,当然随着这一时代东方的中国文化命运一样,似乎是真的迷失了方向,也曾一度跟着人们向西方文化去摸索,几乎忘了我是立足在本地方分上的一个生命,而自迷方向。《周易·序卦》说:“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我们自己的文化,因几千年来的穷大而一时失去了本分的立足点,因此而需要乞求外来的文明以自济困溺,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是势所难免的事实。然而一旦自知久旅他方而无以自容于天地之间,那便须知机知时而反求诸己,唤醒国魂,洗心革面以求自立自强之道。正因为如此的心情,有些西方的朋友和学生们,都认为我是顽固的推崇东方文化的倔强分子,虽有许多欧美的友人们,屡加邀请旅外讲学而始终懒得离开国门一步。其实,我自认为并无偏见,只是情有所钟,安土重迁而已。同时,我也正在忠告西方的朋友们,应该各自反求诸己,重振西方哲学、宗教的固有精神文化,以济助物质文明的不足,才是正理。
至于我个人的一生,早已算过八字命运——“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每常自己譬解,犹如古老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白头宫女,闲话古今,徒添许多络索而已。有两首古人的诗,恰好用作自我的写照。第一首唐人张方平的宫词:“竟日残莺伴妾啼,开帘只见草萋萋。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诗中所写是一只飘残零落的小黄莺,一天到晚陪伴着一个孤单的白头宫女,凄凄凉凉地自在悲啼,毫无目的地怆然独立,恰如我自况的情景。偶尔开帘外望,眼前尽是萋迷芳草,一片茫然,有时忽然吹过一阵东风,却见那些随风飘荡的千条杨柳,也都是任运流转,向西飘去。第二首是唐末洞山良价禅师的诗偈:“净洗浓妆为阿谁?子规声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这首诗也正好犹如我的现状,长年累月抱残守缺,滥竽充数,侈谈中国文化,其实,学无所成,语无伦次,只是心怀故国,俨如泣血的杜鹃一样,“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如此而已。每念及此,总是杳然自失,洒然自笑不已。
但是人生的旅程,往往有不期然而然的际遇,孟子曾经说过人有“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一个人的一生,如果在你多方接触社会各层面的经验中,就会容易体会到孟老夫子的话,并非向壁虚构,确是历练过来的至理名言。当在一九七五年,我因应邀讲完一部《论语》之后(事见《论语别裁前言》),由蔡策先生悉心记录,复受社会各阶层的偏爱,怂恿排版出书。但我自知所讲的内容,既非正统的汉、唐、宋儒的学术思想,又非现代新儒家的理路,到底只是因应时代潮流的乱谈,属于旁门左道,不堪入流,因此便定名叫它《论语别裁》,以免混淆视听,惑乱后学。谁知出书以后,却受到广大读者的爱好,接连出了十二版,实在弥增惶恐,生怕误人。因为徒手杀人,罪不过抵死而已,如果以学问误人,便是戕人慧命,万死不足以辞其咎。此所以在我们固有文化的传统中,学者有毕生不愿著书,或者穷一生学力,只肯极其谨严地写几篇足以传世的文章而已。这就是以往中国文化人的精诚,当然不如我们现代一样,著作等身,妄自称尊的作风。
但继此以后,友人唐树祥先生,在他担任《青年战士报》社长的时期,极力邀请在其报社继续再讲《孟子》《大学》《中庸》等所谓四书之学。唐社长平时说话极为风趣,尤其对我更是畅所欲言,不拘形迹。当他担任中正理工学院政战部主任的时期,常来拉我去讲课,而且劝说:在这个时期,大家都忙得没有时间读书,你写书写文章有什么用?多来讲课,教授青年学子,还比较有意义。总之,我在他的盛情不可却的压迫下,只好被他拖上讲台。但当他调任报社社长的时期,他便说:多讲还不如多写的好。希望我多写点东西,好交他在报上披露。他的能言善道,我对他真是莫可奈何。其实,我对讲学则言不异众,写作则语不惊人,可以说一窍不通,毫无长处。但毕竟挡不住他的热情,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开始在《青年战士报》的楼上开讲《孟子》。那个时候,也正是我思念在苦难中的父母,心情最难排遣的时期。讲到孟子,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千秋母教仪范的孟母,因此开章明义,便引用了黄仲则的诗:“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当然,这种情怀,不只我一人是如此,在当时现场的听众们,大多数也有所同感。同时蔡策也对讲四书的记录工作,极有兴趣和决心,他一再强调,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孟子》讲稿的因缘,就在唐、蔡两位的鼓励下完成。
后来因为俗务累积太多,自己没有真正安静的时间看记录稿,因此,积压多年无法完帙。目前,老古文化图书公司的出书业务,正由陈世志同学来担任。他站在现代青年的立场,又一再催迫出书,我常笑他犹如宗泽的三呼渡河,左季高的大喊儿郎们出击一样,壮气如山,无奈太过冒昧!然而他毕竟强人所难的做了,还要催我写序。事实上,《孟子》的序言,实在不好写,因此只是先行略抒本书问世的始末因由,暂且交卷。书名《旁通》,却又暗合宋代的桂瑛及元代的杜瑛两位先生所撰的佚书命题。但我所以定名《旁通》的本章,仍如《论语别裁》一样,只是自认为旁门左道之说,大有别于正统儒家或儒家道学们的严谨学术著作而已,并非旁通各家学说的涵义。
(一九八四年端阳节,台北)
印行《二顾全书》前记
近世卓识之士,抱经世之志,究文武之略,相聚而论学术之实用,必曰《二顾全书》。然以二顾之巨著,非游心于史实而踪迹于山川形势者,终难引古证今而学以致用也。
溯自司马子长唱言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皆知实修之学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博识弘达,无可以语此道。唯明清变革以还,昆山顾亭林、常熟顾祖禹二先生,足以当此而无愧。虽曰不得见于当时反正之事功,而立言彰教,影响炎黄后裔于百世之下,足有余裕。
抗战军兴,余亦蜀山行役,萧条行李,跋涉艰难,唯珍袭二书,终不忍舍。孰意四十余年后,朝夕摩挲之卷帙,翻随陆沉。时迍世变,弥切怀旧鉴新之思。近年坊间虽有出版,或顾此而失彼,终难并得《二顾全书》而再细读之。
顷间门人陈得清电告于海外觅得《二顾全书》完帙,不禁皤然兴起,喜不自胜。因此筹付印行,庶得流传广布,以供仁人志士建国之资,岂非万亿之幸乎!书成,采附《清史稿》二顾先生之传记,虽未尽详实,亦秉述而不作之旨,留待后贤之参证已耳。
且闻之昔日遗老所言,亭林先生挟经世之学,怀复国之志,行脚遍宇内,随处而别成室家以防不测,哲人有后,隐晦不宣,盖为避世而藏也。《清史稿》及诸家所载,大多言其无子,其然乎?岂其然乎!附志于此,不没旧闻,其亦兴灭继绝之师意焉。至若先生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之旨,如其诗所谓:“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之意,不复赘言之矣。
(一九八一年仲夏,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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