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江湖》快速获得蛇胆，烟雨江湖快速获得秘籍

今天是金庸先生去世一周年。

E.B.怀特曾说：“每个人在人生的发轫之初，总要有那么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在那个封闭狭隘的童年时代，我们无处可去，是金庸给了我们一个心灵流浪的地方。

​主笔 | 陈赛

图丨林津鹭 摄

抑制不住的梦想

得知金庸去世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回想起童年时代读金庸时的种种情境，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小时候读金庸，其实是当真实世界来读的。虽然读到的是一个虚构的江湖，但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却是江湖中真实的武功、地理、历史、人情，以及未来那个广阔的成人世界里的可能性。

那时候，几乎每个男孩的梦想都是活成郭靖的样子，而每个女孩的梦想都是活成黄蓉的样子。而且，我们都以为，这种侠骨柔肠、快意恩仇的人生是可能的。我们在小腿上裹沙包，以为裹上几年，就能身轻如燕，飞檐走壁。那时候抱着这种傻念头的小孩子可不只我一个。男孩们一遍一遍地对着一棵小树劈掌，口中念念有词“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以为不久就可以像郭靖一样去劈大树；女孩在小院子的晾衣架之间挂一根长绳，认真地琢磨怎么能像小龙女一样，稳稳地躺在一根绳子上。

《书剑恩仇录》（2002版）剧照

我还记得第一次读《笑傲江湖》，读到刘正风金盆洗手大会的前夜，雁荡高手何三七挑着馄饨担在小酒馆里卖馄饨，激动得不能自已。那是金庸广阔的武侠世界里第一个，恐怕也是唯一一个与我出生的地方如此之近的地方。从那以后，夜间馄饨担叫卖的小馄饨一直是我最爱的家乡小吃。

年岁渐大，再读金庸，渐渐意识到那个武侠世界的幻梦本质。不仅凌波微步、孤独九剑、降龙十八掌是假的；桃花岛、杏子林、缥缈峰、终南山、绝情谷也是假的；郭靖短短几年从无名小卒到一代大侠的成长史是不可能的；萧峰那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男人世上根本不存在；失足跌落悬崖，一只大雕天天跑来给你喂蛇胆吃是假的，一人一雕在海潮中练剑是假的，杨过与小龙女十六年后的重逢更是一个梦⋯⋯但我们心甘情愿地沉溺在这样的梦里。

1997年版《天龙八部》剧照，黄日华饰演萧峰

也许，是我们弄错了童年与成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E.B.怀特曾说：“每个人在人生的发轫之初，总要有那么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凭仗，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在那个封闭狭隘的童年时代，我们无处可去，是金庸给了我们一个心灵流浪的地方，教我们想象一种更广阔、更诗意也更热烈的生活。长大后，我们继续读金庸，继续沉溺在武侠和江湖的幻梦里，当年那些孩子气的幻想与假装游戏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另外一种表达。因为若是没有幻想支撑疲惫的心灵，如何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生存下去？

美国《万古》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数字技术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逃亡——从令人失望的现实世界撤退，穿越到恶龙、魔戒、女巫、鬼屋、吸血鬼的世界。作者认为，这是当下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绝妙的反讽：在科学技术驱动之下的现代社会，崇尚理性，背离神明，拥抱现实，但技术并没有消灭我们对魔法、恐惧、神秘的强烈兴趣。我们清空教堂，紧接着就把它们改造成了电影院。《哈利·波特》和《饥饿游戏》取代了《圣经》。我们想象力的内在世界曾经是祈祷和灵修之所，现在则嵌入到了计算机构筑的数字疆域中。

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人从来都是不肯接受现实的动物。我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逃避现实，有时候愚蠢，有时候荒唐，有时候无奈。记得10年前，母亲卧病在床，康复的希望眼见一日比一日渺茫。我渐渐觉得在家中呼吸困难，于是有一天一人跑到厦门的鼓浪屿，租了一个民宿住了两天，哪儿都没去，就在院子的躺椅上躺着读完了一套《天龙八部》。

2003年版《天龙八部》剧照：聚贤庄之役

读着读着，真觉得众生皆苦。萧峰的命运之苦，段誉的情障之苦，虚竹求佛不得佛的苦，阿朱苦，阿碧苦，阿紫也苦；王语嫣伤心，木婉清伤心，天山童姥伤心，李秋水伤心，无崖子也伤心⋯⋯果真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每一种不幸背后都有一双命运的大手在无情地推动，每一种偏狭与邪恶背后都有一堆合理化的借口，竟看不到一丝破局的可能。

读到最后，萧峰在雁门关自尽于两军阵前，一抬头只见远处暮色苍苍，大海茫茫，心中浮起那曲《沧海一声笑》。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记今朝

苍天笑纷纷世上潮

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烟雨遥

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

清风笑竟若寂寥

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苍生笑不再寂寥

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我长叹一口气，出门默默买了一张回程的车票，返回家中。

但是，金庸于我，仅仅是一个洞穴吗？

孩童式的人物

多年后，我读到托尔金的一篇《论童话》，谈到童话中的幻想于人类的价值有三点：恢复、逃避、慰藉。逃避和慰藉都好理解，“恢复”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恢复”是一种重新找回的过程——找回清晰的视野。这并不是说要加入哲学家们的讨论，去“看到事物的原貌”，而是试图“看到我们本应看到的样子”——这些事物是外在于我们自身的。

他提到狄更斯年轻的时候发现一家咖啡馆玻璃门上的“COFFEE-ROOM”从反面读就成了“MOOR-EEFFOC”，于是后来就常常从反面看，独自沉入一种阴郁的幻想。后来，这个词被切斯特顿借来，用以描述当视角变换时，原本平凡的事物突然产生的怪异感。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对身边事物熟视无睹，万事万物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我们需要时常“擦亮自己的窗户”，这样世界就会变得更清晰，我们也能从熟悉感、贫乏感和对事物的占有感之中突围。

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会在童书中看到金庸的影子。比如我曾经在北欧童书作家安娜·菲斯克的《你好，世界》里看到几幅小画，画的是一个教堂墓地里两个幽灵与一个骷髅的生活，他们比邻而居，骷髅弹着吉他，两个幽灵就在一旁静静地倾听；幽灵躺在墓碑前读书，骷髅就给他打着台灯，另一位幽灵则在一边拉着小提琴。不知为何，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竟然是《神雕侠侣》中老顽童、瑛姑和一等大师在百花谷的隐居生活。

不久前，我拿到一套《爸爸与我》，是比利时一位作家所画的绘本系列，讲一对六足昆虫父女波卡与米娜之间的小小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讲米娜在海边捡到一个贝壳，打算送给奶奶做生日礼物。回到家才发现，贝壳原来是一个寄居蟹，名叫贝尔纳，而且痴迷打牌。同时，这位寄居蟹还有五个兄弟，一路寻他而来，分别叫贝尔纳、贝尔卡特、贝尔纳多、贝尔纳尔、贝鲁纳尔，一路争论不休，胡搅蛮缠⋯⋯

我差点笑出声来，嘿，这不就是桃谷六仙吗？

金庸的所有小说中，我对《笑傲江湖》有特别的偏爱，就是因为这种桃谷六仙之类的人物特别多，他们亦正亦邪，有一点胡搅蛮缠，但又天真拙朴，率性而为，像极了没长大的孩子。在嵩山封禅台上，“五岳剑派”选举盟主时，桃谷六仙你一言我一语，看似胡搅蛮缠，实则针针见血，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孩子。

1960年，金庸与电影《神雕侠侣》主角合影。（左起）谢贤、金庸、南红和梁素琴（金庸供图）

金庸为什么要在《笑傲江湖》中安排这么多孩童式的人物？

大概就是因为成人世界（无论正派、邪派）种种狡诈、虚伪、欲望编织成的罗网，必须由孩子的眼睛来戳破。孩子的眼睛最真。在书中，不仅桃谷六仙，祖千秋的嗜酒如命、不戒和尚的情痴荒唐都是孩子式的，连采花大盗田伯光，因为身上那点孩子气，坏也坏得光明磊落。还有曲洋和刘正风，虽然平常是十足的成年人，在正教邪教里地位都很高，但到了音乐里就变成了孩子。

小时候读《笑傲江湖》，感悟到的是人生于世，应该努力过一种自由的生活，既能保持自我，又能容受万物，人生种种机缘偶合，都能随遇而安。但成年之后，对结局处任盈盈的温柔枷锁反而感触更深。在后来修订的版本中，金庸怕读者不懂，还特地加了一段：“令狐冲一生但求逍遥自在，笑傲江湖，自与盈盈结缡，虽偿了平生之愿，喜乐无已，但不免受到娇妻温柔的管束，真要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却做不到了。”

所幸，自由仍然是可能的，只要保留一颗赤子之心，金庸至少曾经给出过一个例子。小时候第一次读《射雕英雄传》，读到洪七公出场，“撕作三份，鸡屁股留给我”，此话一出，所有的小朋友都拿他当了知己。他年轻时因为贪吃而误了大事，自己砍下一根食指以示惩罚。但断指之后好吃如故，显然半点没有改过的意思。后来中了欧阳锋的蛇毒，武功尽失，几乎无救，他也不怎么挂怀，只求临死前能去皇帝的厨房偷吃一顿鸳鸯五珍脍。

但洪七公可能是金庸小说中最自由洒脱也最受爱戴敬重的人物。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借杨过的眼睛，形容洪七公“神威凛然中兼有慈祥亲厚，刚正侠烈中伴以随和洒脱”。他的晚年日子过得很爽，卸了丐帮帮主之位，独个儿东飘西荡，寻访天下美食，老猫炖蛊、肥蚝炒响螺、龙虱蒸禾虫、炒小猪皮⋯⋯惩奸除恶只是顺带。他雪夜追藏边五丑到华山之巅，居然还不忘随身带着油锅和七八个油盐酱醋的铁盒，炸蜈蚣吃。

后来，杨过在陆家庄旁观丐帮新帮主交接，有一个老乞丐说起洪七公近况，丐帮个个欣喜若狂，还有人泪流满面，此起彼伏的“恭祝洪老帮主安好”。杨过心中说了一句：“大丈夫得如此，方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在此之前，他人生所有的使命都是与姑姑在一起，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忠义”和“家国”的概念。

比起英雄史诗，我更愿意将杨过的故事看成是一则灰姑娘式的童话。黄蓉评价杨过“激烈易变”，聪明如她，又是一个母亲，竟然看不出杨过只是一个缺爱的孩子。

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常常闪过杨过的身影。同样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寄人篱下，遭人白眼，只不过命运待杨过更残酷一些。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有邓布多，有罗恩，有赫敏，还有死去的父母的灵魂会在关键时刻保护他。但杨过无论在桃花岛还是在全真教，都是绝对的孤立无援。郭芙和武氏兄弟的设定就跟灰姑娘的两个姐姐一样。郭靖虽然关心他，但心智迟钝，实在不是称职的“教母”。直到遇到孙婆婆，她看到他的价值，给予他渴望的爱与认同，可惜的是，他很快也失去了她。

所以，杨过的激烈孤傲，既是一个孤儿天然的防御机制，也是委屈一点点累积的结果。他幼年时在桃花岛，一次与郭芙和武氏兄弟斗蟋蟀，因为郭芙踩死了蟋蟀而打了她一记耳光，引得武氏兄弟痛殴，也令黄蓉对他的误会和嫌隙更深。

为什么他会对那只蟋蟀之死如此激动？

因为那只黑黝黝、相貌奇丑的小蟋蟀就是他自己。

杨过的原罪是他的父亲。尚未出生，他的名字里预设了父亲的“过”，但他明明没有做错事，凭什么要忍受这些冤屈？但他越是想要反抗这种预设的“过”，就在这种预设中陷得越深。他一生三次跳崖，一次在桃花岛，一次在终南山，一次在绝情谷。前两次是一个无助的孩子对冷酷、不知所谓的成人世界最激烈的反抗，那么，第三次呢？当时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神雕大侠，但仍然跳了下去，他真的觉得，小龙女既然已死，自己“多活这十六年实在无谓之至”吗？

“某一日风雨如晦。杨过心有所感，当下腰悬木剑，身披敝袍，一人一雕，悄然西去，自此足迹所至，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我每次读到这一段，都觉得热泪盈眶。

金庸安排杨过苦等小龙女十六年，其实是一种赐予。童话故事喜欢杀掉主人公的母亲，以方便引出“邪恶的后母”。但对杨过来说，这十六年的游历不仅将一个少年打磨成一个真正的英雄，更是释放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否则那样一个飞扬跳脱的人，如何能与小龙女归于古墓，平静度过余生？

但即便如此，当他第三次站在悬崖上，仍然跳了下去，那是对无情命运的激愤，也是他心中那个孤傲的少年始终没有磨灭。

2000年第1期《收获》专栏刊发过金庸的一篇童年忆旧（《月云》），写他自己小时候与服侍他的小丫头月云之间的往事。那时候，他的小名叫宜官，是地主家的少爷。而月云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主人家中经常战战兢兢，担惊受怕。有一天，月云的母亲来看望女儿，宜官无意间听到他们母女之间的一段对话。月云对母亲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那时候她才10岁。

这段对话一定给少年金庸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说，他长大后，并没有像《家》中的觉慧那样，和家里的丫头鸣凤发生恋爱，因为他觉得月云生得丑，毫不可爱，但懂得了巴金先生书中的教导，要平等待人，对人要温柔亲善。“他永远不会打月云、骂月云，有时还讲小说中的故事给她听。他讲故事的本领很好，同学们个个爱听他讲。月云却毫不欣赏，通常不信。‘猴子只会爬树，怎么会飞上天翻筋斗？猴子不会说话的，也不会用棍子打人。’‘猪猡蠢死了，不会拿钉耙。钉耙用来耙地，不是打人的。’宜官心里想：‘你才蠢死了。’从此就没了给她讲故事的兴趣。”

在《月云》的结尾，金庸这样写道：“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珠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我想，从某种角度来说，“宜官”其实从来没有停止给“月云”讲故事。他的故事既是童话，又是真实的，在那里，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我们直面自己的恐惧、喜悦、悲伤，我们也坦然经受苦难、希望和死亡，但我们所有的天赋和努力都是有意义的，人生所有的悲伤与不幸终究能得到安慰。

在《小熊维尼》的最后一章，克里斯托弗要离开百亩园了。他隐隐觉得他的世界要发生变化，也许未必会变得更好。然后，他和维尼之间有一段非常令人酸楚的对话——

“维尼？”

“是的，克里斯托弗。”

“我不会再做没用的事情了。”（I’m not going to do nothing any more.）

“永远吗？”

“不那么多了，他们不让。”

维尼的脑子并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不知道克里斯托弗是在跟他分手。他也不知道，这种分别意味着他的死亡，毕竟，他只活在克里斯托弗的想象里。所幸，我从来没有真正与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告别。他的故事不仅连接了他的童年和他自己之后的人生，也连接了我的童年和之后的人生，还有无数像我一样的读者。成年后阅读他的故事，纸页之间翻过，就像看一条河流静静地流过，今天的我和童年的我，在河的两岸彼此致意。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