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去世后，账户仍有1.2万英镑存款，这些存款从何而来？

1997年，中国银行进行了一次对内部的审计查账。在核对账目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其中有一笔三十年前的存款有些许奇怪。这笔数额为1.2万英镑的外汇存款，竟然是周总理名下的，一时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周总理一生清廉为公为民，即使他身居高位，每个月的工资也仅仅只有四百块，加上夫人邓颖超的工资一起，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七百四十多块。总理去世后，总理生前亲近的工作人员将周总理和夫人的收支情况做了整理。

周总理的收入仅仅只有工资以及利息，而支出方面除了日常开销，其余的部分不是帮助亲戚就是接济因贫困而无法上学的孩子。 所以当总理去世的时候，周总理和夫人两个人一起的存款只有六千元不到。

那这一笔存款又是从何而来呢？这笔钱是1967年7月8日存入银行，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1.2万英镑相当于82308元，无疑是一笔巨款。可这么大的一笔钱为什么会存在周总理名下？难道是周总理的个人存款？

负责核查的工作人员认为这笔款项的来源不简单，于是将这件事上报至中央。经过详细的调查，人们发现，隐藏在这笔巨款下的，是一颗爱国赤子心。

回首往事，战时异国他乡

时针回拨到1940年，彼时世界大战战火燃起，欧洲大陆上德国军队铁蹄肆虐，即使是欧陆强国法国也没能抵挡德军侵略的步伐。

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国正在首相丘吉尔的领导下坚决和德军战斗，誓死要守住英伦三岛，等待胜利的曙光。为了瓦解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为之后的登陆作战做准备，德军开始对不列颠岛进行了为期将近一年的持续轰炸。

在狂轰滥炸了两个月后，德军开始轰炸英国首都伦敦，希望能借此打击英国民众的心理。而这一轰炸就是八个月。在轰炸中受损或坍塌的房屋成千上万，因此流离失所的受灾民众更是成千上万。其中就有一位叫多利史密斯的少女。

她之前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而公司因为战争的影响，尤其在德国人对英国采用了著名的“狼群”战术之后，通往英国本土的航运线被封锁了十之七八，对外贸易业务逐渐萎缩，最终倒闭，多利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而此时的英国由于实施了配给制，不论是食物还是日用品都需要凭券获得。但是除了官方的配给之外，普通民众仍需要通过工作获得物资。多利为了不让家人劳累，便开始寻找自己合适的工作。

不久，她就试图在和原来贸易公司同一栋大楼的中国银行伦敦分理处找工作。说起这个中国银行在伦敦的分理处，那也是来头不小。1929年，中国银行在设立了这个分理处，是整个中国金融业首家开在海外的分行。在之后的发展中，也成为了中国银行在海外最重要的分支机构之一。

这个分行管辖的范围也很重要，它不仅负责管理中国银行在英国三岛的业务，同时也管辖整个欧陆以及非洲大陆的业务。而管辖范围如此之大的分行对应聘者的要求自然很高。由于多利有过在贸易公司工作过的经验，不仅对英国本土的业务熟悉，也了解过国际贸易相关的流程，因此成功在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工作。

多利最开始的工作是在银行柜台做简单的出纳，也负责接待一些来银行办理事务的客户。同时她也有一项比较特殊些的工作，那就是给身在英国的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办理一些汇款的业务等。

在英国工作的中国海员并不少，甚至组成了自己的工会。根据官方资料的记载以及战后幸存者的口述，在海上冒着被德军潜艇群击沉的风险运输物资至英国本土，努力保障供给航线畅通的英国商船队里，有百分之十五的海员是中国人。其中很多人工作都很尽力，算是极为优秀的海员。

事实上，早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中国海员接受了英国公司的雇佣。甚至在整个欧洲对于中国海员的风闻都是偏好的，认为他们吃苦耐劳，且没有什么恶习，不会寻衅滋事。

但也许是战争的影响波及到了所有人，这些在伦敦的中国海员不仅要忍受远离家乡的痛苦，每天还要担心德国人的炸弹会不会什么时候落到自己头上。久而久之，积蓄的压力得不到释放，他们便开始寻找能够帮自己缓解的法子，酗酒便是一个开始。不久之后，这群海员变得萎靡不堪，只要每个月的工资到手，立马就去红灯区发泄。

多利看着这些海员的变化，实在有些不忍心。此时的中国也和英国一样，遭受着外来者的入侵，甚至比英国的境地要更加惨烈，四万万百姓在神州大陆，在自己的土地上受苦受难。内心的正直告诉多利，她必须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努力改变现状，哪怕只是改变一点也是好的。于是她开始劝说那些中国海员，让他们捐钱援助远在万里之外的故土。

多利的劝说是有用的。想起被侵犯的祖国，这些海员大多也是想做些什么，只是距离太远且势单力薄，因此才逐渐颓废。但多利的劝说再次点燃了他们心中的那把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要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哪怕再小，也是在胜利的天秤上为自己的祖国加上了砝码。于是这些海员拜托多利帮自己办理汇款业务，要一起为祖国的抗战努力。

海员的爱国之情也感染了多利。多利为了帮助这些海员，就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尽量为这些海员减免手续费。不久之后，她的正直为她带来了相匹配的出色业绩，也为她带来了领导和同事们的喜爱。

坚持正义，二人因此相遇

时间来到了1944年。世界各地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不管是欧陆还是苏联，也不管是在东亚还是太平洋群岛，盟军的反击都让轴心国疲于应付。在中国大陆上，抗日战争也已经到了极为重要的时期。

为了援助本土的抗日军民，伦敦分理处设立了两个募捐箱以筹集爱心捐款。一个是红十字会设立的，另外一个则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设立，打着的是给中国政府募捐的名义。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已经没了孙中山先生时代的为国为民精神，官僚阶层从上到下充斥着腐败的气息。负责募捐一事的国民党官员甚至把自己贪婪的黑手伸进了为祖国抗战募捐的箱子里，只为能让自己的钱包鼓一点。

这件事被正直的多利知道后，让多利感到十分不解，为什么当祖国饱受战争之苦的时候，还有人只想着自己的个人钱财，甚至要贪污捐款？

多利决定，不能再让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了，不能再让善良的人们的捐款落入个别人的口袋里了。于是她把宋美龄设立的募捐箱放在了柜台下面，柜台上就只有红十字会的募捐箱了。

然而这个正义的行为挡住了那些贪污官员的财路。他们对此怒不可遏，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是怎么敢这么做？这些国民党官员于是决定以私藏募捐箱为理由，要求将这个不长眼的小职员开除。

银行的经理自然知道事实是什么样的。他也很想问问这些穿着西装革履但是做着猪狗不如的事的官员，他们又是怎么敢找上他？只是身在高位，要考虑多方的压力，不得不向这些人做出退步。

银行里很多人私下里都为多利打抱不平，但真正敢站出来为她辩解的人却很少。就在大家以为多利留不住的时候，另外一个和多利一样富有正义感的人毅然站了出来。他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刘本堃。

刘本堃本人十分优秀，1932年从中学毕业时被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南京中央政治学院三所一流院校同时录取。为了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境况，刘本堃最终选择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经济学。但“七七事变”的爆发，让刚毕业的刘本堃觉得无所适从。在日本人手下工作那是必然不可能的，他决定南下寻找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1939年，他被中国银行总行录用。由于其出色的学识与能力，他于1943年被总行调派到了伦敦分理处工作，在这里他同样也受到了领导的重视。因此他在分理处的话语权也算是比较大。

刘本堃知道国民党官员的那些龌龊行为，原本就对他们极为不满。此时见到他们竟然还要赶多利走，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管。他和银行经理据理力争，最终将多利保了下来。两人也因此结下了缘分，多利感动于刘本堃的帮助与维护，刘本堃也被这个英国女孩的正义善良所吸引，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1949年，两个人结为夫妻。婚后，多利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以刘为姓，自己本名的中文谐音为名，合为刘道蕊。同年，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各大银行。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境况，国家外汇几乎为零。为了保护海外资产不被败退台湾的国民党转移，周总理直接指示中国银行在北京成立总管理处，并向海外分行发去电报，要求工作人员冻结资产，等待后续接收事宜。

而伦敦分理处的情况又非常复杂。作为中国金融业海外第一家分行，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持有大量的外汇，此时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一时无法决定该往哪边走。

爱国赤子，毅然决然归来

此时的伦敦分理处，人心并不统一。接到国内发来的通知之后，职工们都开始纠结选择往哪边站队。分理处的经理并不打算服从新中国的指挥，而是打算带着外汇投向台湾国民党。而他手下的员工却不这么觉得，尤其是刘本堃这些见识过国民党的腐败黑暗的人，认为将外汇交给国民党无异于为虎作伥。

当时的伦敦分理处绝大多数人早已经被遣散，仍留守在此处的人不过十余人。刘本堃决定，要联合起能够团结的力量。于是他一边联合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工作人员，一边和国内联系，表示会坚决维护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领导。

不久之后，刘本堃联合分理处副经理楼福卿等其余四人组成了五人起义队伍，准备联合起来对抗准备投降反动派的总经理。同时为了不让总经理秘密将外汇存款转移，刘本堃等五人在汇丰银行伦敦分行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另外开设了一个账户，用于存放英镑外汇。并且规定，如果要使用这个账户，必须要他们五个人当中一人的签字才算是有效。

刘本堃同样将起义小组以及开设账户的事情通过写信报告到了总管理处。然后接着和总经理做着曲折的斗争。不久之后起义小组取得了胜利，对新中国极其重要的外汇保住了！

成功的消息传回了国内，大家都很是受到鼓舞，尤其是总管理处。为了表彰刘本堃在这次事件中的功劳，同时也是表示对其优秀业务能力的欣赏，将他提升为了分理处的襄理，近似相当于副经理，负责协助楼福卿的工作。

随着二战的结束，欧洲金融经济逐渐恢复，刘本堃刘道蕊夫妇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两个人在伦敦的生活可以说是比较自在的。按理说，两人应该对当下的生活状况觉得满意，十分愉快才是，但刘本堃心里却一直有一桩事。

他自1943年来到伦敦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回到祖国去看看了。他很想能够回国看看，如果能够参与到建设新中国中，那更是难得。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953年，刘本堃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代替伦敦分理处的同事回国观光。一路上的见闻让他又是感慨又是激动，同时更加坚定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的想法。等他回到国内之后，他热情地向同事们讲述自己在国内的所见所闻，同时鼓励他们，即使身在海外也可以为祖国做贡献。

但是面对自己的妻子刘道蕊，他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因为他要和她商量的事情十分重大：他想带着自己的妻儿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他最终还是和妻子坦白了自己的想法，让他意外的是，妻子理解他的想法，并且也愿意跟他一起回国。要知道，和他们在伦敦的生活相比，在新中国的生活条件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再者，刘道蕊在伦敦也有自己的家人，如果跟刘本堃去到中国，那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姐妹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刘道蕊老人当时做出跟丈夫回国这个决定时，内心的纠结是什么样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刘道蕊老人在和中国海员，以及伦敦分理处的职工接触久了后，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东方人落叶归根的思想。加上她对丈夫的深爱与信任，因此才同意了和丈夫一起回国。

但此时要回到祖国，有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那就是刘道蕊的国籍问题。刘道蕊如果要跟随丈夫回到中国，那就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国籍。但是当时的西方国家对于新中国普遍是持敌视态度，本国国民想要去到中国，更是一件令西方人感到耻辱的事情。

1957年，刘道蕊正式向英国政府提交了更改国籍的申请。但是英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施加了很大的阻力。他们要求刘道蕊出示中国政府愿意接收她为中国公民的文件，不然就不予更改。刘道蕊和丈夫商量之后，很快就将这件事上报给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得知此事之后便开始积极的运作，不久就给刘道蕊提供了愿意接受她成为中国公民的文件。

至此，英国政府哪怕再不愿意给她办理国籍更改，也不得不捏着鼻子办理了。而在她的国籍更改之后，刘本堃便向总部申请要回到祖国去，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不过中国银行总部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建立不久，西方世界对人民政府的敌视让中国在海外的金融业发展运营颇有阻力，便建议他在伦敦分理处再工作一段时间。当然，在此期间也是欢迎刘本堃和他的家人回祖国观光旅游的。

刘本堃知道总部的决定后并没有感到受到打击，他理解祖国对于大环境的考虑，同时也认为留在伦敦也是为祖国的建设尽自己的力量。

不过出于对祖国的思念，1960年刘本堃带着家人回到了中国观光旅游。他八岁的孩子甚至提出要留在国内上学，这让刘本堃夫妇又是欣喜又是担心。欣喜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浓烈的爱国情怀，担心则是怕他在英国过了八年衣食无忧的生活后，难以适应新中国的环境。

但是他们也认为，艰苦的环境也是锻炼孩子精神和体魄的机会。在一番考虑之后，他们最终答应了孩子的请求，让他在北京育才学校上学。等到1964年，他们再次回到中国探亲的时候，他们见到的孩子已然不是那个英伦小绅士，而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小少先队员。这让他们心疼孩子之余，也为孩子的变化感到骄傲自豪。

1967年，中国银行总部同意了刘本堃的申请，他们，终于可以回国了！

变卖家产，捐款建设祖国

得到总部肯定回复的刘本堃欣喜若狂，他终于能够带上自己的家人回到祖国去了！他们马上就开始收拾行李，和在伦敦的亲友们告别，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回到祖国去。

但是他们在伦敦生活了十余年，攒下了不少家产，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好处理。最后刘本堃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把家产出售，哪怕价格便宜些也没有关系。同时所得的款项也可以由他们带回国，交由上级领导，算是为新中国的外汇做些贡献。

由于时间很赶，因此不少物件几乎是对半打折出售的。其中他们那一套位于伦敦闹市区，装潢很好的公寓也被他们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了。公寓原本价值数万英镑，最后竟然是以1.2万英镑的价格出售。

两人带着这些钱，怀着激动的心情正式回到了祖国。一回到祖国，刘本堃刘道蕊夫妇就被调派到了中国银行总部工作。新的生活，开始了！

同年6月，两人将出售家产所得款项连同一封信寄给了周总理。也许是认为这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刘本堃夫妇并没有在这封信上署名。

周总理收到信后，仔细阅读了信中的内容，大概是说来信人想要将自己的款项交给国家，但不知道具体要交给谁，只能交给总理来处理。周总理看着随信一起寄来的汇票，轻飘飘的票据上，承载的是沉甸甸的爱国赤子心和信任！

但周总理做事有原则，公私要分明，很快就对这件事作出了批示。即这份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必须要尽快找到汇款人，把钱还回去。

不过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因此寻找汇款人这件事一直被搁置了下来。这笔存款也被总理转交给了当时中国银行行长胡立教保管，这一保管就是三十年。

1997年，这笔款项终于被人发现。调查清楚之后上级领导便按周总理生前的批示，想要将这笔巨款还给两位老人。

没想到两位老人说什么也不接受，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清贫，但他们依然拒绝了这笔能够改变他们生活境况的款项。他们表示，这笔钱本来就是捐给国家，支持建设的，他们不能收回来。

最后商量了个办法，成立一个基金会，每年用来表彰中国银行的优秀员工。这件事才就此作罢。

一笔以周总理名义存放在银行里的巨款，背后是刘本堃夫妇无私的奉献。这对从战争时期走来的夫妻，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伉俪情深，也向世人展现了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让世人知道，竟然有人愿意放弃优渥的生活与原先的国籍，到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地上参与建设。这样的无私精神，值得当下的我们敬仰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