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件甘肃省出土文物里耶秦简珍贵文物在长沙市展览，

荣新江丨出土简牍与古史研究

除了石刻资料外，出土文献应当还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和纸本的典籍和文书。甲骨和金文主要是商周时代的文字记录，对于商周史方向的研究生，当然要翻阅《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释文》、《商周甲骨文总集》、《金文总集》、《殷周金文集成》、《殷周金文集成释文》、《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等，但对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生来说，这些是专门之学，没有古文字的训练，要翻阅也是很难看懂的。本讲的重点，是先秦、秦汉到魏晋时期的简牍和帛书。

20世纪初，斯坦因在敦煌长城烽燧下掘得汉简，经沙畹考释，为世人所知，特别是由于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的出版，更加受到学界的关注，得以与甲骨、敦煌文书、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一起，构成推进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四大发现。其实与另外三项发现相比，不论数量还是质量，20世纪初叶西北地区发现的简牍文书，都是最弱的一项，而且其内容主要是一些边塞屯戍文书，只有日历和诏书，算是从中原传来的文献，我们不是说这些日常生活的官私文书不重要，而是从今日的简牍文书回眸一看，的确早期的出土物中“虽有零散书籍，未涉典要”（借用李学勤先生语，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自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页），就是极少有与中国文化根本相关的文献材料。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有重要的简牍帛书通过考古发掘重现于世，如甘肃武威汉简，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内蒙古居延新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给“文革”期间沉寂的学术界多少带来一点点兴奋，记得当时连我这个喜欢文物考古的中学生，都把《光明日报》上有关马王堆帛书的文章剪报留存。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像前一百年西北地区遍地出土文书一样，长江流域、甚至山东、河南、河北、广东等许多地方简牍层出不穷，最近又有所谓“清华简”、“北大简”等，目不暇接。这些简帛文献产生的时代，早的到战国时代，晚的到孙吴西晋，各种类型，各种内容，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其中既有构筑中国文化脊梁的《周易》、《老子》、《论语》等“要籍”，又有各类行政文书，还有个人的私信、遣策、名刺、习字等。因此，这类文献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所应当了解的，当然作为史料是研究战国、秦汉、魏晋的学生应当仔细翻阅的，而其中的典籍类文献，则是每一个关注中国古代文化史、学术史的学子都应当留意的资料。

以下从几个方面，来讨论出土简牍帛书对古史研究的价值，涉及方面较广，只捡重点提示。

一、出土简牍以及帛书，为战国秦汉的学术史、思想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战国时期的古书，主要的发现有：1957年3月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竹简共148枚，可分为两组：一组119枚，疑为一部竹书，是记载申徒狄与周公对话的一篇短文，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思孟学派的佚书。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竹简800余枚，有字简703枚，包含多种儒、道家古书。

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1600余枚竹简，据专家推测当出土于湖北江陵一代，内容涉及约百种战国古籍，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其中多数为佚书。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一批战国竹简，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国，总数2388枚。这批竹简是书籍，有63篇文献，内容以经、史为主，一般称作“清华简”。经过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整理，已发表的有《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前八篇都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为解决学术史上历来聚讼纷纭的今古文尚书之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还有《系年》、《说命》、《周公之琴舞》、《芮良夫言必》、《筮法》、《别卦》、《算表》、《命训》、《厚父》、《封许之命》、《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对先秦思想与文献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2015年1月，安徽大学从海外抢救回一批战国竹简，经清洗整理，共有1167个编号，整简居多。经北京大学文物鉴定中心的碳14检测认定，竹简年代约在前400年至前350年之间，为战国时期楚国之物。内容主要是各类文献，包括《诗经》、孔子语录和儒家著作、楚史、楚辞以及相术等。

秦汉时期的材料更为丰富，1973年底至1974年初，湖南长沙马王堆2、3号汉墓发掘，获竹木简600多枚，除220余枚为古代医术外，其余皆为遣策类；还有出土大量帛书，字数约十几万，内容大致可分为六艺类、诸子类、术数类、兵书类、方技类和古地图。

诸子之外，还有许多简牍是有关卜筮、祭祷、日书、历谱、医方、农书等，是属于实用类书籍，也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竹简813枚，主要内容为效律、日书和易占。1993年6月湖北沙市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竹简389枚，木牍1枚，内容可分为三组：第一组竹简130枚和木牍1枚，为历谱；第二组竹简178枚，为日书；第三组竹简73枚，内容为医方、占卜、农事等。2000年3月湖北随州市孔家坡8号汉墓出土，竹简可分为两组，一组约700余枚，为日书；一组78枚，为历日。

2010年初，北京大学接受香港捐赠了一批大陆流出的秦简，当时包裹于污泥中，原始状态基本未被破坏。经室内发掘清理，共有竹简762枚（约300枚为双面书写）、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4枚、木觚1枚；另有竹笥残片、算筹、竹筒、骰子等物。简牍内容丰富，包括《从政之经》，诗赋类文献《隐书》、《公子从军》，数术类文献《算书》、《田书》、《禹九策》、日书，方技类文献，《道里书》，《制衣》，《泰原有死者》，记账文书等，多属未见。2009年初，北京大学又接受捐赠的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珍贵西汉竹书，计3346枚，估计经过整理拼对后，可复原的完整简在2300枚以上，内容包括典籍类的《老子》、《苍颉篇》、《赵正（政）书》、《周驯（训）》、赋体文学作品、古佚书《妄稽》，数术类文献，以及古医书等。

1980年6月发掘陕西西安汉未央宫遗址，获木简115枚，内容属于病历医方类。1972年11月发掘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得木简78枚，木牍14枚，内容全是医方类。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地铁三号线建设工地的一处西汉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共清理汉墓4座，出土医简920支，可分为《五色脉诊》等9部医书，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另有木牍50枚，内容初步分为官府文书和巫术两大类。

1959年7月，甘肃博物馆发掘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获木简600余枚，完整385枚，残简约225枚，内容为《仪礼》部分篇章。1972年4月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木牍5枚，内容为古籍和古佚书，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2号墓出土竹简32枚，内容是一份完整的“元光元年历谱”。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发掘，获2500余枚竹简，内容多为古代书籍，包括《儒家者言》《文子》《论语》《六韬》。1977年发掘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6000余枚竹简、木简和木牍，主要为古代书籍，包括《苍颉篇》《诗经》《万物》《周易》《儒家者言》《春秋事语》等。2016年初，考古工作者在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主墓的藏閤中清理出竹简和近百版木牍，总数近3000枚。据目前大致判定，竹简包含多种古代文献，如医书、农书等。

各地出土的典籍，既有儒家经典，又有诸子百家之言，还有许多卜筮、医药等实用书籍，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到请学术思想史的认识，也见识了各种古书的形态及书籍的实物。

二、出土简牍为秦汉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提供大量原始文书档案。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简牍共计1155枚，残片80枚，内容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和日书等，其中的法律文书最引起学者关注。1989年10月湖北云梦龙岗6号秦墓出土，有木牍1枚，竹简303枚，含10枚残片。木牍是与墓主有关的法律文书，竹简是关于禁苑等事务的法律文书的摘抄和汇编。2006年抢救性发掘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获竹简2137枚，内容可分为质日、日书、书籍、算术、法律五大类。

1981年9月甘肃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到在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2016年初，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主墓的藏閤中清理近百版木牍，应是海昏侯及其夫人分别写给皇帝和皇太后奏折的副本。

1978年7月发掘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汉墓，获木简240余枚，内容主要是有关兵法、军法、军令等，多属于军事方面。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发掘了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247、249、258号汉墓，其中247号墓出土1236枚，内容为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术书、盖庐、引书、历谱、遣策等，249墓出土约400枚，内容为日书，258号墓出土58枚，内容为历谱。1985年发掘了327号西汉墓，获简300余枚支，内容为日书，336号西汉墓，获简829枚，内容为汉律十五种、食气却谷之法、盗（豸+足）、宴享及饮食器皿、七年质日和遣策，其中，汉律十五种与可与张家山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比较研究。

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J264中清理出百余枚木简，内容主要是簿籍和法律文书。

2004年11月抢救性发掘安徽天长19号西汉墓，获木牍34块，内容有名籍、算簿、书信、木刺、医方、礼单等。

三、出土简牍为秦汉时期的基层社会状况，提供难得的文书资料。

2002年4月发掘湖南龙山里耶1号井，出土少量战国楚简和大量秦代简牍，共计38000余枚。2005年，里耶古城北护城壕11号坑又出土51枚秦简，以上学界统称为“里耶简”，时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至秦二世元年（前209），内容多为地方官府档案，为研究秦代地方社会提供丰富的材料。

1973年9月发掘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群8、9、10号汉墓，8号墓出土竹简176枚，9号墓80枚，皆为遣策，10号墓出土竹简172枚，木牍6枚，内容主要为乡里行政机构的文书。

1993年2月发掘江苏东海尹湾汉墓群，2号墓出土木牍1枚，为衣物疏，6号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枚，木牍内容为簿籍类文书、占卜、历谱、衣物疏、名谒等，竹简为日忌、刑德行时、行道吉凶、神乌傅（赋）等。

2002—2004年抢救性发掘湖北荆州市沙市区印台墓地，相继在9座西汉墓葬中清理出竹木简2300余枚，木牍60余方，内容分为文书、卒簿、历谱、编年记、日书、律令以及遣策、器籍、告地书等。2004年底抢救性发掘湖北荆州纪南松柏1号西汉墓，获木牍63块，内容有遣书、户口簿、正里簿、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簿、归义簿、复事算簿、见（现）卒簿、置吏卒簿、叶（牒）书等。

2003年湖南长沙走马楼J8出土，约3000余支，内容主要是官文书，涉及司法案卷。2004年4－6月长沙东牌楼J7出土，426枚简牍，218枚有字，内容为公文、私信、事目、名籍、名刺、券书、签牌、杂帐、习字等。2010年6-8月，长沙市地铁二号线建设工地五一广场站地下编号J1井窖内出土了近万枚东汉简牍。截止2013年8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已清洗出简牍3900余枚，有纪年者最早为汉章帝章和四年（实际为汉和帝永元二年，90），最晚为汉安帝永初五年（112），应属东汉早中期，内容主要是官文书、部分名籍和私人信函。2011年3-12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对长沙东牌楼片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在区域内古井中共发现简牍170余枚，据介绍属于东汉灵帝时期，内容以官文书、司法文书为主。

1996年7月至11月发掘的湖南长沙走马楼J22遗址，共出土孙吴时期简牍约10万枚左右，纪年最早为中平二年（185），仅一枚，最晚为嘉禾六年（237），其中有字简76552枚，带字痕简2万余枚，另有大量无字简。形制分为大木简、竹简、木简、木牍、木楬、封检等，内容大致可分为名籍、账簿、文书、券书、名刺等。

长沙走马楼遗址出土木牍

2003年湖南郴州苏仙桥J4出土三国孙吴至西晋时期简牍140余支，内容为簿籍、书信、记事和习字等。2004年发掘J10，又出土909枚晋简，内容主要为官文书。

2013年5月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对位于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的兔子山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现古井14口，已挖掘9口，皆出土简牍，其中J3、J6出土最多，总数达15000枚以上，包括竹简、竹牍、木简、木牍、检、楬、封检（封泥匣）、椠材、白简等。简牍的时代包括战国楚国、秦、张楚、西汉、东汉、孙吴（约前250-250），内容为各时期益阳县衙署档案及公私文书等。其中J9出土秦二世即位后颁布的文告，J8出土“张楚之岁”木觚，为考古发现的简牍中唯一一例张楚时期实物资料。这批简牍对于揭示长时段的区域社会与行政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两项，包括中央政府的诏令、法律文书，以及秦汉魏晋各级政府的公私文书，其中有各种名簿、田籍，以及各级官府运作中的往来公文，是研究制度史、社会史、经济史等许多方面的珍贵材料，大大开拓了这些断代研究的新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牍文书已经超过敦煌吐鲁番文书，成为历史研究领域的“显学”。

四、出土简牍为西北边陲的驻防体系，提供了真切的认知。

在西北地区的长城沿线的烽燧下面，基本上都保存有汉简。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M. A. Stein）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西北汉代长城烽燧沿线掘得708枚汉简，其中纪年简166枚，内容多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至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边塞文书。1913年至1915年4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又掘得汉简84枚，出土地点大部分属于汉代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又在安西、酒泉两县境内采得105枚，出土地点大部分属于汉代酒泉郡西部都尉和北部都尉。

距今敦煌市区西北约71公里处的小方盘城是汉代玉门关的故址，因此也是保存汉简比较多的地方，经过后人的数次发掘。1920年周炳南掘得17枚汉简，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小方盘城遗址附近掘得76枚（原称49枚）汉简，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小方盘城遗址中获木简300余支。

1979年9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玉门关外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所得，计1217枚简牍。1981年在敦煌市博物馆在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采得简牍76枚。1990年在敦煌市博物馆在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采集汉简一册27枚，内容为历谱，又散简14枚，素简21枚，散简内容为爰书、簿籍等。2010年，敦煌市博物馆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于玉门关西南65公里一棵树汉代烽燧遗址拾获简牍16枚，全为木质。就形制而言，分为封检、简、牍、觚、削衣等。经初步整理，内容有檄书、屯戍簿册、私人书启及杂简。

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处在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采集到简牍91枚，素简12枚，七面菱形觚1简，内容为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书信等。

在从甘肃酒泉地区流入内蒙古居延海的额济纳河沿线，分布着一系列汉代的烽燧和关城，其中也出土了多批汉简。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汉代额济纳河沿线的居延旧地，发掘到11000枚简牍。1972年至197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博物馆在居延汉代遗址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金关发掘到简牍19400余枚。1972年收集散简两组，一组14枚，一组7枚，1976年在居延都尉卅井塞次东燧收集木简173枚。1973年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一批近万枚汉简。古居延海一带现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内蒙古额济纳旗。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发掘，获得500余枚汉简，内容以行政文书居多，此外还出土有古籍、医方、日书等残简。

1930年和1934年黄文弼在罗布淖尔的默得沙尔汉代居卢訾仓故址获得木简71枚。

这些甘肃、新疆地区的长城烽燧和障塞下面所得汉简，是汉代西北驻防留下的记录，对于了解汉代的边塞制度、烽燧守备技术、馆驿交通运作等方面，都提供了第一首的资料。

五、出土简牍为研究中西交通、丝绸之路提供丰富的材料。

从20世纪初叶开始，一些西方探险队就在新疆楼兰地区的遗址中发掘出一些魏晋时期的简牍。1980年以后，新疆考古工作有又陆续有所发现。虽然这里出土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零碎，但因为地处西陲，其意义与寻常文书又不一样，所以历来备受学术界的重视。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发掘楼兰古城，获得魏、西晋、前凉简121支，内容为公私文书。1906年，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掘，获魏、西晋、前凉简166支，1914年又掘得60支，内容均为文书。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也发掘了楼兰古城，获同类木简4支，内容为文书。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组织楼兰考古队，第一次进入楼兰地区，在楼兰古城遗址发掘汉文木简63枚，也同样是魏晋时期楼兰驻军的官私文书。

尼雅出土更多的是西晋时期的简牍，与数量更多的佉卢文所写的当地行政文书属于同一时期。1901年，斯坦因发掘到西晋时期汉文简50支，系文书。1906年斯坦因发掘11支汉简，1931年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盗掘所得，共26枚，内容包括西域使者往来文书。1959年，新疆博物馆在尼雅遗址也发掘到木简，尚未系统公布。1996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第八次调查，获得西晋简9支，内容系文书。

悬泉置出土简牍文字

1990年10月－1992年12月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市东61公里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做了全面发掘，共得35000枚简牍，有字简23000枚，所岀纪年简牍最早者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者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内容涉及汉代中央到地方各种文书、簿籍以及信札、日书、历谱、医方、相马经、佚书等，特别是有关驿站管理文件、使者的过所（通行证）和乘传公文，以及大量招待往来客使，包括西域各国使者食物的账簿，尤为珍贵。另有10件帛书，均为私人信札。

新疆楼兰、尼雅遗址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而敦煌悬泉置遗址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所重要的驿站，专门接待往来客使。这些地方出土的简牍中，留存有大量汉晋时期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史料，尤其以悬泉置出土的最为集中，种类繁多，数量较大，是研究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上东西方往来的重要资料，备受关注。

以上第二到第五类各种文书实物，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文书的形态，官文书的运作，以及文书的演变，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从王国维到陈梦家以来有关简牍文书学的结论，在不断刷新，不断细化。

总之，过去我们研究从战国到魏晋的历史，主要依据的是传统的文献材料，西北边陲的简牍主要对于职官、军事等方面有所帮助。但我们现在面对这样丰富的简帛史料，不论你要研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军事、法律、经济、社会、对外关系等课题的哪个方面，几乎都不能不理会简帛史料的存在，特别是我们要关注下层社会、妇女、疾病、儿童等新的史学领域时，这些简牍中包含着大量传世文献所没有的文书档案。我们应当感谢考古工作者不辞辛劳地发掘出这么多的珍贵文献，我们也应当感谢文字、文献学者不懈地努力整理出这样一本本的简牍和帛书的厘定文本，也感谢不同学科的学者努力钻研发表了这么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今天的学子在翻阅、利用这些出土文献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来源：西域南海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