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幻西游》新服“谈笑风生“02月18日开启，

​纪念史景迁 | 郑培凯：他对江南的兴趣从第一本书就开始了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孙雯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1936-2021）

当地时间12月26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先生在家中逝世，享年85岁。

这一消息传来，中国的学界、受他影响至深的历史写作者以及他的读者，纷纷致以哀思。而他的杭州读者，除了不愿意接受他对中国历史的书写画下句点之外，还多了一份别人不能体悟的遗憾。

2019年春夏之交，史景迁曾有一次中国江南之行的计划。本来，他会与友朋畅游苏杭，并打算去他的著作《前朝梦忆 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的主人公张岱的家乡绍兴看一看。只是，出行之前，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临时取消计划。

后来，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江南行的计划一再搁置，最终未能成行。

史景迁生于1936年，先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担任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与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

在教授学生的同时，他写下了大量优秀的历史著作。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陆续完成了14部研究中国历史的作品，包括《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太平天国》《王氏之死》《追寻近代中国》等，为西方了解中国文明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中国读者审视历史提供了一种角度。

著名学者郑培凯先生是史景迁正式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也是“理想国·史景迁作品”丛书的主编。除了跟随史景迁学习，上世纪70年代，郑培凯还担任过史景迁的助教。这些年，他们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2月28日，郑培凯接受了钱江晚报（以下简称“钱报”）的采访。那天，因为他有很多事情在忙，要接受一些来访，要出席公开活动，所以这个采访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他用其中的空暇时间，耐心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在郑培凯的怀念中，那场未竟的江南之行得以还原。我们也借由他的讲述，与史景迁先生更近一步，体悟他对中国历史的书写，其实并不限于历史的本身，而是心怀对人类的悲悯。

2019年5月初，郑培凯与史景迁在史先生家的花园散步。 鄢秀教授供图

【1】

未竟的江南之行

钱报：2019年春夏之交，我从杭州晓风书屋的掌门人姜爱军那里得知史景迁先生计划来杭州的消息，只是后来很遗憾未能成行，请您谈一谈这次未竞的杭州之行。

郑培凯：每年春夏之交，我都会去纽黑文（New Haven）看望我的老师史景迁先生。之所以选择这个季节，因为他家那个大园子里的花木实在开得漂亮，姹紫嫣红，跟昆曲里描写的“游园”很像。

我在苏州有个寓所，也有个小院，跟史景迁的园子根本不能相比，大概只有百分之一都不到，好在苏州人善于“螺丝壳中做道场”，居然堆叠了黄石假山，围了一方小池，有十来条小金鱼悠游其中。我春天经常回苏州，那时玉香花开了满篱，接着凌霄花盛放，倒也赏心悦目。我的住处就在拙政园旁，紧贴着平江路，离狮子林也很近，时常可以去游园。跟史景迁说了苏州美景，还说离上海、杭州都很近，他们就十分羡慕，说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希望也能到江南一游，我说没问题，我来安排。

人年纪大了，有些心愿想做还没做，就得有人安排，帮着完成。我的老师史景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也慢慢地比较弱了，一直没能畅游江南，这是我帮得上的。我就跟史先生与师母金安平商量，看看2019年暮春初夏时节可否成行，他们十分兴奋，说反正退休了没有任务在身，一定可以悠游苏州、泛舟西湖。不过，史先生坚持，此行绝不演讲，不看学术界的同行，只是跟我们一起游玩江南风光，去杭州、苏州、绍兴，像晚明的张岱一样，惬意悠游。

2014年2月28日，史景迁教授在北京大学举行讲座。视觉中国供图

2019年4月底，我到美东讲学，5月初返港之前，金安平打电话给我，说史先生身体状况不太好，容易感到疲劳，她有点担心长途旅行的奔波劳累，要我特别到纽黑文他们家里去探望史先生，观察他的健康情况，确定能不能启程。那两天我们在纽约特别忙，因为跟李安有约，讨论他正在制作的新片，又和舞蹈家江青约了晚餐，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商量事情。

安顿好了纽约的事，5月3日一早，就开车到史先生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我们在他精心打理的园子里观赏盛开的樱花，还套上胶靴，爬下他家后院的隰地，造访他亲自设计的“秘密花园”，吃了金安平精心烹调的大餐，一直畅谈到夜晚，才依依不舍回到纽约。观察了一整天，看史先生的情况很好，兴致也高，谈笑风生，不像有什么问题。于是，我们一致同意，他的江南行按原计划进行。

史先生觉得他每次来中国都比较“麻烦”，因为很多大学会把他“包围”起来——学术界的同行要请他去演讲、参加研讨会，当然，这些知识探求的活动很有意思，可他几乎没有喘口气的时间，更不要说从容游赏山水，体会中国古代文人的雅趣了。这次他千叮嘱万叮嘱，说只跟我们一起游览，千万不要告诉学术圈的朋友。

他其实很想到江南看看，尤其是写了关于张岱的那本书：《前朝梦忆 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张岱在江南度过的美妙的生活，史先生没有体验过。记得他说：“只要你答应，绝对不安排任何学术访问，不去大学里面演讲，我就去。”

我在江南有很多朋友，园林界的、昆曲界的、书画界的……那么，我就安排一个不去学术界的行程，只是我们自己游览，高高兴兴地看看江南，主要是逛一逛杭州和苏州。

随后，我联络好了苏州和杭州的朋友，还安排他去张岱的家乡绍兴看一看。杭州的朋友特别有趣，包了一艘龙舟游西湖，还订好了湖畔的酒店，让他打开窗子就可以一览西湖风光。

我跟他承诺绝对不安排任何演讲、访问，就我们自己玩，其中包括到西湖上泛舟。他高兴得不得了。用师母金安平的话来说，就是“享受享受江南的风光，体会一下江南的情趣”。

为什么没有成行？其实，他为这次江南之行花了很大劲儿，因为他的护照和签证都过期了，要重新申请，拖了一段时间，签证终于下来了，也买好了机票。马上要出发了，我也通知了江南的朋友们，“郑重”地告诉大家：“史景迁先生要好好地玩儿，你们不可以给他安排任何其他活动，只有休闲的活动。”

2019年5月初，郑培凯与史景迁在园赏景。鄢秀教授供图

起飞前两三天，师母金安平给我打电话，她说，史先生突然晕倒了，好像身体很不好。这样，他要先去看医生，等医生的判断结果出来才能决定继续出行或取消计划。

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他的身体很虚弱，有一些问题当时也没有仔细讲清楚，但暗示了他有慢性病的可能性。

我们在讨论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之后，最终决定取消这次旅行。后来，我们再次讨论他的身体情况时，医生暗示他有轻微的帕金森症，身体协调有一些问题。我就想，等他恢复以后，再做江南之行的安排吧。

谁知道，到了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困住了，包括我自己都两年没有来江南了。史景迁先生来杭州的事，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停了。

钱报：2019年的这次会面，是您和史景迁先生的最后一次相见？当时还聊了些什么？

郑培凯：我们谈得很多，但都跟中国历史没什么关系。他聊他读的书，包括文学、艺术，还有诗歌，他很喜欢读诗。

除了古典诗，他还很喜欢读现代英语诗人的诗，他跟美国东部的一些诗人蛮熟的，像John Ashbery、John Hollander，他读到他们的新作品就跟我讨论一下。Ashbery的作品我也蛮喜欢，就有比较深的感受。我们这次见面谈了诗歌，谈了他园子里种的花草树木，再就是约了5月21日到28日小满节气没能成功的江南之行。

再之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都没办法离开居住地。这两年多，我们没有见面，偶尔会打个电话问问好。我想，我跟他最后一次打电话就是只是问好了，问了一下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然后各自说保重，等等。

钱报：史景迁先生的杭州之行虽然没有实现，但我读《前朝梦忆 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时，对他对张岱冬日由绍兴泛舟至杭，以及湖心亭看雪等细节的描述，印象非常深刻。在您看来，他为什么能构建起如此坚实且引人入胜的细节？

郑培凯：我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史景迁对江南充满了兴趣与遐想。在他整个历史著作的写作过程中，从最早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皇帝》开始，就讲到被中央派驻到江南担任织造的曹寅，是康熙皇帝的心腹。曹寅时常向康熙皇帝打报告，报告的内容都是有关江南的情况——经济发展、社会动向，以及一些地方上的冲突等细节。

所以，史先生一开始研究中国历史时，就对江南的一些社会细节、文化细节，甚至包括艺术上的一些活动，比如文人之间的交往很有兴趣。

后来，他写了一本讲中国革命时代历史人物的书，讲到鲁迅、丁玲、瞿秋白……这本书名字叫《天安门》，当然，这个天安门不是今天的天安门。这本书里的很多人都在江南生活，书中呈现了很多江南的细节，也一再呈现了他对江南的兴趣。

对于江南的实际情况，史先生本人也多多少少接触到一些，可是他最主要的接触方式，往往是跟学术报告有关。通常他都是被大学“圈起来”，参与研讨会，给学生演讲，接触的也只是学校里的专家学者，他很少有机会能放松地到江南游览。

他对江南的兴趣，跟他的历史研究有关。他熟稔于文献中的江南，从晚明一直到现代中国留存下来的资料，他都看到过。江南当然就成为他的一个兴趣所在。这可能也是我跟他计划来江南游玩时，他一下就答应的原因。

第二个方面，史景迁先生写中国历史的这些著作中，人物跟环境要写得很清楚、很细，只有这样，才能显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非常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生命环境中的那种历史经验。也就是说，你写历史一定要把资料进行排比，把环境呈现出来，然后把人物在环境当中的一些生活呈现出来。

所以，“建构历史细节”很重要，因为要呈现的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就必须把他周边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环境，包括风土人情、风光、人物的交往呈现出来。比如说文人的诗酒风流，怎样才能表达出诗酒风流的样态？都要通过细节呈现，这个人物才有立体感，才能够建构出他整个历史的叙述，并将历史叙述得生动。

《前朝梦忆 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史景迁 著 温洽益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想象与历史的缝隙

钱报：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史景迁教授被西方世界称为“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没人比他出版过更丰富的关于中国的研究作品，而且它们在学术界与公众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除去题材的丰富性，也没人能比他写得更好看。

他是如何让那些在历史灰尘中的人物重新获得了生命力的？他的写作方法是怎么样的？还有人说，史景迁教授在咖啡馆中撰写许多历史著作的，这是否是真实的情况？

郑培凯：这个问题里的比方，蛮有意思，就是说史景迁先生的历史著作，花样很多，好像毕加索。

但是，他像不像毕加索呢？见仁见智。

的确，史景迁的著作，多姿多彩，这个比喻我觉得比得蛮好的，因为毕加索是通过自己敏感的艺术心灵，让外部世界或者说他感兴趣的内容，有自己的艺术诠释。史景迁呢，也是通过自己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并给予独特的展现。

他的著作表面上看起来是多面向的，但讲到底，他心里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个很深层的向往，后来他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最主要的探索方向，还是人类在一些处境中的普遍反应。

所以，他写历史，经常是讨论大历史环境下很具体而活生生的人跟那些人所经历的处境，这个处境也要很具体、很有细节、很生动。这样一来，当他写不同人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像他的画面不一样啊！他的画面当然不一样，因为这个人不一样，他的也处境不一样。

他在咖啡馆写作，应该是一个误解。

其实，他在耶鲁大学有一个很好的研究室，面积很大，其中充满了书。同时，他家里还有两个书房。

也就说，他有三个不同的工作空间，经常在发展某一个课题的时候，就利用某一间书房。比如，在这个书房开展计划A，计划A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他的先期写作和收集的大量资料就堆在那里；随后，他又被另外一个内容吸引，这个吸引他的题目就变成计划B，计划B的资料就堆在另外一个书房里；偶然的情况下，他居然还会有计划C，那么计划C的内容就都堆在第三个书房。

他这三个不同的创作空间，有三堆不同的资料，等到他觉得比较成熟的时候，会集中精力把其中一个计划完成。由此可见，他有多面的兴趣，面对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场景，他写不同的历史著作。

为什么他会有不同的题目出现？这跟他的教书方式有关。

我们知道，他在耶鲁大学教近现代史，他讲课的方式主要是大演讲，因为他的学生实在太多了。我给他当助教的时候，他有四十个学生，后来变成两三百，最后他有点得意地告诉我，他有700多个学生，他要在最大的演讲厅演讲。而且，耶鲁大学的学生觉得没有听过史景迁的历史课，会后悔一辈子。

他在大课堂上的讲述，当然是近现代史，讲的过程当中会有专题，就是某一个星期会讲某一个专题，有时候，这个专题讲完了，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专题要讨论。因为来选课的学生也不都是学历史的，史景迁先生不能在一般的课堂里完全解决这些题目，这些题目就变成他的研究项目，再由他在不同的书房里，一步一步地写完。

在咖啡馆写作这个事情，可能他写的某一小段，因为临时有了灵感，就在咖啡馆里坐下把它记下来，这个是有的。

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他拉着我去校园里的咖啡馆或者一家学生常去的披萨店喝咖啡或者喝啤酒。有时候，他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把小本子拿出来记一记。可正式的写作，他要回到自己的研究室或书房，而不是像传闻当中说的那样。

1990年10月21日，史景迁教授(右) 赢得莱昂内尔·盖尔伯文学奖。视觉中国供图

钱报：曾经读过您对史景迁先生的一句形容：“运用想象，弥补历史的缝隙”，作为他的学生，亦从旁观者的角度，您认为这种“想象”的度在哪里？

郑培凯：我觉得他这个“想象”的度的掌握，并不是很容易。

因为我跟他接触比较多，他基本的方法，我的推断是这样的——他写任何人物的活动或者是历史的情况，尽量做到无字无来历，每一句话都要有历史材料的支撑，这个在他的注解里都有显示。

有了要写作的人物，有了事关场景的文献资料，那么，这个人物在历史文献所提供的场景当中，会怎么思考？采取哪些决定？为什么会采取那些决定？这个就是有“缝隙”了。历史上的当事人不会穿越时间来告诉你：我当时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才做了这个决定，有了这么一个行动。这个时候，一个历史家必须要运用他的想象，这个想象不能离谱，不能离开这些历史文献提供的材料。

当然，历史文献本身各种各样，可能会有冲突，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呈现方法，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你怎么选择？这个就要你具备历史想象的能力，你要有一个宏观了解历史的高度，才能够做出比较恰当地判断。

我们说这个历史学家好不好，除了史料的掌握运用、写作的文笔，有没有史识非常重要。这个史识，我觉得史景迁是有的。

因此，这个“想象”的度不是很好拿捏。拿捏得好，人家会称赞；拿捏得不好，人家会质疑；假如真的没有拿捏好，人家就会说胡说八道。但看史景迁的著作，读者可能经常会思考“是不是这样啊”？可是质疑之后，又觉得他提供的这个“想象”的度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他已经在著作中告诉你，有这个可能性。

他这个度走的最远的，应该是《王氏之死》——利用了蒲松龄小说中的一些材料。换句话说，在同样一个时代，同样一个地方，可能就具有这样的想象空间，这个要很巧妙地运用。

《王氏之死》

史景迁 著 李孝恺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哲学家柯灵乌（R.G.Collingwood）曾经说，历史家写历史,必须要到他写的历史场景当中去体会。他讲到写英国史,到英国的古战场去凭吊，你人到了古战场去体会那个环境，感受那些人喊马嘶，箭矢交击，当年战争的场景就活了起来。他用了一个词叫“hallucination”，就是幻觉，历史的幻觉，历史家要幻入这个场景——这其实就是想象的度。

【3】

“非传统”的历史学家

钱报：史景迁先生为人很温厚，这是大家对普遍的评价，他身上有一种理解他人的热忱。但是对每个人都友好，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的批判性？他是怎么展开研究的？

郑培凯：史景迁人很谦和，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谦谦君子”，他为人正派，待人诚恳，性格上有一点内向。

在处世的言行方面，他对学生、对学校的事都很热心，就是面对你遇到的问题，他都尽量从学生、学校、教学的角度来考虑。但他尽量保持自己独处的机会，因为他要做研究、读书写作，在这些最喜欢的方面，他显得有一点内敛。

跟他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他要保持自己安静的空间，用以保有探索历史文化的兴趣，如此一来，他就比较远离一般的世界和比较纷争的事情。

当然，你可以看到，史景迁先生是很有趣的一个人，他的演讲非常精彩，活泼生动。前面讲了，他上课基本以演讲为主，其他作业就交由助教来处理。大概1973年、1974年，我担任他的助教，那个时候，他的中国近代史课就四十来个学生，学生的作业由我来帮他改。大概十年之后，他的课堂有700多个学生，就有20多个助教，帮他处理学生的作业。

就是说，在非常有名以后，他还是要保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在课堂上，他进行了精彩的演讲以后，那些琐事就让助教帮他处理。当然，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他要找到比较好的助教，帮他改卷子、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我觉得他很聪明，这些都安排得很好，有条不紊，不疾不徐。

他不太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在东亚研究领域内的一些活动现场，你不大能看到他的身影，人家一般也请不到他。但他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地位很高，史景迁后来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国历史学会涵盖了各个领域的历史——美国史、欧洲史，东亚史、非洲史，他能在美国历史学会当头头，说明是大家最尊敬的一位历史学者。

在我的观察里，他在学术圈里并不太活跃，那么他活跃的方面是在于别人看了他的著作，知道他的学术成与跟学术影响，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史学家，而不只是一个研究区域历史的史学家。

史景迁家中挂着郑培凯写的书法作品。鄢秀教授供图

钱报：史景迁先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家，他的“非传统”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培凯：严格来说，你把他归作汉学家当然可以，因为他做的都是跟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可另外一方面，他又超越了只是跟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学界领域。

他不是传统的汉学家应该如何理解？

一方面，他采用的不是传统的写法。传统学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是偏重于讲政治史的大趋势，或者以朝代为主进行讲述。之后引入社会经济史，是在经济史的框架之下，将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也有偏重思想史传承、政治制度演化，或以物质文明的演化作为讲述线索，这是传统写历史的方法。

史景迁先生的兴趣，其实是中国历史当中具体的人，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什么？他们的文化关怀是什么？他们的社会处境是什么？一个具体的人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处境当中，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假如出现了大的社会事件，他会如何思考？他到底如何做出当时的人生决定？这种探讨，介乎社会思想跟人物的内心世界之间，它跟传统的讨论不一样。

此外，他把中国历史文化，作为整个人类历史文明的一个具体对象来研究，他有一个宏观的思考就是人类的处境。在此基础上，他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作为具体的、特殊性的探索。这使得他考虑的范畴，不单纯在于研究汉学，而在于研究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域的人类活动，或者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发展，他是把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去思考的。

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最终的着眼点，在于展现整体的人在具体的历史生活、历史环境当中如何生活。就是这一点，使得历史界的其他史学家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那些史学家不见得对中国很具体、很细微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的考据有兴趣。他对于中国历史中的具体的人在历史环境当中的反应有兴趣，就使得他不是传统的汉学家。

【4】

他的发现与宽大

钱报：史景迁教授的历史写作，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从我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他也以独特的文本吸引了中国人对历史的进入，同时也影响到了诸多后来历史研究者的表达方式。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培凯：史景迁处理他研究对象，有很强的个人风格。我刚刚前面讲过，他跟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不太一样。一般人以为他只是很会讲故事，其实他是通过历史人物与情节，铺展与历史背景、环境，来展现人物的人生处境，这就呈现出很具体的一种生命意义。

这种呈现方式，让大家觉得很有亲切感，你读下去之后好像进入一个历史场景，你了解了这个历史场景，了解这个历史人物，你就会通过史景迁先生的写作，产生一定的历史理解与同情，就好像你看一出戏，那戏感动了你，但是要记得，他写历史，所有的情景都有文献来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写法，非常有启发性。

我觉得他这种写法，使得整个历史写作生动起来。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角度，你只要深入思考以后，呈现了这一个特殊的角度，就使得历史写作比较活泼。

他自己的兴趣很广，特别是对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思想跨界的发展都有兴趣，这也启发了他一些学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影响，探究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到底如何，这就间接地推翻了西方中心论。

他有一个学生叫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是我的学弟，彭慕兰从社会经济的世界大体系的角度，来讨论东西文化的发展，突出了中国历史的地位，在颠覆历史的西方中心论方面，做出比较多的贡献，影响也很大，很多出版社将他的著作翻译成了中文。

2019年5月初，史景迁与郑培凯在园子中赏花草。鄢秀教授供图

钱报：结合您和史景迁教授之间的交往，谈谈他对您的重要影响。

郑培凯：史景迁先生对学生非常好，他一下就可以看出学生的个性，有的学生比较按部就班地做事情，有的学生有自己的主意。我觉得史景迁可能比较喜欢挑有个性的学生，他会尽量让学生达成自己的追求，发展自己喜欢的一个研究方向，

我其实是一个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很固执的人，虽然平常表现得比较和缓，有人就觉得我可能是很温和的一个人，可是我不会妥协。如果我想到一个什么东西是正确，并且符合我想做的方向，就一定要做。史景迁先生非常宽大，一直帮着我去尽量发展自己。

有一个阶段，我惑于宏大的历史观念或理论，想结合自己做的研究题目，实现重大的突破。在这样的设定下，我经常讲一个大的历史潮流，但又被好像非常伟大的理论框架带着走。他提醒我，这个不是最恰当的，也不见得是最合适我做的东西。

我想，这是他对我最大的影响。他从来不会跟我说，你这个做的不对或不好，他会让我自己去发现，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方向不是我真正喜欢，或者也不是我适合的一个方向。

我最后选择的方向，就是他讲的——探索历史文化当中最模糊，最不清楚的而想要把它讲清楚，可是讲到最后也不见得能够非常清楚地捋清。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提出一些为什么这些历史文化现象讲不明白的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跟人生问题一样，是永远说不清的，但可能说出一些道理来。

这个意思可能很难懂，我想我们人生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我们个人都有一些很复杂，很纠缠的矛盾，何况要讲整个历史，其中牵扯到非常多的人，很不同的环境，不同环境下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冲突，以及相互的不了解所造成的矛盾。

我最后能够在这方面比较清楚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历史状态，可能是来自史景迁的宽容，他让我能够一直做下去。

钱报：近年，您和夫人鄢秀教授为史景迁先生作品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能不能讲述其中难忘的事？

郑培凯：我和鄢秀教授主编“理想国·史景迁作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其实是史景迁先生自己做的一个决定，他比较相信我，觉得我会帮他把好关，在后续的出版的过程当中，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

“史景迁作品”史景迁 著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他的著作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版本，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挑比较恰当的版本。其实，没有一个版本能够完全呈现史景迁整体的写作风格，充分展现他笔下的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有一位学历史的翻译者温洽益的译本，还是比较好的，虽然，其中也偶有一些失误，我们后来进行了更正。

整体来说，在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之后，“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的所有译文，不管是从历史书出版物的角度，还是翻译的角度来看，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作为主编者，我们非常感谢几位译者，容许我们做了一些调整。这个版本推出之后，出版社和译者都很高兴，读者也很欢迎，当然，史景迁先生也相当高兴，这点还是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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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