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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强兵”、对外作战，宋神宗千方百计增加战马

趣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四、大动刀兵

（一）底气

2.“军改”见效

（4）战马多了

②熙丰新政之“户马法”、“保马法”与“给地牧马”

宋朝马政之废弛，至宋神宗继位为帝时，已到了十分可怜、甚至可悲的地步：“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黄河南北12处官办养马场每年只能出产战马1640匹，可供骑兵骑乘的只有264匹，其余只能供官办招待所性质的驿站使用，不能用于作战。

尽管熙宁二年“天下应在马凡十五万三千六百有奇”，但战马蓄养困窘到这种程度，急欲变法以“富国强兵”的宋神宗仍然严重不满。自即位为帝开始，宋神宗对“马政”即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多种改革。

首先，对养马“监”即养马场强化了管理。

“熙宁以来，神宗尝患马政不善，谓枢密使文彦博曰：‘群牧官非人，无以责成效。其令中书择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战骑。’

于是以比部员外郎崔台符权群牧判官，又命群牧判官刘航及台符删定群牧敕令，以唐制参本朝故事而奏决焉。”

“熙宁元年，又手诏彦博等曰：‘今诸州守贰虽同领群牧，而未尝亲莅职事，其议更制，应监牧、郡守贰并朝廷选授，与坊、监使臣皆第其能否，制赏罚而升黜之，宜立法以闻。’”

“又手诏曰：‘方今马政不修，官吏无着效，岂任不久而才不尽欤？是何监牧之多，官吏之众，而乏才之甚也！

昔唐用张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今上自提总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非铨择，而迁徙迅速，谓之‘假道’，欲使官宿其业而尽其能，不可得也。

为今之计者，当简其劳能，进之以序。自坊、监而上至于群牧都监，皆课其功而第进之，以为任事者劝焉。”

“于是，枢密副使邵亢请以牧马余田修稼政，以资牧养之利。

而群牧司言：‘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今以五万马为率，一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余田无几，宜且仍旧。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余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以收刍粟。’”

宋神宗“从之”，予以批准。

“已而，枢密院又言：‘旧制，以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使领虽重，未尝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专任责成。’”

宋神宗下诏：“河南、北分置监牧使，以刘航、崔台符为之，又置都监各一员。

其在河阳者，为孳生监。

凡外诸监，并分属两使，各条上所当行者。

诸官吏若牧田县令佐，并委监牧使举劾，专隶枢密院，不领于群牧制置。”

此前，“群牧司请于河北、河东、陕西都总管治所各置一监，以便给军，乃遣官下诸路详度。

既又以知太原唐介之请，发沙苑马五百，置监于交城。又分置河南、河北两使。”

八月，“群牧司”又上奏：“请兼监牧通判并三年一更，以马死数定其课，即能在任与诸监使臣协心干集。有劳满日应赏者，委群牧司保明，听再任。兼监牧知州诛赏准此。”

宋神宗“从之”。

九月十六，“刘航为河南监牧使，崔台符为河北监牧使”。

此前，枢密院曾向宋神宗上言：“旧制，以左、右骐骥院总司国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监、判官，以领厩牧之政。今欲专任责成，分置官局。”

宋神宗下诏：“诏河北、河南分置监牧使、都监官各一员，以河南监牧并为孳生监，在外诸监分属两使。

其官璯，河北于大名府，河南于河中府，后徙西京。

诸监官吏，委监牧使奏举按劾，仍不隶群牧司，专属制置使。”

后又下诏，“诸监官吏”隶属枢密院，“不领于制置使，仍省群牧都监一员。”

十月初一，枢密院上言：“河南、河北监牧使，欲令每年各许同共奏举有牧地县分选人，知县、令、主簿充京职官，共五员，理为举主。”

初八，宋神宗批示：“河北、河南监牧使所管地辽远，若非许令举一二属官与之协力，恐难办事。今于京官以下各举一人，供奉官以下各举二人充勾当公事，并理本资等，十数年后，岁考渐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监，庶几共济，早见成绩。”

十二月，“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上言：“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乞并令具所出租税，自今尽归本司支用。”

宋神宗“从之”。

三年五月二十一，群牧司“判官”王诲编成《群牧司编敕》12卷，“行之”。

四年，十一月，宋神宗“问养马利害”。

王安石说：“今坊监以五百余贯乃养得一马，若令洮河蕃部养马，所费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马，因地制宜焉。又蕃部以养马为业，极便利，所省钱计不少，而坊监地赋民，所收地利又不少。”

宋神宗“因论三代兵政以车马为急”。

王安石曰说：“今用车即不须用马，但以人挽车，省刍粮，无奔警，未必不胜用焉。譬如古用简册，今用纸，虽三代圣人复起，必不复用简册。恐以人挽车亦如此。”

宋神宗说：“车但有理即可行，三代以前，圣人但随时制法，故用马耳。”

六年五月初二，枢密使陈升之兼任群牧制置使。

八月，翰林学士曾布等上言：“臣等今修成兼勇保甲及养马条三卷。”

宋神宗下诏“兵部行之”。

七年四月，“废原武马监，淇水二监合为一”。

八年四月十一，三省、枢密进呈比扑马数。“枢密院欲存牧监，又欲留监牧马，准备军行负驮。”

“中书比扑，岁用三万贯买监牧所生马，数足而岁可省官钱五十三万贯。地利在民，尚不计数。凡牧监岁牧马二百余匹，五色额马，尽堪配军，亦止二百余匹。而中擘画熙河买马，未及十月，比旧已增九十余匹。”

宋神宗“令中书施行”。

但吴充“固争”，坚决不同意，认为“监牧不当废。若西北旅拒马不可买，中国如何得马？”

宋神宗说：“虽如此，牧马亦不济事。祖宗时，牧监但养大马。后来孳生，是非明白，无可疑。”

吴充说：“向日认定驴牛，中书便云骚扰。今中书却要临时买驴以供负驮，岂不骚扰？”

王安石说：“无事时不问有无驴牛。须令五户或十户共认驴牛一头，不知此牛驴令谁作主？且无驴牛之人，须被配率出钱，此所以为骚扰。

今中书计算，若遇要驴时，用见今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时，定后更不收一钱。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养马以待用，可省七十万贯。用第一等价上增一倍买驴，假令括买，亦不为亏损百姓，此所以异于预认。”

宋神宗说：“此利害分明，兼马皆生梗，岂可负驮也？”

十三，宋神宗批示：“河东马军多而马不足，妨废教阅人。既未可顿减，遂不给马，则一路全阙兵，缓急小有边事，从何调发？兼今计较所省钱粮不多，且可仍旧。”

二十二，宋神宗下诏，“沙苑监隶群牧司，余八监及河南、北两监牧并废”。

元丰六年七月，知延州刘昌祚言：“乞量减监牧司年额马，教增买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马，增置马军蕃落。”

宋神宗“从之”，“仍于河中府第八将下左右番增置马军三指挥，于诸将步军额除之。”

刘昌祚又言：“军事之先，莫如马政。人虽千百，可招呼而集。马虽数十，宁可容易而得？须是素养有备，乃可应敌。加以鄜延比之诸路，非产马之地，难以畜牧。永乐一日失六千匹，不知平时牧养几日，费用几何，能集是数？以累岁不赀之用，乃失于顷刻之间，宁不惜哉！欲谓人强马壮，若能如此，可谓两全。傥或强弱不齐，适足为累。故驰逐应急反胜，非马不能。今监司所赋，率低小病患，不应格式。乞预支缗钱，委逐将自置，仍增直至四五十千。”

宋神宗下旨，“特许行鄜延一路”。

八月，“提举经度措置牧马司”上言：“已遣官诣诸路选买牝牡马上京，乞诸路专责监司一员提举。”

当年，宋神宗下“手诏”给枢密院：“牧马重事，经始之际，宜得左右近臣以总其政。今自雾泽陂牧马所造法，始于畿内置十监，以次推之诸路。宜令枢密院都承旨张诚一、副都承旨张山甫经度制置，权不隶尚书驾部及太仆寺。有当自朝廷处分者，枢密院主之。”——起初，“初，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奏于岷州禾川、荔川、闾川砦、通远军、熟羊砦置牧养十监，议者继言蕃马法，帝欲试之近甸。已而，其说皆不效。”

七年二月，宋神宗“从之”，“令诸路差狐疑无坚决定论、反求可于将命使者，自非明于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观望，指议二三，破坏其事？可更审详。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当具所见事理论奏。苟无弊也，即宜并心一意，协力奉行。”

八年，“同提举经度制置”曹诵向宋神宗上言：“自崇仪副使温从吉建议创孳生监，迨今二年，驹不蕃而死者益众。”

宋神宗“乃命御史台校核，自置监以来，得驹不及一分四厘，马死已十分之六。”

“于是责议者及提举官，而罢畿内十监。”

其次，对“马监”即养马场的牧地使用进行了改革。

熙宁元年，“枢密副使邵亢请以牧马余田修稼政，以资牧养之利。

而群牧司言：‘马监草地四万八千余顷，今以五万马为率，一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余田无几，宜且仍旧。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余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以收刍粟。’”

宋神宗“从之”，予以批准。

十二月，“权河北监牧使“”崔台符上言：“应牧地民户已占佃者，乞并令具所出租税，自今尽归本司支用。”

宋神宗“从之”，予以批准。

二年，宋神宗“方留意牧监地，然诸监牧田皆宽衍，为人所冒占，故议者争请收其余资以佐刍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赋入为务。”

“二年，诏括河南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顷，而今籍五万五千，余数皆隐于民。自是，请以牧地赋民者纷然，而诸监寻废。”

六年四月，宋神宗下诏，命元绛、吴审礼、蔡确“详定”将养马场土地租给农户，由农户养马上缴政府之事，议定后奏闻。

此前，文彦博向宋神宗上言：“议者多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乞朝廷裁察。”

稍后，蔡挺也认为“以牧地赋民为便”，且“仍乞汰诸监不堪配军马，量留支填马铺廂军人员外，并发赴河北等州军估卖”。

八年，中书升、枢密院曾向宋神宗上言：“河南、北十二监，自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余匹，堪给马铺，两监牧岁费及所占牧地，约收租钱总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缗。计所得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缗而已。得不称失，故废之，以牧地租给市易务茶本钱，余寄常平籍出息，以给售马之直。”

元丰三年正月辛卯，群牧司言：“废监租课等钱共百一十六万缗有奇。”宋神宗下诏，“群牧使韩缜、副使张诚一并赐银、绢各三百余，共赐钱五千缗，令枢密院均给官吏。”

“元丰三年，废监租钱遂至百一十六万，自群牧使而下，赐赉有差。乃命太常博士路昌衡、秘书丞王得臣与逐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司按租地，约三年中价以定岁额。若催督违滞，以擅支封桩法论。”

“诸监既废，淤田司请广行淤溉，增课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继言，牧田没于民者五千七百余顷。乃严侵冒之法，而加告获之赏，自是利入增多。”

第三，实施“户马法”。

“户马者，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以备官买。

熙宁二年，河北察访使曾孝宽以为言，始参考行之。”

“是时，诸监既废，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马复从官给，朝廷以乏马为忧。”

“熙宁中，尝令德顺军蕃部养马”，宋神宗“问其利害”。

王安石说：“今坊、监以五百缗得一马，若委之熙河蕃部，当不至重费。蕃部地宜马，且以畜牧为生，诚为便利。”

“已而得驹庳劣，亡失者责偿，蕃部苦之，其法寻废。”

“至是，环庆路经略司复言已檄诸蕃部养马”，宋神宗下诏，“阅实及格者一疋支五缣，鄜延、秦凤、泾原路准此”。

“时西方用兵，颇调户马以给战骑，借者给还，死则偿直。”

熙宁四年十月，宋神宗“命同修起居注曾孝宽较度其利害”，“孝宽请罢诸班直、诸军马出牧，以田募民出租”。宋神宗下诏，“自来年如所请，仍令三司备当牧五月刍粟”。

七年，宋神宗下诏：“河东、鄜延、环庆路各发户马二千以给正兵，河东就给本路，鄜延益以永兴军等路及京西坊郭马，环庆益以秦凤等路及开封府界马。”

“户马既配兵，后遂不复补。”

“京东、西既更为保马，诸路养马指挥至八年亦罢。其后给地牧马，则亦本于户马之意云。”

第四，实施“保马法”。

“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

此前，中书省、枢密院长官在宋神宗面前“议其事”，文彦博、吴充说：“国马宜不可阙。今法，马死者责偿，恐非民愿。”

王安石认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决非出于驱迫，持论益坚”。

五月，宋神宗下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

六年，曾布等根据宋神宗的诏书指示，向宋神宗上奏“保马法”令民养马“条约”：“凡五路（熙河路，治熙州，治今甘肃临洮；秦凤路，治秦州，今甘肃天水；泾原路，治渭州，今甘肃平凉；环庆路，治庆州，今甘肃庆阳；鄜延路，治延州，今陕西延安）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疋，物力高愿养二疋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

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

袭逐盗贼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

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

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逋偿者。

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

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

凡十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

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

“时河东骑军马万一千余疋，番戍率十年一周。议欲省费，乃行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

兵部上言：“河东正军马九千五百疋，请权罢官给，以义勇保甲马五千补之以合额。俟正军马不及五千，始行给配。”

宋神宗命中省书、枢密院商议。

枢密院认为：“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养一马，纔免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折米而输其直，为钱十四千四百，余皆出于民，决非所愿。况减军马五千疋，边防事宜何所取备？

若存官军马如故，渐令民间从便牧马，不以五千为限，于理为可。”

中书省认为：“官养一马，以中价率之，为钱二十七千。募民牧养，可省杂费八万余缗。计前二年官马死，倍于保甲马。而保甲有马，可以习战御盗，公私两便。”

但宋神宗“卒从枢密院议”，最终采纳了枢密院的建议。

“九年，京畿保甲养马者罢给钱布，止免输草而增马数。”

“元丰六年（1083），取河东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骑战，且以本路盐息钱给之。每二十五千令市一马，仍以五年为限。”

“七年，诏京东、西路保甲免教阅，每都保养马五十匹，匹给钱十千，限京东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数足。

置提举保甲马官，京西以吕公雅，京东以霍翔领之。

罢乡村物力养马之令，养户马者免保甲马，皆（霍）翔所陈也。”

“（霍）翔及（吕）公雅既领提举事，多所建白。请借常平钱，每路五万缗，付州县出息，以赏马之充肥及孳息者。愿以私马印为保马者听。养马至三匹，蠲役外，每疋许次丁一人赎杖罪之非侵损于人者。”

宋神宗下诏“悉从之”，全部予以批准。

“（吕）公雅又令每都岁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促为二年半。”

“京西不产马，民贫乏益不堪”，宋神宗担心有关部门“责数过多”，百姓不能明白自己的心意，下诏“如元令，稍增其数”。吕公雅“乃请每都岁市八疋，限以八年，山县限以十年”。

霍翔又上奏宋神宗，“本路马已及万匹，请令诸县弓手各养一匹，以赎失捕之罪。”

“先是，提点京东路刑狱霍翔言：‘齐、淄等州，民号多马。禹城一县，养马三千，牝马居三之二。臣近因巡历，密案视民养马，虽土产者，骨格亦高大，可备驰突之用。兼齐州第六将骑兵多是东马，与西马无异。

虽民间比宫中养马所费刍秣不多，然而不有所免，则无以为劝，缘民之所免者，在于文移折变、舂夫贼盗、敷出赏钱、保正保副、大小保长、催税甲头、保丁巡宿十事。

臣即以此事目付禹城县劝谕，愿养马之家已应募者，计马四百四十八，牡马二百六十三，牝马百八十三，然未见所免之利，而愿养者已多。

乞应诸路乡村户，不拘等第高下，如愿养马，并许自陈。除依条分番教阅，及觉察同保违犯，并勾集追捕贼盗外，与免十事。

内有田五顷，许养马一匹；五顷以上二匹；十顷以上物力高强，恐妨差使，不在养马之限。

其牝马须四尺二寸以上，牡马四尺三寸以上。大县无过五百匹，许养牝马三之一，及委本州通判春秋呈验当日放散外，更余约束，一依朝廷追降民马指挥。’

上批送吴居厚相度。

居厚言：‘马政实为国家大务，其次莫如财利。民之安平，又无若制御盗贼。今转运军须年计，大半出于折变之物，稍有侵耗，即无从补助。

自保甲之法行于诸路，其正、副尽得一乡材武之士，几察贼盗，所在衰减。

今募民养马之法，若与免大小保长支移、催税甲头、舂夫贼盗敷出赏钱、保丁巡宿十事，实便公私，可施行。’

手诏三省、枢密院进议京东西保甲、养马事，以谓：‘当留俟两路使者，以决可否。推朝廷大政，庙堂之上，令所自出。若恃心狐疑，无坚决定论，反求可将命使者，自非明于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观望，措议二三，破坏其事，可更审详。

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所见官具事理论奏。苟无弊也，即宜并心一力，协力奉行。’”

“时五年二月也，于是悉施行之。”

第五，扩大了买马支出，增加了买马数量。

“熙宁中，罢券马而专于招市，岁省三司钱二十万缗。自马不下槽出牧，三司得复给刍秣之费更相补除，而三司岁偿群牧者，为缗钱十万，以增市马。

市马之官，自嘉佑中，始以陕西转运使兼本路监牧买马事，后又以制置陕西解盐官同主之。

熙宁中，始置提举熙河路买马，命知熙州王韶为之，而以提点刑狱为同提举。”

熙宁元年八月，宋神宗下诏，“陕西、河东各市马每千匹，京东路三百匹，仍增其直，并赴卫州监牧司。”

陕西转运副使毌湜上言：“乞候边事宁息收市”。

宋神宗批示：“边事未宁，民力宜且安养，不宜别有骚扰。宜从湜奏。”

又下诏，“河北马军并令立社，依陕西、河东路例供备钱助买马，其先给官价钱并增之，仍卖内库珠千余万给其用。”

十月十六，宋神宗下诏，“出奉宸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万付河北四榷场鬻之，别封桩以备买马。”

“熙宁初，诏河北骑军如陕西、河东社马例立社，更相助钱以市马，而递增官直。寻出奉宸库珠十余万以充其费。”

三年十二月，宋神宗下诏：“原、渭州、德顺军自今三年买马三万匹。买马官以十分为率，买及六分七釐转一官，余三分三釐均三等，每增一等，更减磨勘一年。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州、利州三路绸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監钱相兼偿马价。”

起初，“三州军买马，三年共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上京券马，岁不下万四五千匹。嘉祐七年，置买马司于原、渭、德顺三州军，皆选良马，售以高价，于是券马法坏，类多死损，枉费钱帛。’”“故有是诏。”

四年七月，“权发遣群牧判官”郭茂恂向宋神宗上言：“准诏以陕西博买蕃部马并粮草，所用钱物不一，不如蕃部所欲，致所买数不多。欲专以茶博买马，以采帛博买粮谷。及以茶马并为一司，令臣具经久利害。臣窃闻昔时亦是用茶折马价，虽兼用金帛等，亦从其便。自事局既分，近岁始专用银、绢及钱钞等。况卖茶、买马，事实相须。令提举买马官通管茶场，实为职务相济。”

宋神宗“从之，仍以茂恂专提举买马监牧兼同提举茶场。其雅州名山茶，令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言许杂买。”

熙宁五年五月，“提举京东保马”霍翔上言：“买马法无过八岁，及十五岁，给公据斥卖。窃以牡马十岁方壮，牝马十七岁犹生驹。

乞许买十岁以下牡马、十三岁以下牝马。”

“元丰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便。’”

宋神宗“奏可”，予以批准，“仍诏专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自是蕃马至者稍众。”

六年八月，“提举经度措置牧马司”上言：“已遣官诣诸路选买牝牡马上京，乞诸路专责监司一员提举。”

“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

明年，延庆言：‘威、雅、嘉、泸、文、龙州，地接乌蛮、西羌，皆产善马。请委知州、砦主，以锦彩、茶、绢招市。’

未及施行，会威、茂州夷人盗边，及西边马已至，八月，遂诏罢提举戎、黎买马。”

八年，“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而两监牧吏卒杂费及所占地租，为缗钱五十三万九千有奇，计所出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余缗而已。今九监见马三万，若不更制，则日就损耗。’于是卒废之”，“以其善马分隶诸监，余马皆斥卖，收其地租，给市易茶本钱，分寄籍常平、出子钱，以为市马之直。”

“至于收市，则仍嘉佑之制，置买马司于原渭州、德顺军，而增为招市之令。后开熙河，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

“八年，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而原、渭、德顺诸场皆废。继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永宁砦等场，而德顺军置马场亦复。

先是，麟府路上所市马三百，以其直增于熙河而又多羸惫，乃罢本路博易，令军马司自市。

时又以边臣之议，市岢岚、火山军土产马以增战骑。既又以边人盗马越疆以趣利，寻皆罢之。

自是，国马专仰市于熙河、秦凤矣。”

“元丰中，军兴乏马。

六年，复命知成都吕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经制边郡之可市马者，遂制嘉州中镇砦、雅州灵关等买马场，而马皆不至。”

“六年，买马司复罢兼茶事。”

“七年，更诏以买马隶经制熙河财用司。经制司罢，乃复故。

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事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

“八年，提举茶场李杞言：‘茶买马，固为一事。乞同提举买马。’”宋神宗下诏“如其请”。

“十年，又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市马者。”

宋徽宗崇宁四年，徽宗曾下诏说：“神宗皇帝厉精庶政，经营熙河路茶马司以致国马，法制大备。其后监司欲侵夺其利以助籴买，故茶利不专，而马不敷额。近虽更立条约，令茶马司总运茶博马之职，犹虑有司苟于目前近利，不顾悠久深害。三省其谨守已行，毋辄变乱元丰成法。”

“市马之数，以时增损。初，原、渭、德顺凡三岁共市马万七千一百匹，而群牧判官王诲言：‘嘉佑六年以前，秦州券马岁至者万五千疋。今券马法坏，请令增市，而优使臣之赏。’”

熙宁三年，宋神宗下诏，“泾、原、渭、德顺岁买万疋，三年而会之，以十分为率，及六分七厘者进一官，余分又析为三等，每增一等者更减磨勘年。

自是，市马之赏始优矣。

时诲上马政条约，诏颁行之。

其后，熙河市马岁增至万五千。”

“元丰中，乃诏本路罢其法，更从买马司给之。

时又诸路置将，马不能尽给，则给其直，而委诸将自市。其在熙河兰会路者，即以为买马之数。”

参考资料：《宋史·卷一百九十八·志第一百五十一·兵十二·马政》，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卷三百四十三》，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七十五》，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五》，叶适《水心集·卷三·纪纲三》，近代钱穆《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一章贫弱的中央》，近当代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