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三冰箱五锅联动摆法分享 三冰箱五锅布局，

全面培养归纳总结的能力，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生开挂”

通过框架进行思考和决策，可以有效地定义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有些威胁来得突然，超乎想象；另一些则不疾不徐，慢慢发酵。但是，对仓促应对的人类社会而言，两者都构成了认知的盲点。无论是流行性疾病还是民粹主义，新式武器还是新技术，全球变暖还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不平等现象，人类应对它们的方式将决定我们是生存还是毁灭。并且，我们的行动路线取决于我们之所见。

全球每年都会有 70 多万人因感染疾病而失去生命。然而，原本可以救命的抗生素却无能为力，因为细菌已经产生了耐药性。1死亡人数快速增长，除非找到解决办法，否则这一数字将会达到上千万，也就是说，每 3 秒就会有一人被病菌吞噬。2其危害之深广，即便是当下流行的新冠病毒也难与之相提并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归根结底是社会本身造成的。以前抗生素能用来抑制病菌，但过度使用导致抗生素的效果越来越差，那些病菌也就变成了耐药性极强的超级细菌。

我们习惯把抗生素当成是万能的，但是在青霉素于 1928 年被发现并在十多年后投入量产之前，每年有很多人因为骨折或轻微的划伤而死亡。1924 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16 岁的儿子在白宫草坪上打网球时脚趾出现了水疱，他的脚趾被感染了，一周之内即告身亡——即便是他的身份和财富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3如今，在医学的几乎所有领域，从剖宫产手术到整容手术再到化疗，我们都依赖抗生素。假如抗生素的效力减弱，所有这些治疗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

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间满是植物的办公室里，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教授雷吉娜·巴尔齐莱（Regina Barzilay）构想了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常规的药物研发主要着眼于寻找包含与有效分子相似的分子“指纹”的物质。这样的做法通常效果很好，却不适用于抗生素。大多数具有相似成分的物质都已经过检验，新的抗生素与现有抗生素的结构非常接近，因此细菌很快就对它们产生了耐药性。于是，巴尔齐莱和由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工程学教授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领衔、由一些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想到了另一种方法。如果不把关注点放在结构的相似性上，而是放在实际效果，即能否杀死细菌上，那会怎样呢？他们调整了思路，不把这个问题当作生物学问题，而是当作与信息相关的问题。

巴尔齐莱魅力十足、充满自信，看起来不像是书呆子。她生性不喜欢被规矩方圆所羁绊。她出生于苏联摩尔多瓦共和国，说一口俄语；在以色列上的学，会讲希伯来语；最后在美国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2014 年，40 岁出头的巴尔齐莱刚生下宝宝不久，就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经过艰苦的治疗，她活了下来。这场病痛促使她改变了研究方向，专注于医学领域的人工智能。随着她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7 年她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

巴尔齐莱和她的团队对 2300 多种具有抗菌特性的化合物进行了算法训练，以发现是否有任何一种化合物能抑制大肠杆菌的生长。然后，他们将该模型应用于“药物再利用中心”中的约 6000 个分子。再后来，他们又将该模型应用于另一个数据库中的 1 亿多个分子，以预测可能有效的分子。在 2020 年年初，他们收获了好消息。一个分子脱颖而出，他们将其命名为“海利霉素”（halicin），该命名的灵感源自科幻电影《2001 太空漫游》中的超级计算机哈尔（HAL）。

发现了能杀死超级细菌的超级药物，这则消息迅速成为全球媒体的头条新闻。它被誉为具有“录像带杀死广播歌星”一般的效应，表明机器之于人的巨大优势。《金融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赫然就是——“人工智能发现了用于治疗耐药性疾病的抗生素”。4

但舆论界如此这般的反应其实并未抓住事情的本质。这不是人工智能的胜利，而是人类认知的成功。这表明在重大挑战面前，人类有能力通过某种新的构想，通过改变某些传统做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若论功劳，它不属于新技术，而应归于人类的能力。

巴尔齐莱解释说：“是人挑选了对的化合物，当他们为模型提供合适的训练材料时，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5人定义了问题，设计出方法，选择分子来训练算法，然后选择物质数据库来进行验证。一旦某些候选的分子进入视线，科学家们就会重新应用生物透镜以了解其作用机制。

发现海利霉素的过程不仅是一项重大科学突破，也不仅仅意味着我们朝着加快药物开发速度、降低成本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为了取得成功，巴尔齐莱和她的团队需要充分发挥认知的作用。他们的想法并非得自书本或传统，也非源自把显而易见的点勾连起来。事实上，他们是通过挖掘人人都有的独特的认知力而获得了创新灵感。

我们的思考依赖框架

人类利用心智模型来思考。如此一来，复杂的世界变得豁然开朗。这些心智模型使我们发现规律，能预知事物发展的方向，明白自己所遭遇的种种。否则，现实世界将会信息泛滥，充斥着幼稚的体验和情感。心智模型带来了秩序，它使人们聚焦本质而忽略掉那些次要的东西。这就好比说，在鸡尾酒会上，我们能听到自己想听的谈话，同时又自动过滤掉了周围的闲聊。我们的大脑能够模拟现实中的情形，预测事情发展的各种可能。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时刻都在利用这样的心智模型。但也有一些时刻，我们会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审时度势、如何刻意地坚持或改变自己的看法的。当我们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比如换工作、生孩子、买房、关闭工厂或建造摩天大楼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有这样的体验。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并不仅仅基于理性的推论，还基于某些更加基础的东西。我们会通过某个透镜窥探事情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对万事万物运转的一种直觉。这种潜在的认知水平构成了我们的心智模型。

要想在这个世界立足，我们需要对周围的一切进行解释。如何看待现实世界，也将决定我们如何游走其间。这样的认识，从我们的先祖时期开始即已根植于心，但现在我们对此似乎变得漠然了。这就是雷吉娜·巴尔齐莱的成就虽然令人印象深刻，可人们其实并没有真正明白她成功的原因所在。她只是以正确的方式建构了问题。她运用一种心智模型，将注意力从分子结构（即其工作的机制）转移到其功能（即它能否发挥作用）上来。通过以不同的方式建构问题，她和她的团队获得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发现。

巴尔齐莱是一位架构者，通过以正确的方式架构事物，她得以解锁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所选择和应用的心智模型就是框架：它决定了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并在其中安身立命。框架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实世界，进行归纳总结或抽象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并类推至更广的领域。有了框架，我们便可以从容应对各种新情况，而不必凡事从头开始。我们的框架总是在后台运行。但是，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地问一下自己，我们在使用的究竟是哪一个框架，它是否适合目前的情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另一个更好的框架，甚至可以建构一个全新的框架。

建构框架对于人类的认知至关重要，可即便是那些研究大脑活动的业内专家也是直到最近才真正予以关注。它的重要性曾经被其他思维能力（如感知和记忆）所掩盖。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提升决策能力的重要性，作为在选择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框架，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我们现在知道，以正确的方式应用正确的框架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反过来又促成了更好的决策。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框架，会影响到我们所做的选择，影响到我们的决定以及最终取得的结果。假如我们能更长于建构框架，我们即可获得更好的结果。

框架的作用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其核心即在于人们对如何建构框架存在分歧。比如，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应该建立隔离墙还是桥梁？苏格兰应该留在联合王国还是宣布独立？面对同样的情形，人们会看到不同的侧面，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他们建构的框架不同。

2016 年，当旧金山 49 人队的四分卫科林·卡普尼克在开赛前的奏国歌环节屈膝跪地，呼吁人们关注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时，有人将此行为视为一种不失礼仪的、无声的、有象征意义的抗议。6毕竟，他没有背过身去，也没有挥舞拳头或竖起手指。但也有人把他的行为看作是对国家的荒唐不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三流运动员的自我曝光把戏，此等出格之举相当于把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冲突引入了原本未被污染的球场这片净土。在这个事例中，争论的焦点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的内涵。这是另一个版本的“罗夏测试”：人们的所见取决于其所赖于做出判断的框架。

每一个框架都令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框架会放大某些部分，同时又弱化另外的部分。比如，当商界大佬看着一片热带雨林，他眼中所见的是会升值的木材；而面对同样的情景，环保主义者看到的是“地球之肺”，是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当前，是否该强制人们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呢？在美国，那些以人的健康为框架来思考的人会说“是的，绝对必要”，而那些把自由作为框架的人则会高声抗议“决不”。同样的数据，在不同的框架之下，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有时候，我们的框架与应用场景之间并不匹配。不过，并不存在所谓的“坏”框架（除了在一种特殊情形下，我们稍后会提到）。只是有时会出现框架建构不当，由此造成框架与应用场景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事实上，在人类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堆满了被丢弃的错误框架。以 15 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医学汇编》（Fasciculus Medicinae）为例。该书以黄道十二宫来描绘对应的人体部位，把天上的星座位置和人体各器官联系起来，看起来倒真有点儿不可言说的绝妙。7可问题是，这个框架从来没有治愈过患者。后来，随着更有用的框架面世，它也就被弃而不用了。

在如今的年代，我们也会犯相似的错误。2008 年，诺基亚领跑全球移动电话的销售。当苹果公司推出iPhone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觉得苹果手机会迅速蹿红。当时手机的发展趋势是更小巧、更便宜，但苹果的手机却更大、更昂贵、更加不可思议。诺基亚建构的框架来自保守的电信行业，它更为看重实用性和可靠性。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苹果的框架建立在极富创新精神的计算机行业之上，它把操控的舒适性和新功能的可扩展性放在首位。事实证明，苹果公司的框架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于是，苹果手机主导了市场。

如果框架不合适，最好的办法是应用其他框架，或建构一个新的更好的框架。有些新的框架足以成为改变世界的突破口。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打破了以宗教来解释生命现象的教条。同样，牛顿的物理学也解释了数百年来物体的空间运动，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出现了某些其无法解释的现象。后来，爱因斯坦重构了物理学，证明时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恒定的）实际上是相对的。

在科学研究中，框架的重要性最容易得以体现。这个时候，框架是（或至少应该是）清晰可见的，研究人员会把他们用来得出结论的种种思考记录下来。然而，在谈到当今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时，我们常常不清楚自己究竟在采用哪些框架。了解在所有领域内建构框架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了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应对最棘手难题（无论是个体、社区、国家还是整个人类文明层面的难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身，即我们独特的建构框架的能力。

要建构正确的框架，需要创造良好的条件。本书即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如何建构框架以及如何更好地完善框架。

看见另一种可能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认知心理学和决策理论领域的变革将心智模型置于人们生活和思考的中心。框架的建构通常是在潜意识中发生的，但是，那些经常能做出明智决策或需要做出高风险决策的人，会意识到框架建构的重要性以及自身应具备的框架重构能力。这会影响到他们眼中看到的选项以及随后采取的行动。

当一位风险投资者审慎考虑某项投资时，当一名军官在军事行动过程中进行战略部署时，或者当一名工程师试图解决某个技术难题时，他们都必须建构框架。再比如，当需要决定是在这个地点还是那个地点建一座风电场，或者干脆建一座太阳能发电厂时，也需要建构框架。收集信息只是决策过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如何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通盘考虑，也就是如何来建构框架。

当然，框架建构不仅针对高风险领域，它也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的头脑具备框架意识。如何才能与伴侣相处得更好？如何给老板留下好印象？怎样才能把自己的生活调节得更健康？怎样让自己变得更富有？要找到此类问题的答案，建构框架同样重要。框架会强化我们的想法，影响我们的感知和思维方式。通过增强框架意识，通过学会选择和应用合适的框架，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让世界变得更好。

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框架建构从人类认知特征转化为一种实用的工具，从而促成更好的决策。

我们的大脑运用框架来抓住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过滤掉次要的方面。否则，面对杂乱无章的世界，我们将无所适从。通过对各类事物建构框架，世界变得井然有序，我们的行动也更加有的放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框架使原本云山雾罩的现实世界变得简洁明了。不过，框架不是世界的简化版，它们只是帮助我们将关注点聚焦在主要的部分。

框架还可以帮助我们从单一的经验中成长，学会归纳总结出可应用于其他情形（包括尚未发生的情况）的规律性的东西。它使我们能够对那些未曾观察到甚或不可观察的事物有所了解，能够对数据一片空白的事物展开想象。也就是说，框架能够让我们看见未有之事物。我们可以设问“如果……那又怎样？”，并预测不同的决策会带来怎样不同的结果。可以说，正是这种展望和预想虚拟空间的能力，成就了个体的荣耀和社会进步。

多少年以来，人类一直仰望天空，期待飞翔。现在我们做到了，但不是像鸟那样。如果没有 1903 年时莱特兄弟的创举，就算现在我们拥有再多的数据、再强大的处理能力，那又怎样？我们需要一种心智模型，即一个框架。同样，人类也一直梦想能在不打开胸腔的前提下，对人体内部一窥究竟。今天我们也做到了，只不过是借助X射线等技术，而非使用肉眼。为了达成所愿，在 1895 年，我们同样需要一种新的理念——一个如何使用电磁辐射（即伦琴射线）的框架。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某些东西，恰恰是人在改变了对它们的最初构想后获得的——这似乎有点儿可笑。电话最初是被用于远程听音乐的：人们会拨入电话来听一场音乐会。留声机刚开始的作用是传递信息：公司总裁可能会把录入唱片的语音备忘录发送给总部以外的经理。8只有当这些设备的作用发生翻转之后，技术才开始走俏。20 世纪初，托马斯·爱迪生就认为电影终将取代上课的教室。9如今，在百年之后，在Zoom（视频会议软件）一跃成为新型课堂之际，这一构想才得以实现。

建构框架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广为接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曾清楚地表明结果的不同表征会如何影响决策，他们将此称为“框架效应”，并把它描述为人类推理的缺陷。10尽管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词，但此处的含义有所不同：建构框架不是如何定位事物，而是在做出决定之前有意识地利用心智模型来导出选择的一种行为。尽管错误的框架必然导致决策失误，但是建构框架是有意义的，可以增强我们的能力。框架使我们得以了解并重新改造世界。缺少了框架，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物种。

把框架重构看作一种范式转换，看作对某一领域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根本性改变，这也许很吸引人。1962 年，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指出，范式转换能推动科学进步。11但是，这么说并不确切。每一次的范式转换都相当于一次框架重构。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托勒密的“地心说”就是一次框架重构。然而，并非每一次框架重构都是范式转换——此时，框架重构的发生非常频繁。有时候，框架重构可以改变社会对世界的认识，但更多的时候，它只是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微不足道却实实在在的改变。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凡是成功的框架重构都会促成明智的决策。

和框架打交道似乎既复杂又不易，需要具备一定的技能。不过，人类在这方面特别擅长。千百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按照这样的框架生活和工作，只不过有时候并未意识到而已。

框架不仅仅意味着某个人的独特视角，它还代表我们所使用的认知模板。不过，这个视角的概念倒是个不错的比喻。在意大利建筑师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于 1420 年前后用几何透视法绘制建筑工程图纸之前，艺术家们笔下的世界是平的，他们根据物体的重要性，在画布上相应的位置画下不同的物体。12受到布鲁内莱斯基的启发，艺术家们学会了画出纵深感，把他们的所见如实反映在画面之上。对照前后不同的画风，这样的改变使我们明白转换新的框架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都是架构者。我们预测未来，从平凡之事到宏大景象，无所不包。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断开启头脑里面的时空旅行。有些人穿梭自如，另一些人则相对笨拙，但我们都可以努力做得更好。事实上，我们也必须如此。

有节制地想象

框架在两个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第一，在新的场景下或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们选择框架的能力将为我们带来新的选项；第二（这一点同样重要），在熟悉的场景下，框架有助于我们聚焦重点，从而减少认知负担。第 2 章将概述这两个方面。框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能帮助我们进行正确的决策，但是，要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有三个关键要素缺一不可。这三个要素是：因果律、反事实思维能力，以及在朝着既定目标进发过程中约束和调整自己想象空间的能力。我们将依次对这三个要素加以探讨。

本书第 3 章探讨的是第一个要素——因果律。人类是基于因果关系来看待世界的，这使世界变得通透。我们会预测某个特定行为可能带来怎样的结果，并循环往复、以此类推。因果推理是我们认知的基础。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会了因果思维，因果思维也使人类社会得以不断进化发展。我们都是因果推理的机器。

我们的因果推理往往会出错，因为世界纷繁复杂。仅凭那 3 磅重的海绵状脂肪和蛋白质构成的大脑，我们不可能看清所有的纷纷扰扰。现在我们依靠科学的方法来防止过于草率地推导出结论。比如，跳起某种特别的舞蹈就可以让老天下雨，这样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我们习惯从因果的角度看待事物也有一个好处，这说明我们知道如何认识世界，并且或多或少地把世界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第二个要素是反事实思维，第 4 章将做进一步阐述。所谓反事实思维，是与真实场景相反的重新思考，是人们建构的一种可能性假设。正如我们习惯从因果角度思考，我们也常常进行反事实思维活动。这对于我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以反事实思维进行思考的一个优势是，我们可以跳出此时此地的认知，可以不受真实世界的制约，并且能够在大脑中建构虚拟的场景。

反事实思维对人类进步十分重要。我们在大脑中想象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事物，这为我们认识真实的世界并构想如何改变世界提供了可能。我们通过“如果……那又怎样？”式的提问来进行反事实思考。我们的想象不必是无意义的白日梦，它们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先导，成为我们决策的重要一环。我们在想象和展望的时候，往往就是在衡量和评估各种反事实。儿童在玩假扮游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进行反事实思考。科学家设计实验也是同样的道理。

通过反事实思维，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但是，我们也要避免过分陷入虚无缥缈之中。本书第 5 章将介绍建构框架须关注的第三个要素，即有所约束的重要性。适度的约束有助于我们把想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此一来，我们的反事实思维才有可能转化为行动，也即具有可实现的机会。建构框架并不是任由思绪随处飘飞，像风力作用下的气球一般漫无目的——那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美好想象。只有不越出边界，我们的反事实思维才有意义。

适度的控制就好比黏合剂，能够把我们的心智模型捏合在一起，从而使我们得以有序和审慎地发出“如果……那又怎样？”的考问。假设我们的车胎爆了，而此前又从未有过换车胎的经历，我们不会指望星际战舰的反重力技术来帮忙，相反，我们会到后备厢里翻找工具（如千斤顶和扳手），并设想这些工具如何能帮我们解决问题。

人类认知中的这三个维度——因果律、反事实思维和约束——构成了框架建构的基础。它们助推人类见所未入眼之事物，未雨绸缪，超前谋划。

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改变框架，特别是当需要应对的问题本身已发生变化的时候。在第 6 章，我们将探讨如何从形形色色的框架中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我们也可以对某一领域现有的框架稍加调整以用于不同的领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修正某个框架来扩大其适用范围，使之可以用于新的场景，实现新的目标。

随着经验不断丰富，我们将会建构出一整套框架。一旦有需要，即可以合适的框架来应对。这有点儿像优秀的钢琴家，可以随时在多种不同的演奏风格之间切换。造诣高深的音乐家能在众多从未听过的作品中迅即识别出音调、速度、节奏与和声等，这是即兴演奏的关键。每一种音乐样式都是不同的，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则。钢琴家要从缠绵悱恻的肖邦一下子转换到Lady Gaga并不容易。虽然如此，在黑白琴键上实现重构并非不可能，一如在生活中那样。

当然，从诸多框架中进行选择也有局限性。有时候，可能并不存在适合的框架。在此情况下，就需要构想和设计一个全新的框架。我们赞赏那些建构全新框架的人，因为他们的框架一旦取得成功，就意味着改变世界。

第7 章的内容是关于如何成为更好的架构者。要掌握其中的诀窍，首先要乐于接受不同的框架。在此，我们呈上三条建议：拓展自己的框架体系；通过我们称为“认知寻觅”的过程培养自己的好奇心；如果前两条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鼓起勇气跃入认知的盲区。

第8 章主要探讨建构框架对于社区、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重要性。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多元化，即认同和欢迎差异性，而不是意图以同质化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我们需要强调世界的“色彩斑斓”，而非认为只有让自己“变成色盲”才可以实现公平正义。

关于框架，我们不能容忍的是排除其他框架的存在（这有违框架并无好坏之分的理念）。心智模型的整齐划一是阻碍人类进步最大的敌人，它使人们变得像机器一般，只会延续过往，看不见将来。假如我们的框架无法共存，我们又如何共存？

在人类建构框架的努力中，真正的英雄并非那些高居庙堂的权贵、掌管大公司或在一流大学任教的精英。真正的英雄就在我们身边，就是你和我。作为个体，我们参与建构框架十分重要，因为这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当然，对整个人类而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心智模型。学究气十足的书呆子常常说，我们必须统一认识、步调一致以应对各种急迫的挑战。可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的框架千差万别，我们能够从无数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所以我们才如此强大。我们唯有充分挖掘和发挥框架的潜在作用，才能因时而进，在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构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遭遇的挑战

今天建构框架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正遭遇信任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少人对人类自身的认知能力正在失去信心，反而把目光转向否定心智模型重要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有人把信任票投给了机器；另一方面，也有人宁愿相信暴徒及其代表的貌似公平和轻松的答案。

超级理性主义者，也就是那些迷信事实和理性的人属于前者。这些人相信，只需要依靠数据和算法，我们就可以解决诸多问题。13因此，他们往往会绕开框架建构，把希望寄托在人工智能上。他们可不仅仅是一小拨古灵精怪的人，在等待某个“奇迹时刻”——机器比人还要聪明的时刻——的到来。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人会眼巴巴盯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做出貌似客观理性的断言，而这些却可能是人类力所不能及的。在他们看来，人类无疑将一如既往地无所不能，而那些日常的决定则可交由机器来处理。

需要驱车前往德里？需要打击柏林的犯罪？或者，需要在武汉递送货物吗？只要有算法就够了。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很多人现在把目光投向人工智能，期待它能够解决人类迄今为止无法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有望帮助人类走出当下非理性的暗黑，迎来理性的荣光。热衷于此的人津津乐道于人工智能的巨大潜能，相信机器终将取代人类成为决策的关键。14

同样在喋喋不休的还有一批情感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正好相反。在他们看来，人类的不幸恰恰在于太过理性，太依赖数据和冷冰冰的分析推理。他们相信，造成人类各种问题的关键不是投入情感太多，而是太少；而人类之所以有苦恼，就是因为没能从本真出发。他们崇尚的是心意相通的人聚集成群，把自己和那些不属于同类的“他者”区分开来。这种对情感的诉求即是认可非理性构成了人性的核心要素。

无论在右翼还是左翼人士身上，无论在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都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右翼的民粹主义者自不消说，他们更倾向于雷厉风行的行为模式，而非冗长的衡量和决策过程。对他们而言，政府治理可凭感觉，领导力要看激情，而决策则基于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但是在左翼这边，有时居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比如，在某些社会领域，一些左翼积极分子会采用诉诸情感的方式来抹黑和打压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士或使他们噤声。

尽管人工智能日渐强大只是近年才出现的事情，但是理智和情感之间的缠斗伴随人类已久。理性和情感、艺术和自然、反复权衡和发乎本能，这些关系冲突主导了我们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在 17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儿倡导一种理性有序和明白无误的人生。巴黎城内布局规整、整齐划一的公园似乎也印证了笛卡儿的影响之深。一个世纪以后，让–雅克·卢梭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他鼓励人们相信情感和直觉，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寻找答案。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生所做的恶都是沉思的结果，而我所做过的仅有的几件善事全都凭一时兴起。”15卢梭所乐见的是激情、兴趣和大胆的探索，即便天马行空、荒诞不经，也是人性最好的诠释。英国和美国的园林规划者在设计公园的时候更强调自然天成，这似乎是在致敬卢梭的理念。

同样的二元对立在 20 世纪的商业领域也有发生。按照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公司运作的各个方面都应量化，手握计时器和写字夹板的管理人员须在厂区到处转悠以确保生产效率。但是，到了世纪末，声名鹊起的则是滔滔不绝的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的另一套理论，他的商界传奇自传的副书名干脆就叫作“肺腑之言”<1>。16

在决策的过程中，摒弃线性的、以事实为导向的理性思维，拥抱更为轻松愉快的感性部分，这给人一种真实感。毕竟，并非什么都可以用数字或公式来衡量。不过，话又说回来，诉诸情感也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可以让问题看起来不那么恼人。它能破题，却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们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凭直觉和本能所做的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理想。听凭直觉、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固然令人欣慰，却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17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看起来已走上了快车道，能做出比人更好的决策，可用来代替人力。不足之处是，计算机和算法不会建构框架。人工智能对于设定的问题表现出色，但是建构框架的人能提出前所未见的问题。计算机只在真实的场景中工作，而人类却可以通过建构框架在想象的世界中遨游。

来看一下计算机在棋类游戏——一个通常认为它表现十分优秀的领域——中的缺陷吧。我敢说，即使是对这一游戏非常了解的人，其实也没明白计算机的命门究竟在哪儿。

2018 年，谷歌旗下的深度思考（DeepMind）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阿尔法元（AlphaZero）18的程序，在无任何人类输入（规则除外）的情况下，仅通过与自己对弈，就学会在国际象棋、围棋和日本将棋比赛中击败对手。19在短短 9 小时之内，它曾完成 4400 万局国际象棋自我对弈，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际象棋引擎鳕鱼（Stockfish）。20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在和阿尔法元对弈的时候，对其超常规的下法大为震惊。100 多年来，棋坛名家对弈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套路（比如棋子的摆法和子力等）早已形成了共识。但是，阿尔法元却棋风凌厉，常常走出一些激进的着数。它更看重移动而不是阵型，喜欢弃子和转换。初看之下，阿尔法元好像已经构想出了一套全新的下棋之道。

可实际上，它并没有。

人工智能系统不会构想任何东西，它无法整合各种心智模型。它既不会归纳总结，也不会解释。阿尔法元只是一个黑箱——对我们和对它自己都是如此。在棋类比赛中，现场的审时度势以及像“阵型”和“弃子”等概念的形成靠的是人，而不是人工智能。是人建构了阿尔法元的行为，使之变得可解释，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各种场景。人之所以变得更聪明，是因为人能从人工智能的非凡之举中汲取养分，而人工智能自身却难以做到取各家所长并推而广之。

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情感主义者，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定义了人类的认知。不过，他们也同时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谁都没能为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挑战找到恰当的答案。我们也无须对两者的结合抱有太高的期待。把两种并不牢靠的主张捏合在一起，最多意味着保持脆弱的张力，却不会让人看到真正的进步。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两个选项。我们不是非要在反人类的怪异思路和民粹主义的山呼海啸中间做选择，我们也不必尝试把它们拼凑成一个次优组合。我们还拥有另一大法宝，一种迄今为止一直未被重视的特殊能力——建构框架。我们能够应用、改进和重新建构各种心智模型，这使得我们不必依赖机器或屈从于暴徒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答案就在我们自身。

走笔至此，让我们再次回到雷吉娜·巴尔齐莱的话题。我们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巨大的挑战若隐若现、无处不在。像抗生素的故事一样，我们的很多脆弱点其实都是在点点滴滴中自己促成的，我们所做的错误决定、我们的固执己见和不懂得变通、我们的怠惰等等就是证明。我们自己造成了如今的困局。所幸的是，我们还可以抽身而出，但前提是必须具备新的心智模型。

<1> 杰克·韦尔奇的自传英文版书名是Jack：Straight from the Gut，简体中文版《杰克·韦尔奇自传》于 2010 年 1 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内在决定外在

牛津大学的一个团队曾开展过一项研究，叫作“数据看世界”21。正如项目名称所提示的，该研究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大量的信息一一予以梳理分析。有婴儿死亡率统计吗？当然有。有世界各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吗？是的，无一遗漏。比尔·盖茨对这些数字十分感兴趣，有时候还会在推特上转发相关图表，他的基金会正是这一项目的资助方。能够根据随时跳出来的图表进行即时分析判断，这样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

的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世界一直都在飞速发展。战争越来越少，疾病离我们越来越远，文盲率越来越低，水更清洁，国家更富有，人民更加幸福也更加长寿。在这种种大好趋势面前，新冠肺炎疫情也许是一个小小的劫难，但也只是暂时的。放眼长远的未来，这一次波折终将淹没在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大潮之中。

回顾以往，在人类进步的每一个阶段，思想的演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凡大地之上迎来一次变化，必先有思想上的转变。外部世界的一切先从人的内心开始。我们一次次地建构世界，文明也得以不断向前推进。

但是，盲目乐观并不可取。尽管那些乐天派津津乐道，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未来图景，可他们不会在中间加上挫折和磨难。人类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某种病态，恰恰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成就有可能反噬而成为毁灭我们的源头。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高科技竞争，还是气候变暖，抑或是世界范围内贫困人口的增加，为了应对这种种挑战，我们需要学会更好地建构框架。

我们的书店里堆满了为人类进步大唱赞歌的鸿篇巨制。但是，尤瓦尔·赫拉利的著作《未来简史》22中出现的那个不朽的天才终将和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23中描绘的那个“最后的人”一样落得被嘲弄的下场。假如我们能更加清醒和负责任地展望世界，我们会看到未来将更为艰难而不是一片坦途。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已经成为历史，而是尚未到来。

在过去，我们的大部分挑战都事关个体或社会的生存，而不是全球性的。对于这样的挑战，一般都有相应的对策。饥荒来了，我们可以狩猎和采集。无处容身，我们就盖起房屋。当战争来临，我们就组建军队。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系列随时可为我所用的框架。

但是，随着建构框架对决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问题也来了，那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迷信某些特定的框架。很多时候，人类建构并实践过这样的框架，比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苏联的集体主义等等，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我们几乎没能从中吸取任何教训。这导致如今我们仍趋于僵化的思维，认定某些特定框架下的过往的失败乃是框架之过，而非框架的不合时宜造成的。

这使得我们的当下困难重重。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我们能否学会重构自己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大自然的哭泣（从气候变化到流行性疾病）和人类的悲号（从新部落主义到暴力压迫）都在警示，我们不能盲目迷信任何东西；相反，我们应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有节制地利用好想象的空间，以找到独特的应对之策并密切留意决策带来的长期效应。

我们的时代充满对立和悖论：崇高的慈善事业和习惯性暴政，科学和反科学，事实和假新闻，从贫民窟可见的国际空间站，为移民外太空而发射的火箭，被关进大牢的移民儿童，原始的和超人类的，狗和上帝。

通常而言，物种之所以灭绝乃因无法适应环境。人类很可能成为首个拥有适应环境所需的所有条件却仍消亡的物种，因为我们不去利用这些条件。这倒并非因为我们别无选择，而是因为我们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建构框架能助我们走出困境。人类可以通过发挥认知能力建构心智模型，通过更好地预见结果和选择合理的框架来适应环境。但是，这需要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自由做保证，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缺失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只要展示出责任、勇气和合理的想象能力，明确自己架构者的角色，我们就拥有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