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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运河的重要组成，北运河与北京漕运记忆息息相关

撰文丨毛巧晖

摘编丨何安安

北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北运河，指的是京杭大运河的北京通州段至天津三岔口。自通州北关闸以下始称北运河，沿途纳通惠河、凉水河、凤港减河等平原河道，于屈家店与永定河交汇，至子北汇合口入海河，干流长 143 公里，流域面积6166 平方公里。

历史上，北运河上游水系分为三支，即潮河、温榆河和白河。潮河乃东向支流，《水经注》称作“鲍邱水”，源自河北丰宁县城根营西南山下水泉子；温榆河为西向支流，《汉书·地理志》称作“温余水”，《水经注》称作“湿余水”，源自北京延庆县军都山八达岭；白河是中间支流，也是主干流，《汉书·地理志》称作“沽水”，源自张家口市沽源县。这三条支流汇聚一起，自通州向南流，经香河县、武清区入北辰区境内小街村，在屈家店闸与永定河交汇，从勤俭村南的勤俭桥出境，至新红桥与子牙河交汇，至三岔河口与南运河汇流，形成海河。

北运河历史上有沽水、潞水、笥沟等多个名称，清雍正四年

（1726年）

始有北运河之名。《畿辅通志·河渠略》记载：“

（白河）

雍正三年

（1725年）

大水，堤岸埽坝，多有冲溃。”怡亲王允祥受令治水，他于南北运河各建坝开河，减水分流，别途归海。又将诸河分为四局，“北运河”为其中一局。雍正四年

（1726年）

二月怡亲王、大学士朱轼奏议言，“臣等查水利所关最重，河道贵有专官。我皇上轸念直隶地方，特命怡亲王兴修水利，遍阅诸河。凡有应加疏浚修筑之处，现在逐一兴工。若不特设专宫，工程难以稽核。应如怡亲王等所请，直隶之河分为四局：……其北运河为一局。旧有分司亦应撤回，令通永道就近兼辖。其管河州判等官悉听统辖。”自此，北运河彰名于世，替代了潞水、白河等旧称。

在北运河悠久的历史中，流域内生活的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习俗，它们是当地人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更是传承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正如《北运河民俗志——基于文献与口述的考察》一书的编纂之一毛巧晖所言，“运河不同的河段有各自的文化特征，重要河段的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毛巧晖看来，围绕运河的文献记载与口述记忆，展现着现代与历史、情感与理智、个人与国家的记忆和体验。

《北运河民俗志——基于文献与口述的考察》，毛巧晖 等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北运河漕运始于秦汉魏

北运河漕运北运河地处京杭大运河首段，军需官饷、商贸物资进京都需大力仰仗北运河的漕运，北运河成为水路交通要道。其漕运事业，始于秦汉魏，兴于隋唐，盛于金、元、明、清各代。

《金史·河渠志》记载：“大定二十一年

（1181年）

，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入京师。”元代漕运量成倍增长，漕粮年运量高的年份达300多万石。《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可以想见当时运河上舳舻蔽水，帆樯林立之盛况。

北运河上的重要枢纽通州于金天德三年

（1151年）

正式得名，“取漕运通济之义”，素有大运河“龙头”之美誉。明人蒋一揆《长安客话》有言：“国家奠鼎燕京，而以漕挽仰给东南，长河蜿蜒，势如游龙，而通州实咽喉之地。”可见通州城在整个漕运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漕渠及码头通州漕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外省远程运输满粮到达通州的河道，统称外漕渠

（简称外河）

，主要指北运河；一种是潜粮运至通州码头，经官府验收后，再盘运入京、通各仓的河道，统称里灌渠，主要指通惠河。正因为这样的便利、全面的漕渠分布，既能对内还可对外，让通州的漕运事业繁盛。

大运河永顺镇段，程浩芯/摄。

历史上，通州城的漕运码头作为漕运枢纽在漕粮转运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漕运中心发生过自张家湾码头转至通州码头的变化。自元代至明代中前期，张家湾一直是通州最重要的水陆转运码头之一，“历元明，漕运粮艘均驶至张家湾起卸运京”，被称为“京东第一大码头”。《读史方舆纪要》亦载：“东南运艘由直沽百十里至河西务，又百三十里至张家湾，乃运入通州仓。”张家湾位于通州的东南角，设有多个码头，其中最为重要者是张家湾上码头、中码头和下码头。三个码头负责的货运各不相同，上码头负责漕粮的运转，方便南来的漕粮运往通州；中码头则是砖料的专用码头，南来的砖料运至此，并存储于周边建设仓储内，再陆运至北京；下码头主要负责瓷器、木材石材、江米、食盐的运转。

明代嘉靖七年

（1528年）

吴仲主持疏浚通惠河，在通惠河上建五座河闸以蓄水通航，并在通州城北门外通惠河口南侧建石坝码头一座，漕粮经石坝转搬入通惠河，然后溯河而上，经五闸逐级递运，一直抵达北京城大通桥码头。另为转运通仓漕粮，吴仲在通州城东关外建土坝码头一座，漕粮在此码头卸载，然后经州城东门搬运至通州仓储存。通惠河上的五座水闸和通州城的土石二坝合称“五闸二坝”。通州码头逐渐形成，接替因清嘉庆后运河改道导致衰落的张家湾码头成为漕运中心。张家湾码头转向以商业和客运功能为主。

到了清代，通州土坝码头和石坝码头成为朝廷专用性码头，也是大运河北端最重要的两个漕运码头。石坝码头承担着入北京仓的正兑漕粮转运职能，土坝码头承担转运入通州仓的改兑漕粮的转运功能，极大地提高了漕粮运输及入仓的效率。据《（乾隆）通州志·漕运志》记载“通之水利，漕河为大，东南粟米，舳舻转输几百万石，运京仓者由石坝，留通仓者由土坝，故通于漕运非他邑比”，《（光绪）顺天府志》也提到“而漕自东南者，罔弗由石、土二坝进”，由此可见通州码头在漕运物资中转事务中的突出地位。

漕运码头外，通州还设有宫廷专用的黄船坞、皇木码头、金砖码头、石盐码头以及接待中外使节的驿站码头——潞河驿。除了这些主要服务于朝廷的码头外，还有一系列服务于民众的商业码头，如“客运码头”“货运码头”等。明代为避免运河商船与漕船争抢河道，贻误漕运大事，在通州城东关外建有黄亭子一座为界，其南为民用类码头，上述漕运码头、官用码头均位于其北。

明嘉靖七年（1528年）至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以前通州运河水系格局与码头分布图。

金元时期通州已是重要的仓储基地

仓储和漕运的关系密不可分。通州早在金元时期就是重要的仓储基地。自运河运至通州的漕粮不能即时运入京城，需暂储于此，因此朝廷在通州设置中转仓。金代，朝廷在通州设立了太仓、丰备仓和通积仓三座粮仓。元代，扩至十三仓。因仓储政策变革，自明代开始，设立于通州的国仓不再是中转仓，变为了终储仓。

明朝于通州共设大运东仓、中仓、西仓、南仓四座国仓。明洪武二年

（1369年）

徐达北伐克通州，命裨将孙兴祖筑城，位于潞河以西，外墙为砖石结构，内实以土，“周围九里十三步，高四丈五尺，城门四”，分别名为通运、朝天、迎熏、凝翠。“正统十四年，虏贼侵境，以仓廒在西城外，乃筑新城障之。”

尹家河渡口，吴德龙/摄。

为保护城外的仓储，粮储太监李德“复筑城七里有奇，环而翼之，是为新城”。新城专为屏护通州仓而设。明代御史阮鹤曾说：“通州一城，实漕运襟喉之地，南控江淮，西望关塞，东邻海寇，北迩边夷，遂于其地多建仓廒以丰储积，而复屯重兵二万五千以守之者，盖上以拱护京师，下以与东西北诸边声援相接，缓急之际可犄角以为赖耳……且新旧二城周围不下十数里，中设大运仓廒不下七百余座，内储军粮不下数百万石，集官民船艘不下数百万只”，正是由于通州仓储地位的重要性，明代不但设重兵防守，置仓场侍郎、坐粮厅、仓监督管理出纳，而且不断增设漕仓，增大粮额。景泰年间“复增通州大运仓百间，而南仓设北东二门，余仓皆三门”，通州仓在明代达到了鼎盛时期，不但储粮数百万石，而且东、中、西、南四仓其廒近600座，仓房数千间。

清代通州仍然是重要的商贸与仓储中心。《（乾隆）通州志》曾说“是州为左辅雄藩，神仓重地，舟车之所集，水陆之要冲，川原奥衍，民物恬熙”，《长安客话》又称赞其下辖的张家湾城“为潞河下游，南北水陆要会，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与明代相比，清代通州仓粮存储数目较少，且仓廒数大减。雍正时通州“大运西仓廒二百三座，大运中仓廒一百一十九座，大运南仓廒八十一座”。清中后期“通州中仓计九十八廒，在天花牌楼东；西仓计一百二十四廒，在天花牌楼南”，两仓合计廒数222座，与雍正时期的数目相差几乎一半。清政府更加重视京仓，而通州仓属于“天子之外仓”，起辅助京仓、平衡京城粮食市场稳定的功能。

石坝码头每年转运漕粮规模在330万石左右

明代通州仓的管理呈现金字塔式结构，最高管理者为户部，兼管者为户部下辖的湖广清吏司——“郎中一员，员外郎一员，主事四员，内三员管通州大运等仓”，专管者为户部尚书或侍郎、坐粮厅郎中、仓监督主事等。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的管理制度。而作为储备国家漕粮的基地，通州的漕运管理制度尤为严格。自明嘉靖七年（1528年）后，南来漕粮抵达通州土坝和石坝交卸，“既抵坝，以次验而收之”，通州座粮厅“掌验收漕粮，转石坝、土坝之运。”按《漕运则例》，正兑米由石土两坝斛量起卸过坝，运进京仓；改兑米由土坝斛量起卸过坝，运进通仓。

起初，土石二坝每年行粮期间未设专官管理码头漕粮起卸转运事务，而是委官督理，设石坝起京粮委官一员，土坝起通粮委官一员。委官并非专官，而是“粮到而委，粮尽而罢，漫无专责”，且“以他处之官管本处之事，以卑琐之员，当鸿巨之任”，石土二坝漕粮转运因事无专属而奸弊丛生。明万历三十三年

（1605年）

，通粮厅署郎中周之翰题请“设立专官，以通州同知改管土坝，专督通粮事务；通州判官改管石坝，专督京粮事务，白粮附之。”此建议得到朝廷准许，同年三月添设石坝通州判官和土坝通州同知，分别督理土石二坝漕粮转运事务，“无事则居本衙门，有事则居二坝官厅，以便行事。”

清代漕运制度遵循明代，在土石二坝设分辖土坝通州州同一员和分辖石坝通州州判一员，分辖石坝通州判官“管辖军粮经纪、水脚、船户及白粮经纪、水脚、船户六项人役，催督漕、白二粮自石坝起，运至普济等闸抵大通桥，入京仓”；分辖土坝通州同知“管辖军粮车户、船户二项人役，督催漕粮至新旧城外，起车径入西仓、中南二仓交纳。”土石二坝均建有号房，号房是用于暂时存储漕粮的建筑，即所谓“栖粮之所”。《（乾隆）通州志·漕运志》载：“按行粮之时，或风雨骤至，或搬运不前，全赖号房堆垛”。

土石二坝和大通桥码头还设有袋厂，“凡各仓起回空袋暂贮上袋厂，空船随时带回，交下袋厂备用”，以便装运漕粮入京通二仓，由运粮置袋经纪掌管。明代漕粮规模初无定制，成化八年

（1472年）

，朝廷规定每年漕运粮食数额固定为400万石，其中正兑粮米330万石，改兑粮米70万石。正兑京粮经由石坝转运，因此石坝码头每年转运漕粮规模在330万石左右，土坝码头每年转运漕粮规模在70万石左右。石坝“每日行粮三万石”，土坝每日漕粮转运规模约为石坝码头的一半，即“石坝日运三万石，土坝半之。”

20 世纪 30 年代的运河土坝码头。杨慧云翻拍于通州区文化馆。

因清中后期每年漕粮规模减小，石坝和土坝的漕粮转运规模也相应变小，“石坝在州城北，七省正兑漕米运京仓者从此盘入，通惠河岁计二百四十四万石有奇，扛夫喧轰，昼夜不息，日以起运三万石为率”；“改兑漕粮四十五万余石悉由州东土坝入通仓。”按照规定，漕粮每年抵达通州有一定期限，“凡米至京仓，月旦为期。三月一日，北直隶、河南、山东卫所至，五月一日，南直隶、凤阳等卫所至，六月一日，南直隶、浙江、湖广各卫所至”，并且规定各省完粮时间为三个月，每年石坝土坝码头行粮时间从三月上旬至九月，漕船于十月运河封河之前返还。

本文节选自毛巧晖等人所著的《北运河民俗志——基于文献与口述的考察》绪论部分，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授权刊发。

作者丨毛巧晖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李阳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