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日报》——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

第三章

1．退出与开除

1930年11月16日下午，数十名左联成员秘密进入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的一所小学校。白色恐怖下，成立半年多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召开第四次全体盟员大会。较之半年前左联成立大会，此次会议气氛更为紧张。大会形成6项决议，其最后一项决议为——“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继之，付诸一项表决动议——将郁达夫开除出左联。

大会经表决通过——参加左联不到一年的郁达夫，就此告别左联。1930年11月22日，《红旗日报》记载：

“本月16日下午6时左联在会所开第四次全体大会”，其中第6项决议是“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通日语、英语、德语。

幼年郁达夫即发愤读书。1911年起，始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遭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郁达夫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郁达夫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8年，郁达夫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1933年4月，郁达夫移居杭州，作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1936年，出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专事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后遇害。

郁达夫早期从事文学，便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有所认识，并热切向往。1923年，他发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郭沫若为此评价说：“他的勇猛不亚于仿吾，最初在中国文艺界提出‘阶级斗争’这个词的怕是达夫。”

创造社、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之始，他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一文，颇具影响。针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郁达夫无所畏惧，写下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对革命的反动。事实上，在左联成立之前，郁达夫始终是左翼文化的先导者之一，举足轻重。

1928年，郁达夫和鲁迅合办《奔流》月刊，“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基于这一“用意”，《奔流》刊载的郁达夫和鲁迅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翻译苏俄无产阶级文艺的作品，社会影响强烈。

1930年，郁达夫又与鲁迅、宋庆龄等共同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后来，鲁迅举荐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实为情理之中，非缘于个人之间的私交。在鲁迅眼里，郁达夫始终是一个进步向上，充满革命热情的青年作家。

郁达夫在左联遭冷遇。夏衍回忆：“郁达夫确有点消沉，但主要原因是他和后期创造社之间有过很尖锐的论争。”

创造社中一些后来成为左联中坚的成员，与郁达夫有过激烈论战，由论战而生裂隙，以致郁达夫公开宣布脱离创造社。

左联成立后，进步文艺运动蓬勃发展。一时间，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掀起一股红色文化狂飙。由于中共的参与和领导，以及左翼文化阵线的团结，进步文艺运动，颇为起势，有声有色；对唤起民众觉悟，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起到极大作用。

但左联成立之始，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这种“左”的倾向，影响左翼文化运动。早期左联无论在组织方面、工作内容方面，还是文艺创作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激进思想和激进行为。作为文化组织，少有“文学运动”的开展，反而要求作家频繁地参加政治活动，诸如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

如此做法，便是茅盾的不满之处——“左联像政党”，同时也引起一些左联盟员不满，特别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更有抵触情绪。

郁达夫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作家，他对革命一腔热情，但坚持个性，有自己的主见，不随意盲从；对无谓的斗争和牺牲，并不趋同。对左联的“战士”倾向，郁达夫自觉不适，从一开始，便有意识地保持距离。1933年，北新书局出版的《郁达夫论》一书中，披露郁达夫曾如此说：

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类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了，所以左翼联盟中，最近我已经自动地把“郁达夫”这个名字除掉。

郁达夫的“自我除名”，显然是其对当时左联不满的无奈之举。郁达夫当时还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员，因此常现身于宋庆龄住宅聚会。一次，郁达夫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起左联现状，直言不讳：“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这是对左联当时要求作家像战士一样冲锋陷阵的做法表达公开抗争。

不久，郁达夫又与同左联隔阂很深的“新月派”代表人物徐志摩谈及此话题，再一次对徐志摩重申，自己“不是一个战士”。郁达夫性格敏感，情感冲动，他的坦白率真的诗人气质，在左翼文学阵营里特立独行。他意识到，自己显然与左联格格不入，决不勉强自己妥协，而是主动给左联党团负责人写信，公开宣布退出左联。

……左联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一个月内，对他们公然地宣布了辞职。

——郁达夫：《回忆鲁迅》

不难看出，郁达夫主动要求退出左联，并非对左翼文艺运动有什么抵触，也非畏惧于白色恐怖而自行退缩和消沉，只是针对左联对作家“左”的要求的一种反悖。

然而，此种反悖，让郁达夫如一枚炸弹，在左联内部引发爆炸效应。此前，郁达夫“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的话，便在左联炸开——许多盟员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郁达夫的这番表示，是公开与左联对峙。其时，左联明确要求盟员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郁达夫公然声称不做“战士”，这是不能容忍的。左联内部群情激昂，一些盟员便要求郁达夫自动退出左联。当然，也有人希望，这样做可以对郁达夫产生压力，让他能够悔悟。然而，郁达夫未作妥协，自动请辞。这样，更刺激了那些向来对郁达夫持有看法的左联盟员强烈义愤。左联对郁达夫的容忍终到极限。

“开除郁达夫”的议题便这样被提了出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左联成员外，还有日本战旗社及文化总同盟代表共三十多人。在付诸表决时，唯有冯雪峰、柔石等4人反对；议题顺利通过。这是一个极其失衡的比例，又是一个悲剧性的结果。著名作家郁达夫就这样被开除出了左联，同时被戴上了一顶帽子“反动投机分子”。

这次会议的主持者，是当时左联常委郑伯奇。不久，郑伯奇即意识到——开除郁达夫欠妥。1945年，郑伯奇在《怀念郁达夫》一文中说：“不久，文坛起了波动，新的运动发生了。达夫对新运动早有共鸣，大家都希望他能参加。也许是达夫在文坛的地位和他的社会关系妨碍了他，大家总觉得他不甚积极，但是当团体成立的时候，他当然参加了……其实，‘我是作家，不是战士’这一句话。严格解释起来固然有点不妥，而解决的办法，至今思之，实欠过火。我在当时，不能制止，自然应付责任。这句话若以后几年说出来，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波澜。”

开除郁达夫的嗟悔自责之情，始终伴随着郑伯奇。若干年后，他在《左联回忆散记》一文中，又一次提到了这次会议：“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郁达夫对新月社的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应该请他退出。一时群情激动，纷纷表示赞成。我主持会议，未经深思，遂付表决。郁达夫因此和左联疏远，并对我深致不满。以后，我担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彼此才逐渐恢复交情。这事我深感内疚，觉得做的欠妥。以后事实证明，达夫始终倾向革命，和党时有联系。我们根据片言只语，仓促作出决定，殊觉不符合党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主持这样的会议，应负主要责任。”

郑伯奇的这番话，非常坦诚，也颇多自责，但这毕竟是若干年后的事了。可以想象，当郁达夫被他的文坛战友抛弃后，他一定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悲哀和失望。

其实，当时左联之所以有那么多“清除”郁达夫的声音，倒并非仅仅是愤慨他那句“声明”，更是“左翼作家”出于对其全部“右倾”言行之嫌弃。便连鲁迅、茅盾等左翼文坛领军人物，也曾因反对和抵制“弃文从政”的“血战肉搏”，而招致左联一些盟员的非议和不满。

郁达夫的“退隐”，有其超然的文人气质和偏执激愤的个性使然，特立独行，不愿受到约束，与左联的“左”倾思想，形成隔膜。郁达夫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也是他最终不能融入左联的主观原因。但这并非软弱妥协，更不是投机反动。冯雪峰将开除郁达夫的情况告诉鲁迅；鲁迅便颇不以为然。“我说句老话，他们又要说我啰嗦——极左最容易变右，右的也可以变化。”鲁迅说，随后，他还是想着郁达夫，说“郁达夫不能写什么斗争文章，但国民党对他也不会好的。”

鲁迅还主张，在当时的环境下，“人手总是要一个好一个。”

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

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对于达夫先生的嘱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说罢，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有的也化为奸细，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

郁达夫被开除出左联，的确没有沉沦；郁达夫以自己的方式，关心和支持左翼文化运动。他曾通过其兄郁曼陀的关系，为营救柔石、冯铿等左联五烈士而积极奔走；参加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列名《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签名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参加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等。

郁达夫在文坛依然非常活跃，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左联的同仁后来意识到，“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郁达夫儿子郁飞：“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1932年，日本增田涉负责选编《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原选收《今古奇观》《儒林外史》《笑林广记》及民间文学作品共八篇，近代作品只收了鲁迅的《阿Q正传》。

同年5月22日，鲁迅致增田涉信，建议增补郁达夫的小说《二诗人》，以及张天翼的《轻松的恋爱故事》。鲁迅不仅寄去《郁达夫全集》第六卷，还晓得，一个外国人，对郁达夫作品中许多中国民间常用词语，不一定理解；遂作细心解释。比如《二诗人》中，有“滴笃班”“亭子间”“中南小票”“角子”“细钿”“臭豆腐”“结拜兄弟”“油炸馄饨”“三鞭壮阳酒”等，诸如此类，译者费解，译意便会词不达意；还有一些中文的日常口头语，如“搁起了腿”，“急得什么似的”，“痴不像痴傻不像傻”，译者也未必能准确把握其含义。鲁迅为此给增田涉释疑解惑，用中日两国文字耐心说明；甚至还在一些词语旁边手绘简图示意，以加强直观性。

1934年，美国伊罗生提议编译一本英文版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委托鲁迅和茅盾提供选目并撰写简介。鲁迅认为，这是一部显示中国“文学革命”实绩的作品集，译介到西方很有意义，便力荐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此篇诗意盎然、意境幽远的小说，是郁达夫小说中技巧最为圆熟之作。

1936年4、5月间，美国记者斯诺采访鲁迅，询问其——五四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作者是谁？先生提供了八个人名，其中便有郁达夫。

对于鲁迅的文学创作，郁达夫更为推崇。早在1928年8月16日，郁达夫就在《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9号发表了《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鉴于国民党刊物《青年战士》对鲁迅等革命作家进行攻击，郁达夫明确指出：“至于我对鲁迅哩，也是无恩无怨，不过对他的人格，我是素来知道，对他的作品，我也有一定的见解。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不会变的。”

1933年1月，针对有人，甚至包括革命文艺阵营内部人士攻击、否定鲁迅的小说，郁达夫作七绝《赠鲁迅先生》：“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对于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郁达夫认为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对于鲁迅的杂文，郁达夫的评价是“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

对于鲁迅的思想，郁达夫有一番十分精辟之论述：“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即使对鲁迅并未完成的历史小说《杨贵妃》，郁达夫也认为其构想“妙不可言”，如果写出，一定会在小说界“辟一新生面”。

1936年12月，郁达夫访问台湾，在与文学青年的座谈会上，郁达夫称“《阿Q正传》一定会流传后世”。

1939年初，郁达夫赴南洋编辑《星洲日报》副刊，经常撰写和登载弘扬鲁迅业绩的文字。但是，他并不赞成仅仅在文体和文风上机械模仿鲁迅，而主张继承和发扬先生的爱国热忱。

正是在这种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鲁迅与郁达夫在创作上有过成功的配合。早在1924年，鲁迅先生建议跟郁达夫合编一部小说选，专收各地定期刊物发表的新人新作。后来，郁达夫去武昌执教，鲁迅南下厦门，“大家走散了”，这项计划遂成泡影。

1928年8月8日，《申报》刊登署名“慎之”文——《咖啡座·上海咖啡》，说上海有一家“革命咖啡店”，是文艺界名人理想的乐园，出入者有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也有鲁迅和郁达夫，他们在那里或高谈，或沉思。郁达夫读后，撰写《革命广告》一文予以批驳。因为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家不但在文章中把鲁迅说成是“的确不行了”的“老头子”，并且滥用“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等新名词，所以郁达夫用讽刺笔调写道，“因为‘老’，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所以“不革命的老人鲁迅”是不会迈进“革命咖啡店”的。

郁达夫还援引鲁迅挖苦这类肤浅的“革命文学家”的话：“你若要进去，你须先问一问，‘这是第几阶级的？’否则，阶级弄错了，恐怕不大好。”

便连郁达夫，说自己也是“一个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有”的只是“有闲”，“有闲”，失业的“有闲”，乃至第几千几×的“有闲”。其中所指是，“革命文学论争”时，“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是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讽刺鲁迅的用词，鲁迅曾选编《三闲集》一书予以反击。

在跟梁实秋的论争中，鲁迅跟郁达夫的配合更为默契。梁实秋的《卢梭论女子教育》发表之后，鲁迅撰文批驳《卢梭与胃口》《头》。郁达夫的批驳文章写得更多，如《卢梭传》《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翻译说明就算答辩》《关于卢梭》，以致遭到梁实秋的人身攻击。

鲁迅与郁达夫的成功合作，更突出表现于合编文学月刊《奔流》。该刊1928年6月20日创刊，1929年12月20日停刊，共出15期。这是一份侧重翻译介绍外国革命文艺作品和理论的刊物，编辑意图是想“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

郁达夫在该刊共发表译文及答读者问十二篇（其中小说《幸福的摆》分上、下篇），几乎每期目录页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其中重要的译文有《伊勃生论》《托尔斯泰回忆录杂记》等。鲁迅对郁达夫的观点和努力给予充分肯定。郁达夫认为德国作家鲁道夫·林道的《幸福的摆》有世界主义和厌世主义倾向，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二》中指出，“这是极确凿的”。郁达夫翻译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刊登时，鲁迅在“编校后记”中更予以高度评价。对于鲁迅为《奔流》付出的艰辛劳动，郁达夫也给予充分肯定。他坦率承认：《奔流》名义上是他跟鲁迅合编的刊物，但约稿，校对，寄发稿酬……这些琐事都是鲁迅一人出的力。

后来，鲁迅致函郁达夫，建议合译《高尔基全集》，每人翻译两本，1929年11月8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称，“忙得几乎没有自己的工夫，达夫似乎也不宽裕”，这项计划未实现。

鲁迅和郁达夫在美术领域也有过合作的范例。1933年秋，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先生约请鲁迅、郁达夫译介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的作品。鲁迅译介《一个人的受难》，郁达夫译介《我的忏悔》。麦绥莱勒十分感动地说：“这是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对我艺术的支持。”

2．大众化

1931年4月初，瞿秋白在茅盾家避难，便听茅盾对他说，左联像政党，搞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对那些有创作热情和愿望的作家，便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

因为把左联当政党而非作家团体来运作，左联成员也像中共党组织那样，组成各个小组；小组成员经常变换，主要活动也是秘密组织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做鼓动工作，以及帮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左联成立不久，就曾布置五一国际劳动节，左联成员上街投身所谓“血光的五一”活动。

李立三“左倾”，白色恐怖之下，革命还须“高潮”。大规模的请愿、示威的活动已经无法举行，转为十几人、几十人的飞行集会。这种飞行集会一般会选择城市中心某地，有高楼大厦，附近大小马路、弄堂互通，与会者到一个时辰，迅速打出旗帜标语，附近大楼窗口同时洒下传单；演讲，呼口号；短短数分钟，场面壮观。至警笛鸣响，警车呼啸而至，与会者迅疾撤离现场。

如此飞行集会，革命者以为可以鼓舞士气，唤起民众，显示革命依然高潮迭起。一次，南京路上“飞行集会”，夏衍所在的闸北区委布置一二百人，欲快速占领南京路山东路口一慈善机构，不料，事先被人告密，20多人被捕；夏衍侥幸逃脱，至外滩，遇同样逃散的李求实；此时，惊魂未定的李求实不解如此行动为之付出代价，便对夏衍说：“这样不是等于主动送自己的同志进巡捕房嘛！”夏衍同感，无语。

茅盾夫人孔德沚，与夏衍同在左联一个小组，茅盾便听夫人说起，夏衍所在的左联小组，晚上到三角地菜场附近去写“武装保卫苏联”的标语，天黑路滑，孔德沚跌了一跤，弄得浑身上下一塌糊涂，由夏衍送孔德沚回家。一回家，孔德沚便发牢骚：“连自己也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苏联！”

左联内部，有意见的，却不便提出来；还是得参加。因为每次活动后，小组长、支部书记都要向上逐级汇报，有什么人参加，有什么人不参加。不参加的人，要被批评。田汉、蒋光慈便因此吃过“批评”。

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人坚持不从。早先，鲁迅便表示，自己不会参与这类集体行动；他说：“‘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鲁迅明白，“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

茅盾也“自由主义”，远离左联的政治活动。

据胡风回忆，1933年下半年，他在任职左联之后发现，当时左联里面有文名的作家都是挂一个左翼作家的名，不参加任何组织生活，甚至绝大多数盟员的住址，书记处都不知道。

左联大旗下，云集诸多文化名人，吸引众多青年心之神往；青年学生、文学爱好者，都向着左联的旗帜围拢过来。他们对文学有兴趣，对社会政治与革命，更是激情澎湃。

1933年，吴强就读于正风中学，他与其他5位中学生，因为爱好文学，被吸收为左联成员。吴强的左联经历，也仅半年。

在（1933年）二三月间，经过殷士松的联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展了我们几个人为盟员，填写了盟员登记表。之后，由殷士松主持，召开正风中学左联小组会，宣布左联沪西支部的决定，在正风中学建立左联小组，并在这次会上，推选我当小组组长。

——吴强：《左联半年生活回忆》

文学青年是左联的重要发展对象。1931年，艾芜到上海，怀揣文学梦想，却流落街头，但他一直希望能以写作为生。上海不是一个可以卖文为生的地方吗？他给丁玲主编的杂志投稿小说《伙伴》，被退稿。但不久，又收到编辑部的信，被邀请参加《北斗》读者座谈会。之后便常有人来与他联系，然后，艾芜便被编入左联小组。

每次小组会，都是谈政治问题。左联的小组，很少谈文艺，因此也不谈写了什么作品，发表了什么文章。

——艾芜：《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沙汀作为左联新人登上文坛。早年，沙汀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流落上海，与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艾芜相遇，初习写作，并大胆致信鲁迅求教。遂有鲁迅关于题材问题的通信。鲁迅所言“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成为沙汀创作的座右铭，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言。

LASA先生：

要这样冒昧地麻烦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们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会淡漠一个热忱青年的请教的吧。这样几度地思量之后，终于唐突地向你表示我们在文艺上——尤其是短篇小说上的迟疑和犹豫了。

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的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划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我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这须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指示，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

我们决定在这一个时代里，把我们的精力放在有意义的文艺上，借此表示我们应有的助力和贡献，并不是先生所说的那一辈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愿给我们以指示，这指示便会影响到我们终身的。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划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确又没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维，只有冒昧地来唐突先生了。即祝

近好！

Ts-cAYA及Y-fATA上十一月廿九日。

鲁迅回信：

Y及T先生：

接到来信后，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头重眼肿，连一个字也不能写，近几天总算好起来了，这才来写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两位所问的，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取来应用的材料的问题。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如信上所写，则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

但两位都并非那一阶级，所以当动笔之先，就发生了来信所说似的疑问。我想，这对于目前的时代，还是有意义的，然而假使永是这样的脾气，却是不妥当的。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此复，即颂近佳。

LASA启。十二月二十五日。

鲁迅的回信最初发表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三期。信中提及Y，即杨子青（沙汀）；T，即汤艾芜（艾芜）。

1932年3月15日。左联秘书处油印《秘书处消息》第一期，发布《和剧联及社联竞赛工作的合同》。其中第五条关于“组织”，明文要求“发展新盟员20人（内至少工人5人）”。

这里特别规定工人盟员所占的份额，显然是源自左联“大众化”的理想和践行，这个任务，便落实于“大众化工作委员会”。1933年春，中央特科成员吴奚如加入左联，之后他便投入“大众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两年，并一度成为负责人。

作为中共特科成员，吴奚如在《左联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一文中，回忆自己在左联的工作。“文艺小组、夜校，是左联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发动工人斗争、培养干部、建党的基础。”

从他的回忆录可以看出，吴奚如主要工作不是从事文学创作；而是接近他的本行——摸清楚工人群体里的青帮与红帮的派别，但其中便要有意识地与有知识、有文化的工人交朋友。他结交的制版工高而“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爱读鲁迅的杂文”；售票工人高树颐“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知识，学生出身”；司机阿陈“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过学。”

通过这些朋友，吴奚如开办上海法商电车公司的工人夜校。夜校是一个由“学文化向政治活动稳进”的场所。吴奚如极力培养的一个工人吴保太和一个农民周白月，最后都没有能成为作家。

1932年，艾芜在丁玲的安排下，去杨树浦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教工人识字，并要求从中发展文艺通信员；丁玲关照，这便是“文艺大众化”。艾芜后来承认：“我所找的文艺通讯员，没有一个是从童工出身的道地的工人。”

齐速在《我和上海左联的一段关系》中，讲述1933年秋，他到上海，希望通过办工人夜校找到中共党团关系。后来他发现，前来任教的老童可能是一个党员，便要求介绍入党。遂与老童有这样一段对话：

老童：“我那朋友说马上入党不行，得在党的外围组织内考验一个时期。”

齐速：“有什么外围可以参加呢？”

老童：“我认识一个作家叫叶紫，他认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人，可以通过他先加入左联。”

齐速：“我又不是作家，加入作家联盟行吗？”

老童：“我还认识一个叫吴奚如，有时也在报上发表些短文，笔名吴牛，据他说左联有个工农教育委员会，咱们这样办工人夜校的人正合适。”

齐速：“你自己怎样？”

老童：“我和你一起先加入左联，再慢慢找党的关系。”

瞿秋白的隐蔽身份，自然无法公开参与政治活动，但倾心于“文艺大众化”。身体力行。先前在上海南市隐蔽时，便经常略做化装，戴上墨镜，压低帽檐，往南市老城厢一带去；他喜欢挤在人群之中，于市声人气中，体察市井生活气息。瞿秋白喜欢听民间艺人说唱，回来后认真地研究申曲曲调，陆续写出数十首（篇）歌谣和评书。其中有一长篇歌谣《东洋人出兵》，全篇15小节，长达168行，分成上海话和北方话两部分。其中沪语第一节写道：

说起出兵满洲格东洋人/先要问问为仔啥事情。/只为一班有钱格中国人，/生成狗肺搭狼心，/日日夜夜吃穷人，/吃得来头昏眼暗发热昏。/有仔刀，杀工人，/有仔枪，打农民，/等到日本出兵占勒东三省，/乌龟头末就缩缩进，/总司令末叫退兵，/国民党末叫镇静，/不过难为仔我伲小百姓，/只叫做，拿伲四万万人做人情。

夏衍曾在马路上偶遇瞿秋白。“他的神态，远远望去，很像郁达夫，潇洒而文雅”；“他有一个特点，据他自己说，是一种嗜好，就是喜欢散步。”有一次傍晚，夏衍在南京路一个中等的百货商店的橱窗前碰到瞿秋白，把他拉开并对他说：“这不是很危险吗？”瞿秋白笑了笑，说这是一种嗜好。他又说：“在国外我一有空就一边散步一边看橱窗。因为从橱窗的陈列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生产水平和艺术水平。”

阿累，真名朱凡（1909年1月—1987年1月8日），原名朱宗仁，曾用朱一苇、朱石清等名字，江苏省涟水县河网乡潘刘村人。

青年时期的阿累，在上海就读于上海立达学园、同文书院，最后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1931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其时，阿累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考入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年秋天，一个中午，阿累在内山书店偶遇鲁迅先生。这次与先生见过的“一面”，成了他一生中永恒的记忆；也成就其散文名篇《一面》；作品曾被收入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也算传世。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

一天中午，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心里想：到内山书店去吧，在那里躲一会儿雨，顺便歇歇也好。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已经使我困软得象一团棉花了。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他们说得很快，听不清说些什么。有时忽然一阵大笑，象孩子一样的天真。那笑声里，仿佛带着一点“非日本”的什么东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阴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国人，穿一件牙黄的长衫，嘴里咬着一枝烟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腾起一阵一阵烟雾。我把帆布袋，夹剪，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开始翻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翻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适意的，就踱到北面。门外，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乱飞。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样，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忽然，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毁灭》。《毁灭》？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说是一本好书。看一下那书脊，赫然印着“鲁迅译”三个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证似地，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我先看那后记（我读鲁迅先生的书一向是这么古怪地读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书没有切边。一个结实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内山老板走了过来。“先生这本书多少钱？”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激，叫先生的，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

他殷勤地点头，接过书翻了翻底页：

“一块四。”

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X X”蓝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脑勺上，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简直有点窘了起来。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红了脸说：

“贵了。”

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扬着眉毛，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书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哧啦哧啦捻那张灰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哪里贵？你看这纸……”很厚的洋纸，印得很清楚，相当厚的一大本书。摸在手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你买一本吧，这书是很好的。”我真踌躇起来了；饭是不能不吃的，然而书也太好了，买一本放在床头，交班回来，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该多好！我摩挲着那本书，舍不得丢开，也不说买，不买。内山老板大概这时看出点什么苗头，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你要买这本书？”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正直而好心肠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严肃和慈爱交综着的抚摩似的。“是的。”我低低地说。他从架上扳下一本书来，版式纸张和《毁灭》一模一样，只是厚一点点，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铁流》。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谁？对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下那样诚恳的劝告？我一进门的时候原就有点疑惑；现在更加疑惑了，虽然猜不出是谁，但自己断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价：一元八角！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我的话低得自己都听不见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

我低了头—头脑里轰隆轰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脸。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

“一块钱你有没有？一块钱！”

“有！”我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我卖给你，两本，一块钱。”

什么？我很惊异地望着他：黄里带白的脸，瘦得教人担心。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牙黄羽纱的长衫。隶体“一”字似的胡须。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这时，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

“哦！您，您就是？……”

我结结巴巴的，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一定是他！不会错，一定是他！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没有把它蹦出来。

他微笑，默认地点了点头，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说的，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

这一来不会错了，正是他！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憎恶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瘦！我们这位宝贵的战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对我说明：“这书（指着《铁流》）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公司为防止我们“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象要哭出来。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书塞进帆布袋，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这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现在，先生是死了！我们不愿放肆地悲痛，这还不是我们放肆悲痛的时候；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也是难于计算的；前面是一条路，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继续前进。

在前进中，我不能自已，写下了上面的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

——阿累：《一面》

像所有的教科书一样，《一面》的中心思想和时代背景，被历届中国中学生所熟记。

许多年以后，人们不再对语文课文的中心思想死记硬背，但对先生赠给阿累的那两本可以成为“文物”的《毁灭》和《铁流》兴趣犹存；如今安在？阿累会慢腾腾地答：“一本丢了。”然后，喝一口茶，再慢腾腾地说：“另一本也丢了。”

1935年，夏衍要亲身体验包身工们的工作与生活情景，深入上海杨树浦纱厂，采访调查。其间，夏衍得一女工帮助，数次混进包身工中，自3月初到5月，跟班做了两个多月的夜工。之后，被工头发现后退出。如此，已经足够让夏衍对上海杨树浦纱厂女工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有切身体验。夏衍在深入调查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创作报告文学《包身工》。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经典作品，入文学史。语文教科书指此作：“反映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情况。”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人。祖籍河南开封。因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后做过染坊店学徒。1914年，就学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毕业后留学日本，先后在明治工业专科学校、九州帝国大学攻读工科。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1923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加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

1927年夏衍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同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夏衍和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等人组织了“艺术剧社”，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排演了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等表现工人阶级斗争的进步戏剧。这时，夏衍还主编了“艺术剧社”的刊物《艺术》和《沙仑》。同年冬，根据党的指示，夏衍和冯乃超等人和鲁迅联系，筹建“左联”。

1930年3月，“左联”成立，夏衍被选为执行委员。8月，发起组织了“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左翼戏剧家联盟”，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组织。

夏衍从事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外国进步作品开始的，最初他翻译了苏联柯根的《新兴文学论》，德国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日本滕森成吉的《光明与黑暗》。1930年，翻译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最先把这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1932年，夏衍进入电影界，担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编辑，一面大力介绍苏联电影，翻译苏联电影艺术家的著作；一面进行电影创作，写了《狂流》《春蚕》（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电影文学剧本。

《包身工》发表于1936年《光明》杂志创刊号上。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娣。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娣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娣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豸。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3．灰色一点

对茅盾“左联像政党”的看法，瞿秋白大致同意。

1931年2月，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1931年5月，茅盾任左联行政书记。瞿秋白向茅盾提议改进左联工作。1932年2月，冯雪峰调任中宣部文委书记。

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与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

——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茅盾回忆：“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左联再度活跃。1932年3月20日，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成立。1933年3月，左翼电影小组成立。与此同时，左联的分支机构和基层组织也开始发展。1932年秋，青岛左联成立；1933年，广州左联成立。另外，左联建立很多外围组织。1932年9月，成立中国诗歌会；5月，成立美术界的春地美术研究会；9月，成立MK木刻研究会；还有大量青年文艺研究会、读书会，遍及学校和工厂。这些外围组织参加人数不少。

一二八事变后，左翼文化界对时局发声，以《告世界书》表示强烈抗议。1933年2月20日，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遇难，左联公开发文抗议，鲁迅先生等还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9月，远东反战回忆在上海举行，左联于8月18日发表《致上海反战回忆各国代表巴比塞同志等的欢迎词》，同日，鲁迅、茅盾、田汉三人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

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他刊物上也发表文章，特别是，发表许多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夏衍说：“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法国人办的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公司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不可以争取任光帮助，录制进步歌曲广泛发行？”

瞿秋白完全赞成田汉的意见，告知：“这是一个好机会。”通过任光，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被录制成百代公司唱片。从此，《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唱遍华夏大地。

“可以有个转变。”瞿秋白对茅盾说，“我们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门刊登创作作品，同时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总结，吸取经验教训。”

鲁迅、冯雪峰和茅盾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专门刊登文艺理论文章，并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北斗》，由丁玲主编。冯雪峰告诉丁玲，“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而丁玲“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指示“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

瞿秋白这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刊于《文学导报》和《北斗》。

这时雪峰同志常常给我带来鲁迅和秋白的稿件，我对秋白的生活才又略有所知。这时秋白匿住在中国地带上海旧城里的谢澹如家。这地址，只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给他带去一些应用的东西。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尔带着他，趁着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鲁迅家里。后来，他还在鲁迅家里住了几天。再后来，雪峰在鲁迅家的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秋白搬了过去，晚上常常去鲁迅家里畅谈。他那时开始为《北斗》写“乱弹”，用司马今的笔名，从第一期起，在《北斗》上连载。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丁玲，生于1904年10月12日，湖南临澧人。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中国现代女作家、散文家。

1918年，丁玲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19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后入岳云中学就读。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深受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

1922年初，丁玲赴上海，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3年底，小说处女作《梦珂》发表于《小说月报》。

1928年，丁玲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反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丁玲与胡也频、沈从文在上海合办《红黑》杂志，这时期，丁玲创作的《水》《母亲》等一些作品，显示左翼革命文学实绩，成为左翼文学的女性开拓者。

人称，丁玲一生有三主题——文学、爱情和政治。为此，她的才智、情感与勇气，为人瞻仰；同时，不乏战斗激情与胆略。

胡也频牺牲后，潘汉年、冯乃超、钱杏邨、冯雪峰，都来看过我。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便要求到苏区。为此冯雪峰介绍我去见党中央的张闻天同志，我在兆丰公园与张闻天碰头。我对他说了我的愿望。我说，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了，叫我等消息。过了一段时间，冯雪峰对我说，中央宣传部研究了，说有个工作要我来做比较合适。他说，现在有的人很好，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说我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中央要我主编《北斗》杂志，这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在这之前，左联也曾出过《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但都被国民党查禁了。冯雪峰说，《北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

——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丁玲编辑《北斗》，起用姚蓬子、沈起予协助。大致分工是，丁玲负责联系作家，组织稿件；姚蓬子负责印刷业务和部分编辑工作；沈起予因为懂得日文，便负责翻译。

把刊物办得“灰色”一点。丁玲想到沈从文。她了解沈从文，在当时的文坛上，沈从文与很多政治色彩不太强烈的作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正是《北斗》所需要的。尽管在政治和文学倾向上，丁玲与沈从文已然分歧，但她仍然向沈从文写信求援。

党组织同意丁玲的想法。6月23日，丁玲给沈从文写出一封长信：

……上海实在也住腻了，心飞的很远，但只是一个折了翅膀的鸟，成日困在抑郁中。不过想到能飞去的地方，也不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地方，所以也就用“算了”作为安慰。只有任时间流来流去，流到完了那天就完了吧。下半年你教书我决不想教书，我觉得无味。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我颇想试试。不过稿费太少，（元半千字）但他们答应销到五千时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几个老手撑台不可。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这刊物全为我一个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通稿。我们自己来总比别人的好一点方好，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杂志为月刊，名还未定，（你替我想想看！）每期约八万字左右，专重创作和新书介绍，最好能常常有点有“趣味”而无“下流气味”的小文章。坐庄的人全靠我自己（我愿将全力放在这上面）和你。

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几个，还有沉樱也很好。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则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的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说是：丁玲主编的杂志，已有了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来合作。这真是动人的新闻。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的。事情还刚刚开始，一切计划皆不落实，你可多多为我想一想。上海的施蛰存我也想要他的稿子。北平有什么新的诚恳的小文人，我们愿意不放弃他们。

我已在开始写文章了，我想有个刊物必可逼迫自己多写一点……

沈从文收信后，颇为丁玲高兴；能有充实的生活，开始新的创作，这对丁玲很有意义。沈从文很看重与丁玲的友谊，对丁玲有求必应，遂四处为之约稿。在北京，他找到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政治大学的凌叔华写信约稿。

沈从文一边帮忙约稿，一边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如实告诉丁玲。他完全知道，丁玲正热心于左翼文学，他也不掩饰自己的态度。在一封信中，沈从文写道：

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文学究竟“能什么”却皆糊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值开的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倦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了。照理来说，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还动人的多了。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分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习气修正一些。……

丁玲回信：

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上海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熟悉，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砂子，你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骸。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

从这些通信来看，难得他们两人思想分歧，友谊如旧。

沈从文替丁玲四处约稿，进展顺利，一些文坛著名作家先后送来新作。冰心回忆，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把丁玲的请求转告她，还留下丁玲的地址，由冰心直接寄到上海。她于7月底写出一首诗《我劝你》，寄给丁玲，成为《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接着，她又为第二期创作了另一首诗。

沈从文的鼎力相帮，令丁玲非常高兴。沈从文在离开北京前往青岛大学之前，收到丁玲的一封来信，充满感激，自信心爆棚。丁玲把沈从文的功劳和《北斗》的顺利创刊联系在一起：

……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什么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忤的往前去，大家会在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一点！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前面，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友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皆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皮囊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分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的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皆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那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1931年9月20日，《北斗》创刊号与读者见面。在创刊号上，因沈从文的关系而发表作品的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等人。

在编后记中，丁玲特别提到朋友沈从文的帮助：

现在第一期是出版了。使我高兴的，就是各方面拉稿，不算困难。都愿意为这刊物写了一些稿来。我自己觉得这里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至于关于每篇的内容，我想不必详细的介绍了。不过这期创作小说我认为少了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沈从文先生答应的稿子，寄来得太迟了一点，不能等他便付印了。不过第二期一定可设法再弄丰富一点。现在可以预告的是还有冰心女士的诗，叶圣陶先生，沈从文先生的小说，……

和以往左联的其他刊物相比，《北斗》的区别显而易见。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左联常委的指示，《北斗》的作者阵容和《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刊物相比，“灰色”了一些。沈从文也好，徐志摩、冰心等也好，恰恰就是左翼文艺曾经激烈批评过的人，可是如今，他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对于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一情势很快被扭转。《北斗》在第2期（10月29日）、第3期（11月20日）上，还刊有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的作品；第4期，他们的名字便消失了。丁玲的一番努力，受到扼制。她如此醒目又集中地发表为左翼文艺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完全有可能受到指责。

《北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致编者的来信，署名“读者之一”。许多年后，从阳翰笙等人的回忆中，可以得知，这位“读者”即是曾任左联党团成员的耶林。

耶林的信，主要批评1、2期中的小说作品，认为这些作品“描写技术上固然获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他甚至说有几篇的取材对象“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他几乎对每篇小说都做了分析，他这样批评凌叔华的《晶子》：

《晶子》的技术十分圆熟。毫无意识可言，却读得不感晦涩。它写着一般小家庭的美满生活，现社会与这小集团不起任何冲突，他们的生活程序契合着规律。这类非社会化的文学作品，我以读者之一的资格敢说，大多数人已不欲接近了。

耶林还批评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诗多旧派，倾向太坏。”他希望编者重视文学批评专栏，“批评给予作家的指示是很大的，可以叫现在倾向坏的作者不再重蹈覆辙，同时可以使文艺界一般走上轨迹”。

耶林的来信并非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在此之前，他曾以一个工人工作者、文学青年的身份，给丁玲写过3封信，而且都是在《北斗》出版之后。其中一封信里，他谈到他和刘风斯、繁市等人，每礼拜有一次集会，讨论有关文艺问题，他说：“我们讨论过林风眠，郁达夫，日后可以把我们的结论写出来，寄给《北斗》。”他批评《北斗》的这封信，可以看作他们讨论的一个结论。

耶林来信发表之后，《北斗》对“灰色”作家的批评便逐渐多起来。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上，司马今（瞿秋白）的杂文《老虎皮》，也借冰心的小说而展开议论，其中便流露贬斥之言辞：“固然，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

对左联以外的作家做出更严厉而普遍的批评，是钱杏邨的文章。1932年1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一期上，他发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钱杏邨此时任左联负责人，他回忆，曾有三期《北斗》是由他编辑的，但丁玲否认这一点。（1990年4月12日陈明的谈话）

钱杏邨在这篇长篇论文中，几乎对左联以外的所有当时重要作家，都一一作了批评，其中自然将沈从文包括之内，以及他为丁玲所联系的那些作家：

既成作家中，除已经论及的外。没有什么新的开展。在惨死的诗人徐志摩所领导的“新月诗人”的一群中，虽产生了一个陈梦家（有《梦家诗集》），但《雁子》（梦家的诗）和《雁儿们》（志摩的诗）原是一样的货色，青出于蓝，而青不胜于蓝；徐志摩的《猛虎集》除假借了哈代的一个雄壮的诗题（《猛虎》是志摩译的哈代诗）外，是没有新的特色。冰心只印了一个回忆《南归》，依旧在那里发展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在努力的创作传记文学，但胡适的《四十自述》，并没有展开什么成就和特点。巴金，虽写作甚多（如《死去了的太阳》，《激流》，《雾》，及其他短篇），老舍虽发表了《小坡的生日》，可并无新意。矛盾（原文如此——引者）的《三人行》，依旧是过去的《幻灭》，《追求》，与《动摇》的类型的作品，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已显示了作者若干的进步，冰莹的《清算》，虽然表示了一种新鲜的风，但这一种风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风，她还是在“革命与恋爱”定型的观念的题材里兜圈子，而没有实际的理解左翼作家的当前的主要的任务。袁殊的《工场夜景》虽有相当的成功，但对话太多是大缺陷。周作人的散文小品，还是“古色古香”，“进步毫无”。其他一些作家，如沈从文，鲁彦等，那是更不必说的，是“依然故我”，一贯的发展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分子所具独浓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倾向。

如果钱杏邨没有编辑过《北斗》，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的。对于这种对朋友的批评，刊物上没有做任何解释和编后说明。对他发表在第2卷第2期的另外一篇《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编后”里面倒认为有不赞同的地方：“杏邨的论文，批评了我们平时不很注意的那些文艺，于工作是很重要的。不过杏邨的文章还有缺点，他的分析没有触到阶级的根底，没有强调指出‘鸳鸯蝴蝶派’的关于上海事变的文艺的政治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这个“编后”是否为丁玲所写，尚未确定。

丁玲还是处在两难之间。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忠实于内心与文字。她给沈从文的信中所表达的情感，不是做作之文。她所表述的对冰心等人的喜爱与感激，也不仅仅是出于编辑工作的需要而故意为之。革命与文学之间，事业与友谊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丁玲盘桓徜徉。现身于世的，便是私下通信中与刊物上两个不同的，甚至矛盾着的丁玲。在事业和集体中，丁玲努力要保留一点个人的特质，这正是丁玲的性格魅力。丁玲一生种种坎坷遭遇，佐证了这一点。

对《北斗》最初宗旨的变化，沈从文是从另一角度分析的。他说：《北斗》的产生与它此后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这刊物若在北平出版，则这刊物将如最初计划的形式，对于女作家一方面或者逼得出一些好成绩来。但这刊物却在上海出版，距离她所需要合作的几个人那么远。并且我不久又离开了北京。故这个刊物开始几期，虽然还登了些北方的文章，到后面自然就全以上海方面的作用为根据，把这刊物支持下去了。

尽管《北斗》以后几期的面貌并不与沈从文的见解一致，但他从个人的角度仍然首肯丁玲的努力：“然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者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慎的集稿编排，努力与耐烦处，皆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从第三期开始，本来“灰色一点”的《北斗》，又“红”了起来，立马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出至第2卷3、4合期（1932年7月20日），即被查禁。

丁玲和沈从文的最后一次合作，就此告终。

4．失踪者

胡也频遇难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便是冯达。时年，冯达26岁。

这一相逢相识，故事便开始——冯达常去看丁玲，陪丁玲。冯达会关心女人，内心柔软。这令丁玲难以拒绝。丁玲这样看待冯达：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1931年11月，丁玲与冯达结婚。他们在上海一起度过三年时光。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

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关照丁玲，“夜里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语出，冯达出家门，便被特务盯上。冯达心里晓得，不管怎么样，他便是拖，也要拖到12点钟以后回家，好让丁玲脱身。于是，冯达在外面消磨辰光，至12点过后，才慢吞吞回到家中。令他意外的是，丁玲居然没走。

5月14日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潘梓年来了。潘梓年时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丁玲后来回忆——

“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1931年，“左联五烈士”遇难后，1933年5月14日，左联女作家丁玲被当局秘密逮捕。同时逮捕的还有潘梓年；诗人应修人当场遇难。同年，左联创始人之一洪灵菲被杀害于北平；诗人潘谟华1934年牺牲于天津狱中。各地被捕杀、监禁的进步作家和文艺青年难以计数。鲁迅也长期被反动政府通缉，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暗杀黑名单。大量革命文艺报刊书籍和出版机关被禁、被毁。

1933年5月17日，上海《大美晚报》披露《丁玲女士失踪》，接着上海、天津、北平一些报刊相继报道。此事被关注。经过多方追寻探查，事件渐趋明晰。5月23日，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等38人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司法部部长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

1933年6月10日，文化界成立丁潘营救会，并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称：“迄今丁玲何在，尚在秘密之中。”6月19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称：“现在丁玲，或许已被埋葬在国民党刽子手们经营的秘密墓地中。”

丁玲被秘密拘捕，让世人看到国民党当局压制进步文艺、加强思想控制的罪恶行径。一些进步人士一方面营救，同时声讨与反抗。进步文学界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此事件的关注和抗争。发表、出版丁玲的作品，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借此广泛宣传，大做广告，更壮大了声势。

《现代》杂志在第3卷第2期（1933年6月1日）发表的《编者缀语》中，表达了对此事的关注：“在五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就听到她因政治嫌疑被捕了。一个生气跃然的作家，遭了厄运，我们觉得在文艺同人的友情上，是很可惋惜的，愿她平安。”紧接着，第3卷第3期（1933年7月1日）上，特别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话题中的丁玲女士》，除有丁玲近照、胡也频遗孤照片、丁玲之母照片外，还有一段文字说明：“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踪，或谓系政治性的绑架，疑幻疑真，存亡未卜……”

鲁迅一直在密切关注；早先，他便称丁玲“她近来很进步”。他依据先前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害的血腥记忆，揣度此次丁玲也是在劫难逃。6月28日，鲁迅写了《悼丁君》；8月1日，他在致科学新闻社信中说：“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9月21日，鲁迅又致信曹聚仁，将《悼丁君》抄给他，刊载于9月30日出版的《涛声》。

鲁迅建议，良友公司尽快出版丁玲的《母亲》，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竭力宣传。在此期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致电行政院长汪精卫，呼吁解救。巴比塞、瓦扬·古久里、罗曼·罗兰等国际友人，也发起声援。

1933年6月，良友出版公司将丁玲的《母亲》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单行出版，并在《文学》《现代》和《人间世》等刊物上刊出广告，《文学》（创刊号）上的广告文字如下：

这是写前一代革命女性的典型作品，作者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背景，叙述自己的母亲在大时代未来临以前，以一个年轻寡妇，在旧社会中遭遇了层层的苦痛和压迫，使她觉悟到女性的伟大使命，而独自走向光明去。

这则广告颇富意味。1931年2月，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作为“左联五烈士”遭国民党当局杀害；丁玲成为寡妇。而丁玲现在，正在为之努力奋斗的未竟事业，不也正是她“走向光明去”的实际行动吗？表面上是在宣传赞美《母亲》，实际上，则是赞美丁玲，对丁玲的革命事业给予热烈称颂。

稍后，《现代》第3卷第5号（1933年9月）和《文学》第1卷第3号（1933年9月）上，又刊发《母亲》的书评。《现代》上的书评开场白是：“《母亲》出版了，但丁玲却在这以前的时候失踪了。”开篇便对此问题给予关注，目的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文学》上的书评第一段是这样的文字：“现在她的踪迹还是一个‘谜’，这部《母亲》便是她最近或许也就是最后的作品了。”关切和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文学》创刊号上，还刊出丁玲《一个女人》（中华书局发行）的广告：

丁玲女士是我国成功的女作家之一，她以流畅动人的文笔，描写了现代新女性的心理和行为，无处不独具只眼，本书包括她的六篇创作小说，可以说是一般现代女性的写真集。

篇幅尽管短小，但给予丁玲的才华以很高的评价，能激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在《文学》第1卷第2期（1933年8月1日）上，也刊出丁玲《水》（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广告：

《水》是丁玲女士最近的小说集。丁女士在中国的文艺界可说是最进步的作家之一，凡读过她的小说的无不觉得她的作品写得确实而有强力，能够抓住读者的一颗心。本集中的《水》，长三万余字，系写我国去年大水灾的情形，句句呼出农民的苦痛，希望我们不要忽视大多数人的苦痛，应该来替这大多数人谋点利益。其余像《田家冲》等数篇也没有一篇不是思想新颖，给我们一条向新社会之路的。全书约十万言，用道林纸精印。

白色恐怖下，阴云密布。面对杀气与血腥，左翼文学作家与编辑，以自己的勇气，通过文字发声。在大多数报刊装聋作哑的情况下，刚创刊的《文学》，便亮出如此“左翼”的旗号。此外，在《文学》第1卷第3期（1933年9月1日）的《文学画报》栏里，特别编印了一页图版，题为《丁玲留影及其手迹》，以示对她的“怀念”。

丁玲的好友姚蓬子在丁玲失踪以后，不但四处奔走展开营救，而且用自己的笔表达对丁玲的怀念。姚蓬子很快选编出《丁玲选集》，由天马书店发行出版，先在《文学》第1卷第5期（1933年11月1日）上发布预售广告：

关于丁玲，用不着我们再来介绍了，这一个选集是蓬子编辑的。蓬子是丁玲所认为知道她最深切的朋友之中的一个，对于编辑她的选集，自然是最适当的。卷首有丁玲的近影和她的原稿墨迹，并蓬子万余言的长序，附录二个：一是丁玲对创作的自述，一是关于丁玲的记载和批评。凡是要知道丁玲，纪念丁玲的，对这选集的出版，当然是很同情的吧。为优待直接读者起见，我们也来一次特价预约。

《文学》第1卷第6期（1933年12月1日），刊登该书正式出版的广告文字又有变化，部分抄录如下：

丁玲女士是中国今日文坛上最前进的青年作家，她的忽然失踪，已引起了国内外文艺界的极大注意，因之她的作品便格外被重视了。这一个集子，是蓬子选编的，全书共选七篇，依著作的先后，依次排列着，正如展开了一幅丁玲的思想行进的图案……

1933年10月，现代书局出版丁玲的又一部著作《夜会》，并连续在《现代》的第3卷第3期（1933年7月）至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上刊发广告，其中有如下文字：

丁玲女士失踪了，她留下给我们的婉约的作风，奔放于纸上的热烈的情感，真是抓住每个时代青年的心而使之奋起的。本集是她失踪前的最终的近作。

接着，在第4卷第5期（1934年3月）上，又有《丁玲选集》的书评，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丁玲的一生和她的创作。

国民党当局不会允许如此明目张胆的抗议。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出密令，一举查禁图书149种。丁玲，不但被软禁，她的书也被禁止出版或发售。如《夜会》，以有“鼓吹阶级斗争，诋毁政府当局之激烈表现”而被禁；《水》因“或描写农民暴动或描写地主与佃户对抗情形或描写学生在工人群众宣传反动情形”被禁；《一个人的诞生》《韦护》亦被禁止发售；《一个女人》暂缓发售。《自杀日记》和《在黑暗中》被列入暂缓执行查禁之书目。

文化界并未因此退缩，开始转为更加巧妙地抗争。《母亲》未被禁，良友图书出版公司便大肆宣传《母亲》，从《人间世》第5期（1934年6月5日）开始，连续数期刊载《母亲》的广告。

作为丁玲的朋友，沈从文以“女作家丁玲的一生”为主题，写了《记丁玲》一书，当局审查后发令要做大量删改，但最终还是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于1934年9月出版。该书分别在《文学》的第3卷第4期（1934年10月1日）和《人间世》第11期（1934年9月5日）上刊登广告：

丁玲女士的一生，可以说只有沈从文先生知道得最清楚。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笔，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活现在读者的眼前，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

在“良友一角丛书”系列广告（如《人间世》第16期）里，因为涉及部分被禁书目，于是，便在书名的前面用“×”注出，特别注明“有×者暂停发售”；丁玲的《法网》便属此类。在现代书局的“现代创作丛刊”系列中，丁玲的《夜会》由于被禁，在广告中，除对本书进行内容介绍外，在著者名下，特别标出“发卖禁止”（如《现代》第4卷第6期）。这些广告，曲里拐弯，以退为进，透着机智抗争，揭示反动派对进步文艺进行“文化围剿”的本性；同时带有巧妙的宣传效应，抓住读者越禁越想读的心理。在那时，读禁书，也成为某种“时髦”。

丁玲被捕以后，围绕丁玲作品所刊发的广告文字，可以清晰地读出当时围绕丁玲事件所展开的斗争。进步刊物的编辑，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没有屈服，而是巧妙地与之抗争。这些零散的广告文字，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斗场景。短小知趣，内涵丰富，蕴藏着白色恐怖下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斗争的丰富信息。

上海警方对于丁玲遭绑架一事始终缄默其口，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6月1日答复胡适的电文中称：“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后来，屠坤范女律师及吴凯声律师曾往上海市公安局查询，公安局承认曾捕潘梓年，但否认亦捕丁玲，而对于潘之被捕地点则拒绝答复。

在狱中，冯达含泪向丁玲起誓——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

既然丁玲可以相信冯达没有出卖自己，也可以请求冯达帮自己的一个忙——性格刚烈的丁玲决计以死抗争，她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

冯达不敢拒绝。丁玲遂把头颈伸进绳套，毅然决然一脚踢翻凳子。倒是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慌忙之间，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又解救了下来。

浙江莫干山。丁玲和冯达的监狱生涯充满血色。丁玲在狱中怀孕，并于1934年9月，生下一个女婴，取名蒋祖慧。

此后，丁玲离开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丁玲后来被秘密押送至南京，被软禁。中统特务秘密绑架丁玲，一度让国民党当局兴奋，他们知道，以丁玲的影响与声望，如能将这个共产党才女拉拢过来，足以炫耀。因此，他们对软禁中的丁玲着意软化。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来劝降，遭丁玲拒绝。1932年9月上旬，中共叛徒顾顺章又多次来劝降，也碰壁。顾顺章不死心，让冯达传话：“老关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让丁玲表示一下，愿意归隐回家养母；就这个意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丁玲动了心思：不妨“利用条件，准备条件，想尽办法争取保持清白，活着出去”。便在顾顺章拿来的一张纸上，写了一个“申明书”：“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

这张纸条，后来给丁玲带来有口难辩的困扰。

1934年5月，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三次面见丁玲，劝降不成，便拉拢丁玲，邀请丁玲写剧本，被丁玲拒绝。

1934年10月，丁玲被带到中山大街附近的一幢小楼。当局对丁玲的控制有所松懈。这期间，丁玲可以自由外出并邮寄信件。

月底的一天，女作家方令孺来探望。此后，每隔一两个月，方令孺来探望一次，两人渐成密友。

1934年5月，丁玲在夫子庙杏花楼菜馆意外与张天翼相逢，随后，与张天翼又联系过两次。

丁玲在南京的软禁处，几经变动，最后至苜蓿园。在苜蓿园居住期间，丁玲还先后到过北平、上海。1936年5月，丁玲与CC系头头交涉，要求去北平看望老友李达夫妇，实际上，她是想借机去找党的关系。

中旬，丁玲从沈岳萌处拿到去北平的往返火车免票。在北上的火车上，丁玲遇到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王昆仑。丁玲并不知道，王昆仑在1933年便已是中共党员了。在此前一天的傍晚，丁玲在玄武湖的游船上已见过王昆仑，并请王昆仑帮助她安全到达北平。而此时，党组织正安排王昆仑到北平开展统战工作，于是也要他暗地保护丁玲北上。因此，丁玲在火车上碰到王昆仑，是党组织的刻意安排。

丁玲在北平住在李达家。她去燕京大学看望吴文藻、谢冰心夫妇，访问在该校任教授的曹靖华。“你不能在北平久留，应该赶快回去，我写信给鲁迅。”曹靖华对丁玲说。丁玲和曹靖华都估计，在鲁迅先生那里，肯定可以找到中共的人。

第二天，丁玲即回南京。曹靖华则将丁玲的消息及时告知鲁迅先生。

此时，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刚从陕北抵达上海。得知有丁玲消息，马上派张天翼与丁玲联系，并让张天翼设法帮助丁玲逃脱虎口。

1936年，方令孺家，成为丁玲与中共地下党的通信联络点。6月，张天翼到苜蓿园探望丁玲，转交从上海带来的一张字条：“知你急于回来，非常好，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

字条未具名，但丁玲一眼看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

张天翼周密计划，帮丁玲化装，并让他的侄女张若嘉陪同丁玲乘火车离开南京。到达上海时，最先迎接丁玲的，是胡风。

丁玲表示自己希望去陕北，但当时正逢地下组织去陕北的交通中断。冯雪峰转来潘汉年的意见，要丁玲先回南京，争取以公开身份到上海来做救亡工作。丁玲遂在上海呆了十几天后，返回南京。夏天，丁玲几经周折，眼看公开身份出来工作的希望甚微，遂写信给冯雪峰，要求再去上海。很快，冯雪峰的回信由方令孺转交丁玲，同意丁玲的要求，并约定了时间，派人在上海接站。

9月中旬，丁玲乘火车到上海，冯雪峰的交通员到车站接应。月底，丁玲乘火车到西安。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于11月1日，乘卡车前往陕北。

行前，冯雪峰向丁玲转交宋庆龄赠予的350元。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世。1986年10月11日，丁玲晚年的爱人陈明偕丁玲秘书王增如探访沈醉，向沈醉探询当年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丁玲一事。沈醉说：“丁玲同志未被杀害，绝不是因为她自首、叛变。她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她没被处死，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望。”

5．刊物

1929年11月，冯雪峰开始筹备编辑《萌芽月刊》，当时的目的，是为即将诞生的左联，搭建一个出场亮相的舞台。后来，鲁迅先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著名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便刊登在《萌芽月刊》第3期上。可以说，《萌芽月刊》是“左联”的第一份“机关刊”。尽管当时没有明确“机关刊”一说。

《萌芽月刊》于1930年1月1日创刊，鲁迅主编，冯雪峰、柔石、魏金枝助编，由光华书局发行，出版地是上海。同年5月1日出至第5期，被查禁；6月1日的第6期，改名《新地月刊》，改署新地社编辑，上海新地月刊社印行，仅出1期又被查禁。创刊号卷末有《编者附记》云：

《萌芽月刊》是杂志，在内容方面不能不“杂”。同时又不得不受种种的限制——除出现今状况的束缚，不能言所欲言，译所欲译的以外，还有同人等——著译者们自身的限制，就是人手不多，能力薄弱，又因为出身的社会层和生活的关系，无论思想或见闻或技能都不得不偏限于一方。所以《萌芽月刊》上的文章，除出“杂”以外，一方面又不能免于或一的偏形。这被限定的我们底努力，在第一卷内，为主的是朝着这三方面：翻译和绍介，创作，评论。

《萌芽月刊》由萌芽社主办，主要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等国进步文艺，创作和评论并重；设有小说、剧、诗、散文诗、随笔、社会杂观、杂记、评论、研究、绍介、论文等栏目。鲁迅译作——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溃灭》译文连载；并发表鲁迅先生《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流氓的变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作品。其他主要作品有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魏金枝的《奶妈》等小说。此外，夏衍、张天翼、楼适夷、殷夫等均为撰稿人。

左联成立以后，先后创办了一批刊物，如《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等，还改组或接办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

《新地月刊》《世界文化》等为左联机关刊物。

以上为左联核心刊物，另有一大批左联外围刊物，以及大量发表左翼作家作品的进步杂志。左联机关刊物在1949年以后曾大量影印复制，而一些外围刊物，更显稀见，保存收藏颇不容易。

这些期刊杂志吸引了一大批新老作家，形成一支以左翼作家为核心的革命文艺大军，呈现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新局面。鲁迅后期的杂文、历史小说《故事新编》，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蒋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夏衍、田汉、洪深的戏剧，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收获。

鲁迅对青年作家尤为关怀、爱护，由此，叶紫、沙汀、艾芜、丁玲、张天翼、周立波、萧军、萧红等一批青年作家相继登上文坛，创作大量引人注目的作品，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实绩。

1930年3月，冯雪峰一边编辑《萌芽月刊》，一边着手协助鲁迅等筹办《巴尔底山》。沈松泉回忆：“关于《巴尔底山》出版事务，都是冯雪峰来和我联系的。每期的稿子由雪峰送来，每期的清校样由雪峰带去经校对签字后又送回来。刊物不给稿费和编辑费……因为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刊物，在出版之前就估计到销路不会很多，而且随时有被禁止出版的可能……”

《巴尔底山》，旬刊，1930年4月11日创刊，鲁迅、朱镜我、李一氓等编辑，巴尔底山社印行，出版地是上海。同年5月21日终刊，共出5期。创刊号卷末有《编辑后记》云：“这文化领域内的巴尔底山队，总算已经组成基本的队伍，可以进出到这阶级的社会战中，为支持一方的战线的一个小小的支队了。”并公布了鲁迅、雪峰、汉年、端先、乃超、白莽、华汉、镜我、柔石等30人名单。“巴尔底山”是Partisan的音译，意为“袭击队”或“游击队”，由此可见该刊的性质和任务。该刊以杂文和时事短评为形式，评论文化现象与社会思潮。

《巴尔底山》之前，鲁迅、柔石、冯雪峰还筹划过一个刊物——《世界文化》。这是泰东图书局委托编辑的。为此鲁迅等曾受书局之邀，于1930年3月14日往万云楼赴宴商谈。后鲁迅将此刊定名为《世界文化》。

联盟正式成立之后，即已开始积极工作，如各研究会均已相继成立，并机关杂志亦不久即可出版，杂志名《世界文化》，代发行所为泰东书局。

——冯雪峰：《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

《世界文化》，月刊，1930年9月10日创刊，仅出1期。由世界文化月刊社编辑、发行，出版地是上海。它是左联机关刊物。创刊号发表了冯乃超的《左联成立的意义和它的任务》。同期撰稿人还有鲁迅、谷荫、梁平、烈文、刘志清（柔石）等。创刊号卷末有《编辑后记》云：“它要成功为中国文化领域中的最大无线电台。它报告资本家阶级的残酷的统治（白色恐怖，法斯蒂化），也报告无产阶级的互济运动。它报告中国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也报告世界各国的解放运动。它报告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也报告歪曲，反对，压迫无产阶级文化的各种实情。它报告国内文化上种种组织和建设。”

《夜莺》，左翼文学刊物，是倡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重要刊物，发表鲁迅、胡风等人的文章。又如《文学丛报》，胡风在上面发表论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首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

另外的《文学》《文季月刊》《中流》《太白》《芒种》《生生》《今代文艺》《文学杂志》等数十种刊物，紧密围绕在左联旗帜周围，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革命运动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在中国文学期刊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鲁迅就曾说过：“左翼文学运动是当年中国惟一的文学运动。”

茅盾也说：“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

6．一盏灯

东照里，瞿秋白退守书桌；在昏黄的灯光下，心底明净一片。趁现在，瞿秋白尚有时间，也有相应稳定的写作条件。“我要做一件要紧的事情，为完成一个夙愿。”他对杨之华说。“那便是，编一部鲁迅的杂感选集，并在集子前，写一点我的文字，讲一讲鲁迅先生和他的杂文。”

兹事体大。瞿秋白倾心而作。杨之华替瞿秋白想了一个“谢客”的办法：瞿秋白装病，半卧于床，闭门读书；杨之华坐于前楼门前，扶梯口，守一只煤炉，煎药。东照里，门口扶梯转角，静谧之中，弥漫中药气味。瞿秋白潜心研读鲁迅杂文。夜深人静，药味道散尽，空气尤为清新，瞿秋白伏案疾书。

1933年4月8日，瞿秋白编完《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此《序言》长达一万七千字，堪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文献。

瞿秋白把写好的序言请鲁迅过目。鲁迅看后，第一句话是：“只觉得说得太好了，应该坏的地方也多提些。”然后，鲁迅像想起什么要紧事体，“你的写作环境，可比我坏得多”。像是闻到中药味道。

鲁迅后来对冯雪峰说起瞿秋白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称：“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地批评过。”

《鲁迅杂感选集》收鲁迅杂文75篇。编选鲁迅的文集，瞿秋白是从不同时期的鲁迅杂文集中精心挑选，作品创作时间跨度为1918年至1932年。从篇目的选择中，可以看出瞿秋白特别重视鲁迅思想转变时期的杂文。

瞿秋白在序言中，先引鲁迅自述：“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瞿秋白分析：“正是这时期的鲁迅……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瞿秋白关注到，鲁迅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革命的普洛文学队伍。“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

瞿秋白还引《二心集》中鲁迅名言：“……以为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并评点：“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都不能逃过鲁迅锐利的眼光。

在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出版之前，许多人都把鲁迅当作伟大的文学家来评价，瞿秋白则是从思想家和精神领域里的一个“战士”的高度，来阅读鲁迅，研究鲁迅——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自有鲁迅和他的杂文，便有形形色色的人，怀着对鲁迅的恐惧与憎恨，不断侮蔑鲁迅，贬低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有的进步刊物，也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瞿秋白在《序言》说：“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

对于鲁迅本人，瞿秋白称誉他“是封建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瞿秋白为鲁迅写序，不仅评价鲁迅杂文和鲁迅的价值，而且通过对鲁迅的研究，阐明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而没得到充分阐明的一个问题——关于从旧式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后来归附于无产阶级成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为使人们通过鲁迅一生的主要著作杂感，正确认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瞿秋白从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概括如下结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亲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当下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抗争，在苦痛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进到新的阵营里来。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无可惜他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才有将来。”

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战斗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说服力。

瞿秋白在结束序言时说：“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

《鲁迅杂感选集》由鲁迅交给北新书局李小峰，以上海青光书局的名义出版发行。

瞿秋白由此成为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瞿秋白的《序言》，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巅峰。

大陆新村，三层新式里弄联排房屋，红砖红瓦砖木结构。1931年，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落成。

1933年4月，鲁迅举家迁居至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这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寓所。马路斜对面，东照里，是瞿秋白夫妇的住处。瞿秋白与鲁迅几乎可以天天见面。

1933年6月初，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奉中央局指示，搬离东照里，至王家沙一条叫“鸣玉坊”的小弄堂里，一家花店的楼上。这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此地。7月10日，此秘密机关暴露，瞿秋白夫妇即刻与冯雪峰分头撤离。瞿秋白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他不得不再次去往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寓所。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做秘书工作，夫妇两人便搬到机关，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

国民党反动当局进一步“围剿”进步文化，常有革命人士被捕、虐杀的讯息传来。鲁迅一贯奉行“壕堑战”，谓之：“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因此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

早在1925年3月11日，鲁迅便对许广平说：“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是为此……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鲁迅从“左联五烈士”的鲜血中，看出自己内心的抑郁。“我在想，唯有忘却，才是一件宝贝；否则件件事情都记住，人会被压死。”他对冯雪峰说。

然而，令鲁迅为了忘却而纪念的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在发生。丁玲、潘梓年被捕；应修人遇难。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杀害。消息传出，全国震惊。

鲁迅与杨杏佛，其实交往不深。

杨杏佛曾任孙中山的秘书，先后两次效力于孙中山，孙中山去世，他又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修筑中山陵，还是总负责人。所以，杨杏佛与宋庆龄的关系非同一般。

1932年底前后，陈独秀被捕；国际友人牛兰夫妇被捕；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被秘密杀害……种种血腥事件，激怒了宋庆龄和蔡元培等。1932年12月，蔡元培、宋庆龄等共同组织筹建“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杨杏佛任总干事和副会长。在此之前，宋庆龄曾经发起成立国际“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名单可是颇为壮观，成员中有爱因斯坦、高尔基、史沫特莱、德莱赛等。

中国人权保障同盟邀请鲁迅加入，才使鲁迅与杨杏佛由此产生交集。

宋庆龄在成立民权同盟之后，第一件事情便是揭露蒋介石秘密杀害邓演达的事实。蒋介石在租界英文报纸上，目睹民权同盟会用英文刊登揭露他杀人的公告以后，恼羞成怒，随即就下令刺杀杨杏佛。

鲁迅在得到杨杏佛遇难的讯息时，当即便要赶到事发之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刻也不能在家里呆着。”鲁迅说着，便要只身而去。

众人为鲁迅捏一把汗。待得鲁迅回，内山及身边好友，均劝他暂时隐蔽一下。鲁迅倔劲上来：“管他呢，便是被射杀，又什么紧要的？”

鲁迅和其他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宋庆龄、蔡元培等都收到特务的恐吓信。在特务手里的黑名单上，也有鲁迅的名字。

杨杏佛的葬礼那天，许寿裳来大陆新村告诉鲁迅：“已经在传，蓝衣社的人还要行刺其他民权保障同盟的人。尤其是先生你和蔡元培先生。你去参加，太危险。”鲁迅执意要去，他说：“我实在是应该去送殓。既有如此说法，更要露一下面。”

鲁迅出门时，将房门钥匙放在书桌上，准备有去无回。这时候的先生，视死如归：“怕什么，杀死一个杨杏佛，会有更多的杨杏佛；杀死一个鲁迅，会有更多的鲁迅……”

平时，鲁迅出门，许广平是要紧跟左右的，但这次，鲁迅不让许广平跟在身边。他和许广平分开走。杀人的事情一旦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自己一个人扛下，许广平便可以留下来。

“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鲁迅心里清楚，自己处境危险四伏。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踪（一说被暗杀），杨铨氏（民权同盟干事）被暗杀。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送别杨杏佛，鲁迅写诗《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33年9月间，一个深夜，瞿秋白夫妇接到中共地下组织指示，有紧急情况，他们须即刻撤离。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夫妇还是想到去鲁迅家。

雨夜，两辆黄包车夜奔大陆新村。鲁迅已入睡，被前门的敲门声唤醒。许广平先于他，应了叫门声。听得门外人答之“何苦”，便知是瞿秋白避难而至。遂开门迎之。瞿秋白刚上楼，未及喘歇，后门又响起敲门声。许广平慌神，以为被人跟踪。门外人答之“文尹”，方知是杨之华。因杨之华还带一小女孩，乃中共机关同志的孩子，所以与瞿秋白分坐两辆黄包车，半道中，一前一后，夜色里，渐渐拉开距离；走在前面的瞿秋白敲前门，后到的杨之华敲后门。半夜里一惊一乍，鲁迅与许广平着实不安。连隔壁日本人和白俄邻居，也受惊动。

这一次，瞿秋白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但也难得，可和鲁迅再次畅谈。谈到杨杏佛的被刺，鲁迅心中凄楚。一支接一支抽烟。说起在编的《伪自由书》，鲁迅抬头，征询瞿秋白的意见，“我准备将在《申报·自由谈》发布的文章收入；但其中有几篇是你的手笔。如何是好？”

瞿秋白说：“这些文章，有些是根据先生的意见，或者和先生交换意见后写成，又经先生改定，是应该收进的，只是，执笔的是我，我怕别人看出来，好像是鱼目混珠了。”

鲁迅答：“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人看得出这些文章是出自另一个人之手的，此事便这样定下罢。”

“那是。”瞿秋白应之。灯下，鲁迅看着瞿秋白清癯苍白的面庞，总是不安。他是希望，尽其所能来帮助到瞿秋白。

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

——《鲁迅日记》

靖华即曹靖华，文尹和凝冰则是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笔名。“《选集》编辑费二百”，便是鲁迅付给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辑费，以帮助他们夫妇渡过生活难关。3年后，鲁迅在致曹靖华信时，还谈及此事：“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即瞿秋白）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

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往苏区。临行前，瞿秋白深感今之离开上海，将就此告别左联，也将和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天各一方。还有鲁迅，此生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再会。

“无论如何，我要去会一下鲁迅先生、茅盾先生。跟他们再好好谈谈。”瞿秋白对杨之华嘀咕，心神不定。

杨之华理解他的心情。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可在鲁迅那里住上一晚，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瞿秋白来到大陆新村鲁迅家。两个人3个多月没有见面，而此次相见后，恐是长别。那便像两个鲜活的生命中间，隔着的一片阴影。寒夜。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一时却无从说起；似乎都希望倾听，从中体味。还是鲁迅，思忖之间，取出一封信来，是写给苏联木刻艺术家希任斯基等人的，他本来想寄给在北平的曹靖华，请曹帮忙翻译。“现在就请你代劳翻译一下，也省得寄来寄去的耽搁辰光。”鲁迅说。瞿秋白答应，先去大陆新村29号，会一下茅盾先生，回来即译。

“好罢。”鲁迅摆手，让瞿秋白先去。待瞿秋白走后，鲁迅对许广平说：“今夜我的眠床让何苦睡罢。你到三楼去挤挤，我么，就在这里打地铺。”

瞿秋白至茅盾处，与之话别；随后回鲁迅家，即在鲁迅的书桌前伏案，执笔翻译那一千多字的信。夜深了。鲁迅坐在挨着书桌的藤编躺椅上，一边抽烟，望着瞿秋白灯下作文的身影，一边想心思。鲁迅不晓得苏区那边会是怎么状况，为瞿秋白担忧。瞿秋白将中文译成俄文，没用鲁迅书桌上的笔墨，用自己的钢笔；译毕，复读一遍。瞿秋白细心之至，也仿佛想在鲁迅的书桌前，多坐一歇也好；他的动作很慢，先是对着译文信稿轻轻吹口气，确信墨水已干，折叠好，小心放进信封；再将鲁迅的原信放在信封上，压上镇纸；那镇纸，还是杨之华送给鲁迅的——一只小北极狐。瞿秋白将钢笔笔套慢慢旋上，一圈，一圈……停滞下来。寂静中，瞿秋白像一具凝固的雕塑。

鲁迅叫声秋白，催其到眠床上躺着；鲁迅自己在地铺上盘腿，席地而坐，又点上香烟；问起：“你这次去苏区，会不会再受到打击？”

瞿秋白答道：“不会的。再说，我自己也锻炼得不怎么害怕了。”

“啊，你这样的说，那还是有点害怕的。”鲁迅自言自语一般，然后还是问，“我看你的文章，用‘犬耕’笔名，此寓意为何”？

瞿秋白答：“我不是政治动物，搞政治，无力量可济。便如同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当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权当充数的耕田的‘犬’。”

鲁迅听后，微微颔首，少顷，叮嘱道：“这话……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可能影响不好。”

瞿秋白无言。

“那么，你的身体呢？你如何经得起这般长途跋涉？”鲁迅还是担心。瞿秋白说，经过这两年的调养，身体好很多。身体状况，总不会再是年轻辰光的样子。“当然，我年轻的辰光，身体的确也好不到哪里去。”瞿秋白说。

说起年轻辰光，他们便聊起文学，话语之间，多了温情，生动起来；他们说起，瞿秋白年轻时写的一首诗，先前，瞿秋白便将此诗书赠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此诗写于1917年。其时，瞿秋白母亲自杀，家境破落，前景堪忧。彷徨与失落之中，瞿秋白诗作后，有自己写的“跋”——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做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那时候，瞿秋白年轻，心地却没落。时隔15年，历史悄然演变，他的人生，也在排挤与打击之间，忍辱负重。心境却与15年前相似。瞿秋白将此诗赠予鲁迅，是将自己的心扉向鲁迅敞开；也是一种解脱。因了有鲁迅关照，他空落落的心，便像是有个寄托。

鲁迅则将自己21岁时的诗作取出给瞿秋白看：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瞿秋白连连称好，字也好，希望能得鲁迅一字幅。鲁迅并无推辞，遂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条幅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当然，你心底里，总要有人说说话。”此时，夜深人静，鲁迅关切地看着瞿秋白。“你还是多给我写信罢。我们之间，有很多话，写出来，比讲出来，更容易懂。给我多写信。”鲁迅关照。

“那是一定的。”瞿秋白答。

许广平回忆：“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自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是夜。瞿秋白睡在鲁迅的床上，鲁迅睡地铺。两个人翻身侧转，像睡不着，又像都睡着了。夜还是那样的黑。寒夜里，有凄清之情，像临时摆在中间的一盏灯，照亮一个睡在床上、一个睡在地铺的人。每个人都位于人世万物之中，没有这盏灯，文字或画面都看不见，也不可能想象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不可能被感知。

杨之华在家中，苦等瞿秋白一天一夜，至第二天晚上，看瞿秋白平安归来，心里一块石头才落地。

瞿秋白的心里，还是有点忧郁，与鲁迅的惜别之情，还有他总是喜爱的文学。但他总得离开。

杨之华回忆：“第二天晚上，他回来了……他对我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茅盾和鲁迅身体都好，海婴也没有什么病。鲁迅和许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让给了我。’他带着微笑，表现了他的满意的微笑。”

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一颗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来一点。

茅盾暮年有诗曰：“左翼文坛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