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证券承销业务流程成证券公司违反规定“多发区”，

操作失误多发年终奖，券商连夜要求退钱？

多退少补？是真的吗？

据网传爆料，因“操作失误”多发年终奖，券商连夜要求返还。听闻此事的行家，心情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呵呵。

纯属误会

据大V@大力如山 爆料，截图中出现一则来自人力部门的通知，称“因发放操作失误，部分条线/部门发放金额出现误差，多发金额将采用在工资中扣减、本人返还的方式……”。

爆料人还在对话框中透露，这条连夜发出的“退钱”通知，来自FZ证券。

就在不久前，行家曾在《申万讨薪，并非个案》一文中进行了调查，仅有三成员工在“五一”前拿到年终奖，约有半数员工的年终奖发放于5月到10月期间。

如果前述爆料属实的话，这家在端午节前发放年终奖的券商，堪称“行业明灯”。

行家相信，作为专业的人力，偶然出现失误或许是无心之过。不过，券商因多发薪酬要求“退钱”的情况，是否有先例呢？

限期追比

回想起来，近年来已经有多家券商高管，因对公司重大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被监管部门“限期追比”：不得领取基本工资以外的报酬和福利等，已发部分应退回公司。

当然，券商高管“犯事”，从性质上说，远比普通员工的“失误”要严重得多。但在要求退还薪酬方面，倒也颇为相似。

让行家纳闷的是，从券商和监管部门的后续处理来看，这些被点名要求返还“多发”的薪酬的高管，除了钱包扁了些外，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有的官居原职，待遇依旧；有的级别提升，副职转正；还有的换了东家，继续担任高管。

比如，今年年初获准开展投行业务的华鑫证券，分管副总裁正是曾任中山证券总裁的胡映璐。而这位高管，曾经给行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20年8月，因中山证券存在董事越权履行高管职责，公章合同管理混乱，人员薪酬管理不完善、关联交易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深圳证监局叫停了其资产管理、两融股质和部分承销保荐业务。作为时任总裁及分管投行业务高管，胡映璐不仅被采取限制高管权利的措施，还因未能勤勉尽责，被深圳证监局公开谴责。

出乎行家的意料，这位被股东罢免的总裁，仅用了半年事件，便出现在华鑫证券的高管序列中。证监会曾在反馈意见中提及前述监管信息，但不出一个月，就发文“放行”，批准华鑫证券开展投行业务。

这难道是“刑不上高管”？而券商普通员工，想来应该不那么容易了吧。

多发不退

出于好奇，行家查看了相关的案例。在比比皆是的券商人士讨薪的劳动争议诉讼中，与“多发”薪酬有关的案件却屈指可数，并且呈现一边倒态势。

由于样本较少，行家也不确定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考虑到这些判例或许能提供“讨薪”思路，行家也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太原中院）的终审判决书显示，当事人王婷婷在调岗为东财证券太原晋阳街营业部合规经理的前三个月，工资仍按原职位的标准发放。而在她因合规问题被免职后，公司曾按合规经理标准发放工资，多发部分用于“冲抵”此前少发的部分。冲抵完毕后的数月里，按最低工资发放，直到当事人辞职，并提起诉讼。法院的判决结果中就包括这一项：按合规经理标准，支付任职前三个月的欠发薪酬。

来自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中院）的终审判决书显示，信达证券主张当事人李军2016年度考核不合格，2017年1月工资系“多发”。法院认为，开始考核的日期为2017年2月，“提前”到当年1月扣减工资，于法无据。

来自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长沙中院）的终审判决书显示，财富证券（现为财信证券）长沙芙蓉中路营业部在2015年5月更新了薪酬标准，并组织包括当事人贺辉琴女士在内的营销人员学习。而在发放当年6月提成时，仍按原方法计算。在当事人离职后，该营业部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多发的8,956.23元提成。法院认为，公司实际未按照规定执行，也没有证据证明同样要求其他人员返还，驳回其诉讼请求。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决书显示，当事人张翠廷女士要求与信达证券北京前门营业部续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被单方面解约。2016年2月，她的工资未到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公司通过其他项发放2,728.55元以补足，但随后又将该笔工资扣回。法院认定，这一扣款行为无法律依据，应予补发，并判决支付解约补偿等。

而对近来被强迫全员竞业，加倍返还薪酬的投行人士来说，还有一起多年前判例。当事人唐云早年便是月薪10万的投行ED，2011年最后一天，他拿到2010年度参与的六个项目的奖金。然而，后来公司不仅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还将他上法庭，要求返还已预支的52万元项目奖金。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简称：长宁区法院）在这起案件的判决书中指出，原告方用作依据的《投资银行总部考核奖分配指导意见》，并未规定离职员工应返还已支付的奖金。并且公司违法解约在前，要求返还奖金在后，长宁区法院认为这一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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