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中举，后成近代功臣，能人在哪个时代都能发光，比如梁启超

第二讲 身为康有为的弟子——以接受西方为目的的“康学”与“西学”

一、梁启超的学识——抑或是传统学术的基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其活动范围之广几乎可以用超人来形容。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他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称他为将中华的传统文明改造为近代文明的功臣。天津古籍出版社在《梁启超全集》的出版广告中歌颂“梁启超——跨世纪的学术文化伟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关键人物/影响几代国人的思想启蒙巨星”，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那么，梁启超有着怎样的传统学术的基础呢？笔者拟根据丁文江、赵丰田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¹⁷来作一分析。岛田虔次编译的日译本《梁启超年谱长编》¹⁸几乎全部厘定了书中所出现的各位人物字、号的原名，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梁启超12岁便成为生员，17岁时考中举人，速度之快异于常人。据他本人回忆，他的读书经历大致如下：

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¹⁹

成为生员的那个时候，由于家境贫寒，梁启超家里只有《史记》《纲鉴易知录》。而《史记》作为其每天必读的功课，已经有八九成可以背诵下来。据说他还非常喜欢其父亲友人赠送的《汉书》和《古文辞类纂》。

15岁进入书院读书以后，他利用自己的奖学金买了《皇清经解》（正续编）《四库提要》《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²⁰，所藏书籍急剧增加。正如其自言：“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十五岁……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²¹梁启超所增加的书目随着其兴趣往考证学方向转移而发生变化。记忆力超强的梁启超掌握了四部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其十五六岁时写的长达一万多字的《汉学商兑跋》²²，只不过说明了他对于训诂考证有不同的见解。

尽管基础条件如此，梁启超依然以17岁的年纪考中举人，可以说其少年时代乃是春风得意，一帆风顺。

二、康有为的学生

成为举人后的第二年，即1890年（光绪十六年），梁启超在参加完庚寅会试回乡的路上，途经上海看到了《瀛寰志略》，这件事在上一讲中已经提到。这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在这本书里，梁启超发现过去被自己看作整个世界的中华，其实不过是五大洲中的一个小世界而已。他意识到自己在所生活的圈子中不过是知道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走出这个小世界，寻找自己在世界范围中的位置，被看作他形成近代自我的第一步。

作为一切思想和行动基础的这个“世界”，其范围的变化让他对以往只是为了应对小世界的学问发生了动摇。这时，梁启超遇到了康有为，开始有了新的思想。按说此后康有为应该是梁启超的终生之师，但两人的关系在此后将近四十年里却显得格外复杂难言。由于康有为思想本身即是值得专门研究的大课题，所以无法用简单的语言在此概述，但如果站在梁启超的立场，把视角限定为二者的师徒关系，则可以将康梁关系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第一期（1890—1898）：从1890年进入师门至1898年逃亡日本，梁属于名副其实的康有为弟子。

（2）第二期（1899—1920）：从1899年保皇会成立到1920年访欧，主张国家主义（国民主义）的梁启超克制住自己在思想上与康有为的不一致，依然声称自己是康的弟子（在复辟问题上他曾与康有为产生决定性对立）。

（3）第三期（1921—1927）：从1921年回国到1927年康有为去世，梁启超在思想上回归世界主义，虽然一方面保持了与康有为的师生关系，但同时也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第一个问题就出现在这第一个时期。梁启超曾这样坦诚地记录他和康有为的相识：“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康有为向他介绍了学问的方针“陆王心学”和“史学·西学”的梗概。被康有为的思想与学问倾倒而成为其门生的梁启超写道，“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表达了重新出发的准备。²³

“陆王心学”和“史学·西学”的教学方针远非当时的学术主流。“陆王心学”是为了呼应提倡春秋学中的公羊学而提出的一门新学问。或许当时康有为已经了解到一些表彰阳明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中起到推动作用的事情。“史学”是中华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中国以史学同各国进行比较的考察。

问题出在“西学”上。由于西学是舶来的新学问，所以基本上只能通过翻译过来的书籍知悉一二。梁启超对译著的兴趣之高，可以从他对《西政丛书》（慎记书庄，1897年）《西学书目表》（《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大同译书局，1898年收录）的编辑中可见。19世纪90年代，清末时期的学问变化多端，西学的比重较之甲午战争前后已大不相同。这里我将以梁启超于1897年底在湖南时务学堂草拟的教学计划、《时务学堂学约》及其细则《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附表《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附》（《中西学门径书七种》）为例，阐述中学与西学在梁启超思想中的模样。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康梁一派在宣扬改革科举和创办学校方面所作的宣传花费力气最大。因此，既然他获得了在改革派人士聚集的湖南新式学校担任“中文总教习”的机会，自然在那里最明白地宣扬了他对西学的理解。

首先介绍的是梁启超直接写在“课程表”中的书目，大致可分为“溥通学”和“颛门学”，而“颛门学”又分为“公法”“掌故”和“格算”三门。“公法”相当于法学与国际法，“掌故”相当于历史与制度，“格算”几乎相当于全部的西学。现将“颛门学”上述三门课中所列西学书目记录如下：

公法：公法会通、公法总论、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公法便览、各国交涉、公法论、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法国律例、英律全书

掌故：佐治刍言、日本国志职官志、日本国志刑律志、法国律例、英律全书

格算：格物质学、学算笔谭、笔算数学、几何原本、形学备旨、代数术、代数备旨、谈天、地学浅释、化学鉴原、代数难题、化学鉴原续编、化学分原、代微积拾级、微积溯原、化学鉴原补编²⁴

如上所言，公法这一门课程要求学生基本上理解各国对峙的情况和公法秩序。掌故这门课所列举的书目多半是“三通”等书的职官、律例，要求学生理解按照本国制度进行改革。格算课要求大家理解西方的近代科学。下划线所标书目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亦可见。该表中，梁启超对书籍的重要程度作了标记。但值得注意的是，“课程表”中所列的书目并非全是评价很高的内容。或许当时梁启超虽然对这些书籍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他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水平来进行判断。

在公法和掌故两门课程中都列入名单的傅兰雅（J.Fryer）的《佐治刍言》，原是钱伯斯兄弟（W.&R.Chambers）所编丛书中的一册（J.Burton, Political Economy，1852），由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梁启超认为该书有助于理解西方近代社会，在《西学书目表》中称其是“言政治最佳之书”。²⁵

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梁启超如何把公法、掌故、格算这三个领域联系起来，也就是他解读这些书籍的方针。例如，《学约》第四条“读书”对西学作出了如下解读：

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然西人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律之纪载。岁出以千万种计。日新月异。应接不暇。……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²⁶

——说的是西书必须与中国的书籍一起阅读。然后在紧接其后的第五条“穷理”中如此解读：

瓦特（Watt）因沸水而悟汽机之理。奈端（Newton）因苹果落地而悟巨体吸力之理。侯失勒约翰（Herschel）因树叶而悟物体分合之理。亚基米德（Archimedes）之创论水学也。因入浴盘而得之。葛立理尤（Galileo）之制远镜也。因童子取二镜片相戏而得之。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铄万国。及推原其起点。大率由目前至粗极浅之理。偶然触悟。遂出新机。²⁷

尽管在“读书”一条中，梁启超把“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与“农矿工商史律之记载”并列而谈，但是在“穷理”一条中仅提到了前者。这一失衡的现象与前面提到的“课程表”中的书名也相互对应。

此外还需注意梁启超为联系中国与西方学术所作努力的轨迹。虽然梁启超背后是康有为学派，但他们在儒教经典中最重视的是《孟子》和《春秋》。梁启超还为这两部书增加了新的解释，分别发表为《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

前者借《孟子》将中国的学术总结为15条，自己的学问是合理的继承者，能使人民实现幸福的生活。其中讨论与西政关系的“界说六·保民为孟子经世宗旨”如是说：

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政。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殆庶近之。惜吾中国孟子之学之绝也。明此义以读孟子。则皆迎刃而解。²⁸

——说的是现在非常先进的西政，在“为民”这一点上是与孟子相同的。

后者把西方近代发现的各种学理全部与《春秋》结合在一起，超越了附会说，并赋予公羊春秋以思维法则源泉的地位。比如，“界说一·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中如是说：

西人果鲁士（Grotius）西亚虎哥（Hugo）。皆以布衣而著万国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之作春秋乃万世公法也。今必谓孔子之智。曾果氏虎氏之不若。此又何理也。²⁹

这里不需要为梁启超稍显牵强的解释感到震惊。对中华士大夫而言，重新设置春秋时代的各国关系是他们理解国际法的一条捷径。他们认为以此可以主张孔子之教可适用于现代。（“果鲁士”是格劳秀斯，“虎哥”是胡果，“西亚”或许是由于某种误解而造的词。）

再者，在《读春秋界说》中，“界说九·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³⁰，梁启超把从变形虫到“人”的生物进化论、从石器经铜器到铁器的历史发展说与三世说结合起来，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尽管从退步史观到进步史观的转变被看作近代化的指标之一，但可以确定的是，三世说在接受进化、发展理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育实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新思想。虽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梁启超及其同侪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辛亥革命后回到北京的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甚至说“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结果被学生们“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³¹

不得不离开湖南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领导下为戊戌维新而忙碌，政变后逃亡日本。

三、逃亡之后的在日活动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戊戌政变。梁启超马上跑到日本公使馆〔见图2.1〕避难，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逃亡申请。此时伊藤博文正在公使馆，他对梁启超的逃亡表现得非常友好。林权助首先把梁启超转藏到天津领事馆，9月26日帮助他乘上了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大岛舰（荒木舰长、平贺航海长）。如此，梁启超得到了日本的保护。军舰上，与他在一起的是受平山周、山田良政帮助逃到天津领事馆的王照。大岛舰于10月11日离开塘沽，10月17日抵达吴（Kure，广岛南部的一个军港）。10月21日，梁启超抵达东京。（此处内容参照外交文书和报刊等资料，若无特殊情况，出处略去不表。）

图2.1 日本公使馆前门（《太阳》第6卷第15号<1900年12月>卷首）

其间，梁启超早早地就开始活动。9月27日，梁启超在大岛舰上给伊藤博文和林权助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西太后要刺杀光绪的阴谋，由此请求拯救光绪。³²在信的追加部分，他还提到希望去拯救被逮捕入狱的谭嗣同等人，但正如大家所熟知，六君子在清政府无视法律程序之下于28日全部被处死，因为西太后急于解决这件事。虽然林权助确实收到了梁启超等人的这封信，但没有任何直接的迹象表明曾经有何效果。

自从跑到北京的日本公使馆以后，梁启超就完全处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之下。他在东京的生活也由于到达后马上“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³³。一个月后，他甚至还说，“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非常。以起居饮食而论，尤胜似家居也。”³⁴正如“政府的保护”“朝廷之供养”所形容的那样，梁启超得到了日方无微不至的保护，几乎是在一种被隔离的状态下开始了亡命生涯。直接负责照顾他的是著名政治家犬养毅的部下柏原文太郎。当时，犬养毅在被称作最早的政党内阁宪政党的大隈重信政府（1898年6月30日至11月8日），代替尾崎行雄担任文部大臣（1898年10月27日至11月8日）。大隈下台后重组内阁的是山县有朋（1898年11月8日至1900年10月19日）。

到达东京后的梁启超迅速开始向日本政界展开活动。他从实现维新的自己这一方面对政变进行分析，把为拯救皇帝而提出的救援申请看作应对政变的对策。他活动的对象，首先就是时任首相的大隈重信。有一封日期是1898年10月26日的梁启超信函，在《日本外交文书》中的题目是《救援大清皇上之请求》（清皇ノ為メ救援ヲ乞フノ件）。³⁵这篇文章在对开头和结尾作一些修改后发给了日本政界有势力的人，并刊登在宣传媒体上。比如，他写给非常有权势的亚洲主义团体东邦协会会长副岛种臣伯爵和副会长近卫笃麿公爵的信就刊登在《东邦协会会报》第53号上。副岛是一位在外交界尤其拥有声望的大佬，近卫作为年轻的贵族院议长前途无量。此外，这封寄给东亚会的信函还被刊登在三宅雄二郎（三宅雪岭）的《日本人》中。

梁启超文章的结构如下：

（1）国此次政变其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

（2）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

（3）支那之安危关系全地球和平争乱之局……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

（4）然支那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能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位权之安危……此启超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之大日本也。

他把因政变而造成的大清皇帝失势与国际形势相结合，希望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帮助恢复皇帝的权力。此处，他参照日本维新，把皇帝比作天皇，把太后比作将军，把湖南比作长州，由此来强调自己所进行的改革事业是对明治维新的继承。这一请愿并没有说服日本政界的上层人士，山县政府反倒顾念清朝政府，开始驱逐康梁一派。

四、日本支持者

日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非常关心清朝的改革运动，并希望给以支援。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这位对梁启超请求救援皇帝书明确作出反应的人。《日本人》第80号（1898年12月5日）同时刊登了梁启超写给东亚会的请愿书和内藤的文章《如何对待康有为等人》（康有為等をどうするか）。内藤说：虽然改革因政变而受挫，而与此同时批评维新“过急”之风渐起，但由于山县内阁计划驱逐康梁，所以呼吁“在野人士”为他二人“实现伟业”提供方便。12月10日和11日的《万朝报》刊登的《读梁启超的政变论》（梁啓超が政変論を読む）对梁启超进行了高度评价，称梁启超的讨论“颇公允，深通我国历史，最明现状”，还说他自立必须改革，改革成败在于皇帝之安危的观点与我等甚合，呼吁“我国论，若不为此而动，不仅是我国民之耻，亦乃天不眷我邦也”。³⁶

着手进行此类帮助的团体是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由东亚会和同文会于1898年11月2日合并组成。图2.2是东亚同文会成立以前亚洲主义团体的变迁图，为了把这些组织合并在一起而成立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是近卫笃麿，会员有柏原文太郎、平山周、宫崎寅藏（宫崎滔天）、三宅雄二郎、白岩龙平等人。“保全中国”“帮助改善中国”“讨论中国时事以期实行”“唤起全国舆论”这四条既是该会的纲领，也是“组会决议”。1898年12月10日，东亚同文会成立一个月后，开始发行机关报《东亚时论》。志村作太郎担任发行兼编辑。（此处有关东亚同文会的相关叙述参见《东亚时论》创刊号。）

创刊号在“杂录”一栏刊登了梁启超的《上副岛近卫两公书》，在“寄书”一栏刊登了更生（康有为）的《唇齿忧》和梁启超的《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前者讨论了光绪帝复位对日本而言亦有利，后者后来被收录在《戊戌政变记》九卷本中的第五篇《政变论》（一部分作了删除和修改）（《清议报》没收录）。

图2.2 明治时期亚细亚主义团体的变迁简图

仅此足见对康梁二人的帮助，而《东亚时论》第2号（1898年12月25日）的这面旗帜则更加明显。卷首的配图是谭嗣同的半身像，图片顶部是梁启超的题词“支那大侠浏阳谭君遗象”〔见图2.3〕，背面的《赞》（为目录之语）中印的是更生“哀谭京卿复生题其像”、佛尘（唐才常）“挽谭君联”、梁启超哭权“亡友浏阳谭遗像赞”〔见图2.4〕。“杂录”一栏还刊登了梁启超的《政变始末》（后来作为第三篇《政变前记》的第一章与第二章前半收录在《戊戌政变记》九卷本中）、无署名（逸史氏）的《清国殉难志士故谭嗣同君传》、任公（梁启超）的《横滨清议报叙》。逸史氏是山根虎太郎，他的文章转载自上海《亚东时报》第4号。通过对六君子中最富盛名的谭嗣同进行表彰，提高维新派的声名，通过揭露政变内幕以扩大帮助的幅度，其目的已再明显不过。

图2.3 谭嗣同像（《东亚时论》第2号卷首）

从杂志版面构成来看，已无须对编辑发行者要帮助康梁的意图有何疑问了。但是现在控制朝廷、统治清国的是西太后，拥护逃亡者就意味着反对政府，在清朝从事实业的日本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从事航运业的东亚同文会会员白岩龙平³⁷在12月25日写给近卫笃麿的信中说，对于康有为等人所散布的日本非常支持他们的行动这一谣言，他已经进行了反驳，但《东亚时论》创刊号却刊登了康梁的文章以作宣传，如此一来他们自己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由此可以了解到当白岩接到《东亚时论》第2号时内心有多么震惊。

图2.4 谭嗣同像中的各家题字（《东亚时论》第2号卷首）

近卫收到白岩的来信以后在日记里写道，“得到消息说保护康有为等人不利于本邦”³⁸，由此开始在政治上全力以赴驱逐康梁离开日本，而且利用会长的权威令《东亚时论》修改了编辑方针。《东亚时论》第4号成为刊登康梁文章的最后一期。所以梁启超不得不在逃亡者的限制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