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人格》教授三视图爆料来袭！，

关于明式坐具扶手椅的出头与不出头的问题，出几个头的争论，以及联帮棍的有无和断代问题，今天我们跟随濮安国教授一起探寻……

一

明代的“两出头”扶手椅

1984年的隆冬，笔者去姑苏城外的古镇和乡村进行民间古家具的调查，发现了一件非常别致的明代扶手椅，造型古朴、结构精当，可谓十分难得。

濮安国先生发现的搭脑两端出头的扶手椅

这件扶手椅的座身宽64厘米，深47厘米，高48.5厘米，通高112.5厘米。

椅子因天长日久，座面下原有的两根托档已经失落，采用细藤编织的软屉也已破损，仅剩一个漏空的框面。

在椅子的四条腿足之间，三面都安置有券口牙子，但迎面的券口牙子已散失；左右两侧的券口牙子中，右侧还齐全完好，左侧则有些残缺。

四根管脚枨，前后低、左右略高；前面一根又称踏脚枨的为出榫包脚做，仔细观察后可发现枨下应有脚牙，可惜也早已不存。

明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以上这些构造和做法，与常见的明式扶手椅没有多大差别。尤其是四条腿足，均采用穿过椅面的“上下一木连做”，为明式扶手椅制造工艺的通常作法。

另外，扶手前端采取套榫结构与一木连做的鹅脖相接，两端不出头；椅子顶部的搭脑与后腿交接时，两端出头，且稍稍向上翘起，呈现民间所谓的“纱帽翅”状。这些，同样也是明式扶手椅中常见的形式。

但是，一般明式扶手椅在扶手与鹅脖、搭脑与后腿相交接处的四端或均作出头，或四端套接都不出头。而这一件扶手椅子只有搭脑与后腿相交处的两端出头，扶手与鹅脖相交处的两端则不出头，非常罕见。

黄花梨两出头官帽椅

1997年纽约佳士得毕格史藏家具专场

通过对实物的反复观察和验证，以及根据该椅主人提供的收藏情况，可以确认它是一件历经世代、长期使用、流传到现在且未曾有过任何修制的明代家具遗物。

由于年代久远，椅子扶手的前端磨损十分明显，鹅脖穿入扶手的榫头也已暴露出来，踏脚枨经常被踩踏移磨，痕迹尤为明显。

同时，从椅子肥厚宽大的靠背板和椅子用料的硕实，体型自上而下呈侧脚，以及形态率直、质体坚固，并采用少见的“净瓶形”联帮棍等特征，均可清晰地感受到早期明式家具淳朴、古拙的气质和意味。

对于这样一件看来似乎相当平凡而实质不同寻常的椅子，不能不说是明代家具中一件十分难得的珍宝。它的发现，填补了明清扶手椅种类和形式的一个空白。

明万历刻本《红梨记》木刻版画中的两端出头官帽椅

这种扶手椅，我们倒是可以从明代的木刻版画中找到确切的佐证。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刊印的《红梨记》木刻版画插图《宦游》中，就出现与这件扶手椅几乎完全相同的“搭脑两端出头，扶手两端不出头”的椅子。

实物和绘画图像相互参照，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至迟16世纪，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类搭脑两端出头、扶手两端不出头的椅子，已经确实存在，而且广为流传。

安思远旧藏黄花梨两出头官帽椅

民间手工业产品历来不受统治者的重视，史料难觅，经常成为进一步探讨问题的拦路石。面对这件堂堂正正的扶手椅，应该叫它什么名称，一时就很难说得清楚了，也极难能找到直接的有关文献资料。

但是，从形式上看，被发现的这件扶手椅，与明代扶手椅中现被称作“四出头扶手椅”、北方称为“官帽椅”的扶手椅，以及扶手和搭脑两端都不出头的文椅，即北方工匠叫做“南官帽椅”的椅子，应同属一个类别。

黄花梨两出头官帽椅

英国收藏家尼古拉斯.格林利藏

官帽椅名称的由来，虽有人曾作过解释。不过多年来，笔者一直对被今人所称官帽椅或南官帽椅的名称感到疑惑，因为在明式家具的故乡，苏州以及江浙一带，不管是搭脑和扶手两端都出头或都不出头的扶手椅，都没有被称作官帽椅的。

无论是官帽椅还是南官帽椅都只是北京地区的称呼，在江南民间至今仍不知道有这种称谓，只是把这类扶手椅称为“禅椅”“文椅”。

而今这一“两出头”扶手椅的真实出现，又无独有偶与明代万历年间的木刻版画插图中的椅子相一致，并且那张搭脑两端出头、扶手两端不出头的椅子，在画中恰恰被放在江南官家的厅堂上，一正一背，方位清晰明朗；坐在椅子上的恰恰又是两位头戴幞头冠帽的官吏，其弯弯相顺的纱帽翅，与扶手椅两端出头的搭脑，相互呼应，相映成趣。如果在此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称这种椅子为“官帽椅”，那么，应该是最相称也是最恰当的了。

扶手椅中的“纱帽翅式“搭脑

无论是从“整体形象”去看，还是依搭脑式样想象看，结合家具使用的环境，将这类扶手椅的名称定为官帽椅，应该是更合情理，也更名实相符。

江南民间木工在制造家具时，往往对一些部件产生某种直觉的意匠，从而将这些部件加以形象化的命名。如椅子搭脑中的所谓“纱帽翅式”、“桥梁式”、“驼峰式”等名称，它们不一定是通过侧看或正看作类比，也不一定与整体形象有什么关系，只是仅仅用作相互之间的一种识别，以方便设计造型和加工制造。

其中也有被程式化了的名称，并渐渐成为一些传统样式。上述搭脑名称的几种形制样式，在江南地区就较普遍。

至于官帽椅是否与纱帽翅式搭脑的扶手椅一定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至今并无真实确信的依据。只是根据以上分析和探索，官帽椅这个名称很可能是一种引申的结果。

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三木图会》木刻插图中

扶手两端出头、搭脑两端不出头的扶手椅

明老花梨木四出头扶手椅中的

净瓶式联帮棍（已流失海外）

另外，这件扶手椅在扶手下设置的联帮棍，与一般常见的也很不相同，是一种很少采用的车木加工工艺制成的净瓶形立柱，很可能是当时某种装饰意匠及较早的表现形式。

装有类似这种联帮棍的椅子，有一件被收录在《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参见该书第72图），此椅现由北京冀氏私人收藏。还有一件刊于美国出版的《中国古典家具学会会刊》，形制与一般常见的四出头扶手椅也无多大差异。

由于也都采用净瓶形式的联帮棍，故比较引人注目。

清红木扶手两端出头、搭脑两端不出头的扶手椅

若将这三件椅子作细细观察，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并不因为联帮棍的相似而风貌和品位也能一致，相反，只有前者的两出头扶手椅才富有一种原创性，后二者仿效的痕迹削弱了其形象效果。

加上其他因素，我们可以判定，后两件扶手椅的制作年代明显晚于前者，唯有这件才是货真价实的明代中晚时期流传下来的扶手椅实物，并可用它来作为鉴别的特征。

二

明式扶手椅上的联帮棍

笔者在研究明清扶手椅中发现，苏州虎丘新庄明王锡爵墓出土的一件四出头扶手椅和上海卢湾明潘氏墓出土的两对文椅，有一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即在其扶手下的中间位置均没有安置“联帮棍”(扶手与椅面中间的连接件)。

明 四出头扶手椅

明器三视图，苏州虎丘新庄明王锡爵墓出土

明 文椅与桌子

上海卢湾明潘惠夫妇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其中王锡爵墓扶手椅的扶手，鹅脖呈弯形且退后，与前足不一木连做，另木安装。潘氏墓的两对文椅扶手的鹅脖则与前足一木连做，呈现直杆形，扶手杆与鹅脖套接。

从眀式家具传世的扶手椅实物中又同样发现，许许多多的扶手椅均与王锡爵墓出土的四出头扶手椅或潘氏墓岀土的文椅一样，椅子扶手的中间位置都不安置联帮棍，有的鹅脖弯曲退后另立，不与前足一木相连；有的鹅脖在前，与前足一木连做，采用套榫。

显而易见，这些扶手中间位置不设联帮棍的四出头扶手椅或四不出头的文椅，已成为明代及明式家具扶手椅的一种鲜明而突出的形制和造法。

明式老花梨木不设联帮棍文椅

明式老花梨木不设联帮棍四出头官帽椅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还有在传世的其他品种的扶手椅子中，也不难见到这一普遍的形制和式样，在形制上表现出了共同的特征。

这些没有安置联帮棍的扶手椅，显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我们在明代绘画和文学书籍的木版插图中,可以找到大量旁证：各类不同品种式样的扶手椅子，几乎都有不设联帮棍的。

明式老花梨木不设联帮棍高扶手椅

明式老花梨木不设联帮棍圈椅

鹅脖的做法有弯曲退后另立的，也有直立与前足一木连做的。相反，却较少发现画中有安裝联帮棍的扶手椅。

这种形制图例，一直到清初时期的绘画和木版插图中仍然很多。根据古代绘画史料，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形式的椅子，其渊源来自唐宋时代，唐宋的扶手椅在扶手下几乎都没有安置联帮棍。

崇祯三年刻本《情邮记》木刻插画中

的无联帮棍四出头扶手椅

清康熙《圣论像解》木刻插画中

的无联帮棍四出头扶手椅

我们通过对明式家具中扶手椅的分析，便可找到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没有安置联帮棍的扶手椅子，是明式扶手椅子中很早就岀现的主要形制和式样，且一直相继延续到清代，这种式样包括四出头扶手椅、文椅或圈椅等，已经成为明式扶手椅形制的一种基本定式，可以作为鉴定明式家具较早时期的一种重要依据。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规律，相反有人认为：“鹅脖退后另立，扶手中间位置不设联帮棍的做法，是扶手椅不规范的一种形制，故其制作的年代较晚，一般都在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

唐卢楞伽绘《六尊者像》中

的无联帮棍四出头扶手椅

宋《孟母教子图》中

的无联帮棍四不出头扶手椅

通过笔者的分析研究，不难发现这种观点显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也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对于认定扶手椅的制作年代和风格，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造成了严重错误和后果。

在椅子扶手的中间位置开始加设联帮棍，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加强扶手的坚牢和稳定，是根据扶手椅的实用功能要求越来越普遍而推行的一种做法。

同时，又不失作为扶手椅形体的一个装饰。联帮棍作曲直、粗细的变化，或增加雕饰纹样，都可以用来丰富椅子的形态，使扶手椅的形体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而且在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中，还可表现出各种工艺特点和形式特征来。

安思远旧藏无联帮棍南官帽椅

这里，我们如果将眀代中期再到清代中期的各种联帮棍，细加考究，进行归纳、整理和比较，就能为扶手椅的鉴定提供一定有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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