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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翻翻书丨《宋仁宗》:“狸猫换太子”的“太子”,是被历史低估的盛世之君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清,干净明洁,河清海晏;平,举世太平,天下安宁。取这二字,可以成为一个词牌名“清平乐”,馨香久远。近日,一部以此词牌为名的电视剧《清平乐》热播,引发了很多人对宋朝的强烈兴趣。剧中高度还原的宋代生活场景、古朴典雅的风格气韵,再一次把人们带回“仁宗盛治”的大宋王朝。不同于勾心斗角的宫斗剧,作为一部古装剧,《清平乐》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质来,成为一股清流,让人耳目一新。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达程度还是人民生活水平,宋代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开启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被海外汉学者称赞为“现代的拂晓时辰”。作家吴钩非常热爱宋朝,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2020年春,他的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这一次他将目光集中在历史上的“冷门皇帝”宋仁宗身上。2020年也是宋仁宗诞辰 1010周年。吴钩说,谨以此书,作为宋仁宗诞生1010周年的纪念。
通过分析解读众多第一手史料,吴钩发现,宋仁宗是被世人严重低估的一位盛世之主,他既非英明神武,也非庸碌无能。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吴钩用生动的文字,刻画了赵祯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为,既有他作为平凡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也描述了他作为宋朝第四代皇帝所面临的重重考验,刻画出生而为宋仁宗作为帝王者所要经历的无奈、克制与权衡。
他是“狸猫换太子”里的“太子”
也是民间戏文里的“路人甲”
今天的中国人游长城,必会想起秦始皇 ;游大运河,必会想起隋炀帝 ;读到“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会想起汉武帝 ;论及“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会想起明成祖永乐帝 ;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也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想起宋仁宗赵祯和他的时代。
赵祯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宋仁宗当主角。宋仁宗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的戏份,却相当于“打酱油”的“路人甲”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戏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甚至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赵祯。其实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飞白体,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 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以至于,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成了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
他在位42年
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但是,如果仔细爬梳,你会发现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宋仁宗赵祯的一生经历看似平庸无奇,但他治下却诞生了许多名垂千古的人物。在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都成长于仁宗时代。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长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单。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以至于有人称宋仁宗堪称“巨星制造机”,历史上任何一朝帝王都无法与其抗衡。连大才子苏轼都说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历史上的宋仁宗赵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君主?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家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却缔造了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围绕这位既庸常又仁圣的宋朝君主,产生的诸多疑问,吸引着吴钩尝试去“接近”,探访这位古代君主的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
还原宋仁宗
“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
吴钩的研究从制度研究开始,在古代,君主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是互相冲突的。吴钩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
宋朝为何取得如此高的文化、科技成就?吴钩认为就在于宋朝有一套较为先进的政治运作机制。在这套机制之下,皇帝负责任命政府主要的执政大臣,由执政大臣主导帝国大小事务,并设置独立的台谏系统严密监督政府人员。这套体制具有明显的分权制衡的特点,有点像英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既保证了宋朝可以选举出最优秀的宰辅人才,同时又能保证臣工真的做到各司其职。而这套中古时代较为先进的政治体制的真正缔造者,乃是宋朝第四位君主宋仁宗。从这点看,他的功劳不比开国的太祖、太宗小。
通过分析解读众多第一手史料,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中试图还原宋仁宗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为,既有他作为平凡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也描述了他作为宋朝的守成之君所要面临的重重考验,刻画出生而为帝王者所要经历的无奈、克制与权衡。“给宋仁宗赵祯写一部传记,我筹划已久。赵祯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时又是一国之君主。他的尊贵身份与无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仁慈与宽厚,他的爱与哀愁,他的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他的任性与克制,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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