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主播们的身上，恶意如同浪潮。来时席卷一切，去时不留痕迹。

实习编辑丨池骋

本文为“编舟计划”系列文章第2篇。编舟计划，记录游戏与时代，只收集与游戏相关最优秀的文章。

“当一个人决定要成为一个主播的时候，他已经在做心理准备了。”心理学家李松蔚告诉我。

前不久，美国知名游戏主播Etika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留下自己的背包，一跃而下。他这两年一直饱受情绪病的困扰。他的死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怀疑悲剧与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在微博上拥有超过400万粉丝的“最红国博讲解员”河森堡也表示，他身边享有巨大流量的博主们拥有好心情的概率是“零”。他认为“大流量与坏心情的相关是如此强烈”，并且将问题归结于一种“精神超载”——当过往人际交流的小圈层被流量强行突破了之后，“人们用处理百人级人际关系的心理硬件去面对上百万人”。

这一次，我们想要把目光放在游戏主播上。主播们总是以最好的面目展现在镜头面前，但镜头后面的他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他们是怎样解决的？

1

大表姐（yesyanbaby）曾经被一个男主播攻击过。当时她又气又急，情绪失控，“当着直播间观众的面痛哭”。

那是大表姐刚开始在斗鱼直播时的事。那会儿直播平台还不规范，有些主播会为了人气攻击其他主播。后来她回过头想一想，“其实也都是他的节目效果，我只是被当成了炮弹”。

她讲起这件事的时候口气很轻松。“那段时间蛮抗拒上播的，毕竟那个节奏也跟着我一两年了。”她说，“后来我跟平台反映了这个问题，那个男主播也在直播里向我道歉了……已经过去很久了。”

“也才两年而已。”我说。

“这种东西一个月可能就忘记了。‘节奏’这种东西很快的——你不忘记，观众也忘记了。”她说，“我记得我当时是很想放弃的，但那种情绪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调动起来了。我很难回到当时的那种心情，用语言也无法形容。”

许多主播会用“带节奏”概括他们面对的恶意。这个词最早用来形容经验丰富的玩家带领队友发起进攻，现在则多用于指某些人发表煽动性和争议性的言论，引起无知群众跟风——在主播圈，进攻的矛头当然总是指向粉丝众多、拥有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主播们。

大表姐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已经调节得相对稳定了。偶尔赶上心情糟糕的时候，看到不好的弹幕，她也会怼回去发泄一下，但她清楚这并不能解气。“之后问题更严重了，他会一直跟你吵下去。”

回击无济于事，往往只会让恶意反扑得更加猛烈。“所以我知道，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比起吵架，她更在意自己能不能以更好的面目展现在观众面前，“好好练练唱歌，练练才艺，提高打游戏的水平”。

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会因为别人“带节奏”就在众人面前大哭的女孩了，她自己的心态早已放平。“如果一个主播连这些东西都无法面对、无法化解的话，他就不适合做这个职业。”

“算是这个职业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我问。

“也不能说是代价，这就是你在这个行业工作，需要与之共存的东西。”

2

夏一可28岁，干“这一行”已经超过10年。做主播之前，她是暴雪游戏的死忠粉丝，制作了一系列以暴雪游戏为题材的游戏解说视频，以颇具个人风格的演绎在圈里出名。“先前已经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所以转型做主播的时候很顺利。”

在直播平台这个风云变幻的场域里，每天有无数人涌入，也有无数人退出。夏一可的直播生涯比较平顺，和那些因为外貌被恣意评论的女主播们不同，夏一可在直播里从不露脸，但这却不妨碍她的粉丝们亲热地称她“女王大人”。

虽然受到众多粉丝的欢迎，但私下里，夏一可经常觉得自己“处在心理健康很有问题的状态”。

“可能跟主播这个工作的特性有关，我们主播的作息很不健康，常年见不到太阳，总待在室内，跟社会也有些脱节。”她觉得这些问题堆在了一起，总会在某个时间点集体爆发。坏情绪来临的那些日子，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自保，直到那种感觉自己“静悄悄地走掉”。

“能接受，都能接受。”夏一可对我说，“不能接受的那些人，早就已经离开这一行了。”

3

压力几乎是必然产生的。在心理学家李松蔚看来，对于有着庞大粉丝基数的主播而言，挨骂可能不是什么人品问题、相貌问题、水平问题——仅仅是个概率问题。

主播和流量主们就像流通中的商品。“比如说有一个商品，它的好评率有95%，中评率有4%，差评率有1%，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商品了，你不会为了那1%的差评就觉得这个商品不能要，因为你也知道，就算你做得再好，有些人就是会给差评。”

这些差评是在针对对象本身吗？“老一辈的人，受到了批评之后，会觉得那个被批评的人就是自己，那么自己就要去反思。他们的生活高度依赖于人们的评价。”李松蔚说，“但现在流量主们被骂作傻×，他们只会觉得这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正常工作就包含了要被一部分人消费。”人们的恶意，只是他们被消费的方式之一，本质上与其他被消费的方式并无分别。

道理非常简单，主播们在这一行干得长了，也都想得清楚。但在实际情况中，当主播们遇到流言蜚语时，他们依然要学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消化——愤怒还击是消化，沉默接受是消化，回避和遗忘也是消化。身经百战的主播们，为了在这个行业里做下去、做得长久，他们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

主播和主播之间的情况也有不小的差异。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进入这个行业，追求不同的目标，遇上不同的人与事，也面对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问题永远是存在的，而他们寻求自洽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解决了问题，另一种是虽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这条路上依然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4

对于一些主播而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对他们而言，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他们游戏打得好，所以他们直播。关于恶意，关于未来，关于工作中的辛苦，这些问题偶尔也会发作。他们也会不爽，但他们能够把不爽忘掉，再继续下去。

夏一可向我介绍了同样在斗鱼上直播的No总（Nostalie）。 “他说他非常喜欢打游戏，每天比我还‘肝’，能播上十几个小时。”夏一可告诉我，“他号称‘熬死水友’ ……但人家就是真的喜欢这个游戏才去做的，他不觉得是个负担。”

“其实还是蛮累的。” No总对我说，“人肯定是累的，偶尔心也有点累。”

他的压力来源跟绝大多数主播们差不多：人数、流水、内容、有效时长，各种各样的弹幕……夏一可告诉我，No总打《风暴英雄》时几乎做到了“风暴一哥”的地位。但后来暴雪不重视这个项目，取消了比赛，《风暴英雄》也进入了低谷期。“No总不得不转型成了自走棋和主机游戏的主播，但《风暴》的粉丝肯定要骂他——那段时间他经受了很多网络暴力。”

No总轻描淡写地用“换了一个直播内容”来概括那次的事件。他反复提到的一句话是：“习惯了就好。”对于网络暴力和日常的心理压力，他看得比较开：“要做这行就只能忍了。自己去调整一下心态，否则的话做不了。”

在四五年的直播生涯中，他对游戏几乎从未厌倦。“一边打游戏一边直播，相当于把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变成工作，能够赚钱养家，其实还是可以的。”他做直播前曾经在一家负责3D建模外包业务的公司工作，那对他来说反倒不能满足。“上班就不能玩游戏了，这才是有冲突的。”

同样在直播中获得更多快乐的还有B站的长喵。他才20岁，但已经直播了4年，老练得很。“我在直播方面还是蛮幽默的，基本上整个直播间从早到晚都在笑。”他乐呵呵地对我说。

这种状态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我以前打《英雄联盟》的时候还是个喷子，谁敢骂我我就骂谁，但后面粉丝慢慢多起来了，就不想把负能量带给他们。”可能因为长喵本身年龄和风格的原因，来看他直播的粉丝们年纪也都比较小，长喵更感觉自己要为他们负责。他不但不会因为受到攻击而回怼，反倒是他的粉丝内部内讧起来的时候，他会真诚地为两边粉丝向彼此道歉。

他每个月播出的有效时长都会超出和平台方签下的保底时长。“去年我播了359天。”在这么高的直播强度下，长喵感到自己的生活有点被直播占据了。

“我觉得我跟整个世界都脱节了——不光是社交圈的问题。地铁手机支付出多久了？很长时间了吧，但我是前半年才知道的。”所以，今年他也适当地作出了调整，往自己的日常生活倾斜了一些。

5

而在另一些主播身上，这样的挣扎更加复杂。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压力，像是无缘无故的恶意、说话时的小心翼翼、工作带来的抑郁情绪，他们未必能够全然消解，但他们在直播中收获了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而这成为了他们必须走下去的理由。

对夏一可而言，被很多人喜欢是她做主播最本源的动力。

“我天生就渴求被人关注。”夏一可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有人喜欢我。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抵抗这种诱惑……或者这种欲望……你让我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会告诉你，我喜欢的生活就是被很多人喜欢。”

她已经被很多人喜欢了。各平台上加起来超过400万的粉丝、圈子里响亮的名声、潮水般的追捧，但她说，“人会越来越不知足”。

“我们主播有一个叫‘弹幕助手’的东西，它成了我每天最大的压力来源。我直播的时候面对着两块显示屏，其中一块实时显示着直播间有多少人。当你的人数一直在往下掉的时候，焦虑感简直没有办法形容。”夏一可对我说，“你会不停地用力地去展现节目效果。你会在内心呐喊：‘求求你们不要走，我还是很有趣的！’”

解决的方式就是变得有趣、再有趣一点，夏一可对此已经驾轻就熟。“对于我们大部分主播来说，要怎么跟观众互动，怎么讲有意思的段子，怎么把这个事变得有趣，这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本能。”

夏一可有很多主播朋友，有时会在一起聚会。她发现聚会上的人都有同样的本事，能让人随时随地笑起来。“我觉得直播做得好的人，他们一定都已经慢慢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有趣的灵魂。”

她很轻松地表示：“这是职业技能，没什么难的。”

6

在夏一可心目中，黄旭东是她希望自己到了一定年龄后会拥有的状态。“他是一个想得开的人，他知道什么是该去坚持的，什么是不必在意的。”

和那些在直播行业火爆之时才涌进来的主播们不同，黄旭东一早就待在这个圈子里头了。他一开始作为《星际争霸》的赛事解说走红，直播行业兴起之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早的一批主播。

“我做直播完全是为了挣钱。”黄旭东对我说。

如今他自己有经纪公司，手头签了很多主播。他也知道这些主播们在播的时候“状态可能是很孤独、很苦闷的”，但黄旭东没有这种烦恼。

也许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直播。他通常跟搭档孙一峰一起上播，两人合作十多年了。一起直播让他找到了“跟朋友在一起的状态”，他认为这减轻了日常工作中的枯燥，直播甚至是他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刻。

黄旭东觉得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星际争霸”系列在国内越发小众——热度不高，很容易遇到瓶颈期，相关选手和主播得到的收益也不多。他不确定自己播了这么长时间的“星际争霸”什么时候会真的“凉凉”。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觉得应该要到头了。”他对我说，“到头的意思就是，大环境没有了。比如说暴雪不再做‘星际争霸’的比赛了，或者外面已经没有选手了，直播也挣不到钱了。”

但黄旭东大概并不真的担心“到头”。他早已凭借直播构建了一条“产业链”。他有自己的公众号，有自己的论坛、社区和线下活动——他懂得如何维护观众。当大多数主播的收入都高度依赖平台，平台分成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时，黄旭东已经搭建了一个分散而稳定的收入结构。做主播的直接收入是一部分，商务合作又是另一部分，就连淘宝B2C变现也没落下。“就算直播没了，甚至平台没了，也不是致命的。”

虽然压力不会自己消失，但人的抗压能力会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而变强。“我年轻的时候在意的事情太多了，天天跟人吵架吵到天翻地覆，每天都是很大的‘节奏’。现在年纪大了，不理就好了。”黄旭东告诉我，“只要你做的事情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7

火狼在直播平台上寻求自我实现。他是传统纸媒出身的游戏媒体人，在几年前的纸媒下岗潮后成立了网络媒体，写文章、做视频，撑到去年6月，宣告失败。“说白了，活得挺惨，公司倒闭，外债累累。”

虎牙在那个时候找到了他，开出了很不错的条件。“以我实际的直播人气，这个薪水完全属于特批了。”火狼说，“他们看中的也不是我的直播能给平台带来多大名气，更多的是看中我在媒体，或者说作为‘意见领袖’方面的影响力。”

他从去年8月起开始在虎牙做直播。最初的半年，他在迷茫中摸索。直播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点太年轻了”，从表现形式到内容运作都要从头学起，但他觉得现在已经在直播平台上找到了一个做媒体人的状态。前不久跟虎牙又续了两年。

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在直播平台做内容的游戏媒体人”。从纸媒到网媒到直播，他的心态有所改变，但他并不认为自己会为了“讨好观众”而在内容上作出妥协，“应该说是服务”，他不断地学习用当下人们更为习惯的形式去输出。

但“服务”的效果并不理想。“当下最大的烦恼还是人气不足。”他不无惆怅地说，“有时候自己感觉发挥得很好，但下播后看到新增粉丝数不多。”

签约了直播平台后，他一直在努力地适应自己的新生活。在大量的输入和输出之间，他试图寻找一个平衡。“每天起码大概四五小时要放到直播上，确实会对资料搜集什么的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在直播之外已经不玩游戏了。”

“我给自己定个规则，每天微信公众号不能过夜。”他关注了一百多个公众号，他们每天发布的内容，他在睡觉前必须看完。“否则的话，第二天直播的时候我心里是打鼓的，我生怕有什么事情大家说了我不知道。”

他要求自己做到“随时把握流行”，一年下来，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观众让我聊聊这个，聊聊那个，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能接上话的。”

虽然此前在转型期经历过几次失败，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面临极大的压力，但他依然选择相信直播平台的潜力。“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直播是可以做好内容的。”

同样想做好内容的还有夏一可。作为创作者，她极度爱惜羽毛。她要求自己的作品是好的，是对观众负责任的。

她曾经很在意他人的评价。后来她认为这样没有用，还是应该更多地坚持自我。“我要先做一个我喜欢的自己，然后看看这个我喜欢的自己是不是会被别人喜欢。

她对自己的要求极高。“可能是我个人性格的问题，我大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我自己。或许观众不觉得我今天直播效果不好，但我觉得自己今天直播效果不好，我就会很难受……一整天我都会很难受。”她说，“我会要求自己每一天都比昨天做得更好……我永远无法平衡，永远不能满足。”

“如果不做这一行的话，你会过得比现在好吗？”我问。

“不会，绝对不会。”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8

B站主播老白（OldBa1）没有想那么多。在他看来，任何一种生活都要付出代价，主播也只是其中的一种。

老白比绝大多数主播都要拼。B站直播区最近搞活动，他几乎全身心地扑在直播上，每次回我消息都是凌晨。后来在采访的过程中，老白很抱歉地向我解释：“因为我那会儿才下播。”

老白的粉丝主动找到我们，向我们介绍了这位“山东小城市的普通男孩”。粉丝告诉我，老白一开始做银行押运，后来才做了主播。他在直播《第五人格》的过程中红了起来，短短的时间内就积累了超过60万粉丝。“去年年底B站的课金活动，他在B站主播中排第二。”

老白认为这些成绩都是努力换来的。“我以前在放假或是双休日的时候会加播，有时每天播12个小时，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一边吃东西一边播，除了上厕所以外基本上都在播。”

“12个小时？”我问他，“那岂不是非常辛苦？”

“其实不光是银行押运，我还在生产零件的流水线上工作过。”老白对我说，“当时一站就是12个小时，中午也就1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

“我干了两天，脚上就都起泡了。”他补充，“如果你说直播累的话，相比来说，我以前干的这些活，才真是又累又苦，赚得又少。我就觉得直播并不算累了。”

老白的粉丝告诉我，因为老白蹿红太快，在主播组团游戏时又担任队长的角色，马上就被黑料缠身。虽然黑料本身多半无稽，但比较过分的是，“他的贴吧已经成为了这个圈子里的主播黑料吧，全都是针对各个平台主播的扒皮帖”。

老白完全没在采访中提到这些细节，他用“网络暴力”笼统地盖了过去。“最开始遇到网络暴力的时候，得有半个多月睡不着觉，但后来心态就放平了。不看不理，我睡我的觉。”

“我本来不把自己当主播看，和大家聊天很自然，但这时候就会有弹幕跳出来，说我情商低不会讲话，不照顾别人……咱们都是正常人，突然间一堆人说你不好，但你明明不是那样的，你肯定会很难受，但又没办法辩解，只能自己慢慢消化这种压力。”

老白把自己逼得很紧。12小时的直播令他身心俱疲。“下播之后，只想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可他也不肯有丝毫的松懈，“我已经是个全职主播了，感觉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言。”

9

在我的接触到的主播里，真正在医院被确诊为抑郁症并在服药的只有身为Up主兼主播的小宁子。她在先前已经有一些抑郁情绪，直到3个月前的某一天，她做了一段关于动画片《爱，死亡，机器人》的视频放上网络，并且被平台放在了推荐位上——那段视频意料之外地遭遇了大量的恶评。

“可能是因为我发得晚，视频又是比较浅白的安利向——但那个网站之前已经铺垫了很多篇关于它的深度文章了。”小宁子分析说，“也有可能是用户更喜欢看看文章，听听电台，不喜欢视频。总之不太合适……但我也就是随手一发。”

那段视频被人骂“蹭热度”“太肤浅”“乱七八糟”，骂声之汹涌，就连站内的某位“老大”出来帮她说话也没能压住。

当天她崩溃痛哭，跟公司请了假，直接去了医院。

接受治疗之后，小宁子觉得自己的状态比之前好了许多。她学会了给自己“减负”。“以前会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对别人负责，但病了以后，医生告诉我，‘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她说，“我现在觉得这句话就是放屁——大家都是人，能力越大就是能力越大而已，可能事情是可以多做，但是责任不能更大了，否则就会被压垮。”

因为及时治疗，目前她的病情已经被控制住了。她在这场病中学到的重要一课是：“我只要做自己，只要为自己负责。”现在，小宁子试着把主播和Up主的身份作为表达自我的渠道，“其实有助于我个人的病情恢复”。她做了3条关于抑郁症的Vlog，希望帮到更多人。

10

在李松蔚看来，大多数主播们最终都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如果你用一个特别传统的眼光来看这些，你就会觉得这些人其实内心在滴血，或者是在防御，又或者就是麻木了感觉不到。”他告诉我，“但是其实你真的跟他们天天接触，你会发现可能不是这样。”

夏一可曾经问道，“为什么人们的恶意来得那么莫名其妙？”事实上，正因为这些恶意完全没有来由——并非针对主播本人，而只是某个人情绪宣泄的出口——所以才无须计较。恶毒不包含什么丰富的内涵，恶毒就是纯粹的恶毒，是当代生活中一种被“扁平化”了的情绪。

“这种恶毒就是主播们要交的税。”李松蔚说。他认为，如果想明白了这一点，主播们往往就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在李松蔚看来，恶毒被“扁平化”后，因为恶毒而产生的抑郁情绪也被“扁平化”了。“流量主们哪有不开心？他们开心得很。”李松蔚说，“就像现代人经常讲自己很抑郁或者不开心，这就已经是生活的常态了——谁没有呢？对吧。大家都活得很不容易，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情绪讲得很动人。”

李松蔚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流量主，曾经因在一篇文章里的言论被骂得很惨，直接骂上了热搜。第二天去公司的时候员工都很低气压，但他完全没所谓，反倒很轻松地问员工：“上热搜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根据他的观察， 他指的心理准备，是这些主播们会越来越把“我”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客体，而不当做是“我”本身——这是一种“自我的分离”。

“怎么样去打造自己的人设，怎么样去跟他的粉丝互动，其实这些东西都慢慢地变成了专业化、职业化的经营。”李松蔚说，“所谓的‘我’，可能在他们心中就是一个在职业上要去操作的一个对象，成为了所谓的人设。”

这种“人设”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在扮演一个与自己本身不同的角色，而更像是一种“工作中应有的状态”——“自我的分离”让主播们能够在两种状态之间自如切换。

“比如我今天很不开心，但是我待会儿要去讲笑话逗大家笑，那我就去讲笑话——好吧，我讲完了，我回头接着哭。没关系的。”李松蔚这么形容道，“但是在我上班的时间，我要对得起给我钱的人，我要对得起我的客户。这就是所谓的职业人的心态。”

“这有点……像是异化？”我说。所谓“异化”，最为直白的解释是：人类将自己物化成为生产工具，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而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服从，一方面能够带来切实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冒着失去自我的风险。

“我并不认为这是异化。”李松蔚说，“上一代的人看下一代，永远觉得是异化。但当你站在他们身边去理解的时候，不会用异化这个词。你会觉得它就是一种进化。”

11

或许每一个主播在决定打开摄像头之前，都为自己要面对的东西做好了准备。但就算这样，他们仍然会遇到那些让自己心情低落的时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李松蔚所说的“进化”。即使对于经验丰富的主播们而言，将某种程度的自我从身上切割出来，变成任人评价甚至发泄的产品，不去理会那个“自我”招致的任何恶意，依然是相当难的事情。

生活仍在继续。夜幕降临，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而主播们的工作则从这个时候开始。晚上七八点到凌晨，这是他们的黄金时段。主播们坐在桌前，打开电脑，调整摄像头，进入自己的直播间。在线人数一点一点攀升，弹幕雪片般地飞过眼前，他们露出笑容，向粉丝们打招呼。

等待他们的夜晚还很漫长。

本文由今日头条游戏频道“编舟计划”独家支持，今日头条首发。编舟计划，用文字将游戏与时代编织相结。每周一篇，敬请期待。未经授权，内容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