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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国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社会上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爱国激情。帝国议会各政党很快达成了“政治休战”，在8月4日批准政府的军事拨款后立刻宣布休会。而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议案通过时则一致投了赞成票。鼓动民族仇恨的宣传随处可见，各类雷人的明信片很快铺满街头，“一枪干掉一个俄国佬!”“一刀捅死一个法国佬!”“一脚踩死一个英国佬!”民众踊跃报名参军、应征入伍。

在宣布战争令后，还能出现这样热闹的场面，将开战作为节日来庆祝，除了德国没有第二个国家。因此，后人称之为“乌拉爱国主义(Hurra Patriotismus)。

什么是“乌拉爱国主义”？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乌拉”指战场上的呐喊声。在德语中该词最早见于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诗人科纳(Theodor Koerner)在他的诗集《风琴与刺刀》(Leyer und Schwerdt)中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在‘乌拉’声中，刺刀铿锵。”“乌拉”声伴随着普鲁士步兵挥舞刺刀时发出的金属声。后来，“乌拉”成了普鲁士军队列队行进中的规定口号。在19世纪后期，“乌拉”开始与爱国情绪相联，并频繁出现在爱国诗篇中。“乌拉爱国主义”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专门用以解释一战爆发后，德国人表现出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战争激情”的。

索姆河战役

的确，在过去的200年中，还没有一场战争的爆发会像一战这样带来狂风暴雨般震撼人心的欢呼。1864年的德—丹战争，德国人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泰因兴奋，但绝不是狂喜；1866年普奥战争的爆发，人们更是为“兄弟阋墙”的巨大冲突而震惊。1870年的德法战争，虽然与一战一样一度激发了战前的狂热，产生了“红布对高卢公牛”的效果，但人们还是为战争的不确定性忧心忡忡。

通过勃兰登堡门派赴前线的德国军队

只有一战的爆发得到了社会各阶层满怀热情的拥抱。大众舆论表现出的不是合乎常理的恐惧，而是与社会、心理和历史预期完全相反的兴奋。除了个别例子表明农民对战争狂热保持冷静之外，在边界地区和前线城市那些人员伤亡较大的地方，对战争也是欢迎的。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不是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而是中产阶级特别是普通民众，包括年轻人、甚至工人欢迎战争。这是一种异常行为。

当然，近些年来，随着一战爆发百周年纪念日的到来，学者们也在重新思考德国历史上的“乌拉爱国主义”，有些人甚至对这种提法表示质疑，如吉森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范·拉克(Dirk van Laak)就认为，一战前德国人所表现的激情实际上被夸大了。大部分德国民众其实是不希望战争的，所谓的“乌拉爱国主义”也只维持了短暂的几天，而且是在大规模宣传攻势的压力下爆发出来的。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口都担心当年收成不好，而且会发生兵源紧缺。这些都是沙文主义口号无法遮掩的。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对战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并非德国所独有，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如法国、俄国等。正如法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德·波纳德(Louis de Bonald)在19世纪中期所指出的：“所谓政治美德，即热爱祖国，只不过是一种消灭其他一切民族的疯狂情绪。”但无论如何，“疯狂”的“乌拉爱国主义”，其概念是从德国人与一战的关系问题上衍伸出来的，打上了德国印迹。

那么，为什么在德国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首先是因为战争并不是突然的、出乎意料的，而是有心理预期的。20世纪初的欧洲形势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1907和1911年的两次摩洛哥危机使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有了心理准备，随后于1912、1913年爆发的两次巴尔干战争更是让人们做好了随时打仗的准备，很多人甚至相信只有战争才是摆脱混乱局势的唯一办法。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最紧张的时刻，戏剧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就开始疾呼：“我们祝愿战争的爆发。”虽然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于1910年出版了《大幻觉》一书，并在知识界广为流传。但作者所强调的国际经济时代战争可以避免的说法，并不能打消普通民众的内心忧虑，相反它恰恰表达了对已经迫近的战争的担忧，毕竟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时代，战争一旦爆发就是毁灭性的。尽管作者一再强调如果战争爆发，“德国金融界会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以结束对德国外贸毁灭性的局势”，但众所周知，战争的爆发具有不确定性，金融界对战争的态度往往无法最终决定政府的外交决策。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战争爆发后，德国国内的金融恐慌反倒很快平息下来。

俾斯麦

其次，德国的年轻一代是在战争文化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尽管被誉为“魔术大师”的俾斯麦自建立德意志帝国后，以高超外交手段影响了欧洲持续44年的和平，但有关战争的知识和经验却代代相传。中小学课文宣传英雄的事迹、描述历史上的著名战役；中学毕业作文写的是有关战争的重要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威廉帝国时期大众教育的关键词是“忠诚”与“服从”。穿着盔甲、手持利剑的“日耳曼女战神”和被唤醒的“笨伯米歇尔”，他们的形象成为各类明信片的宠儿。军装则成为少年儿童的新宠，尤其是蓝白条的海军制服。1913年10月18日，在100年前打败拿破仑的地方——莱比锡，还曾举行过民族大会战纪念碑的落成典礼，威廉二世亲自出席。这场仪式变成了一场民族性的、军事性的狂欢，期间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一切的宣传鼓动，目的只有一个——宣扬高昂的德意志民族精神。

当然，与父辈之间不断拉大的代际差异也起了重要作用，年轻人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所谓的“弑父”情节。帝国建立后出生的一代，没有参与过父辈缔造帝国的丰功伟业，他们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却有着强烈的失落感，而威廉帝国时期德国中产家庭中的父权制和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又助长了年轻人的叛逆心理。学校教育体系也成为批判的对象，人文中学中高强度的智力压力让青年人难以忍受。曾经被视为创造了战胜法国奇迹的新人文主义教育，现在成了人们眼中道德堕落的源头。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繁荣使年轻一代有条件沉湎于物质享受，它造就了没有宗教信仰、不追求永恒生命意义的拜物主义者和精神上的无套裤汉。现代文明的过度浸淫，又使一批年轻人开始崇尚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向往自由的天空，回归淳朴的自然。世纪末出现的“青年风格”、1895年柏林发起的“候鸟运动”以及1911年“青年德意志联盟”的建立，除了要塑造自然清新的新生活，还宣传同志情谊、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究竟年轻人通过何种途径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爱国主义的情怀这类政治话语联系在一起，这里无法仔细考察，但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应该不是难以置信的，而且更可能是一种信仰。年轻的诗人海默尔(Alfred Walter Heymel)在1911年就发表了这样的诗篇，在“时代的渴望”中，他宣泄道：

我们缺少责任、目标和力量/这是必须有而欠缺的/自由使我们遭受耻辱/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和平的泛滥使我们恐惧/我们无所适从/我们渴望、我们大声地呼唤战争。

据统计，1914年，约有40000“候鸟运动”成员开赴战争前线。

“乌拉爱国主义”是战争爆发后德国普通大众的普遍心态，又何尝不是知识界的心声。在“八月激情”中，几乎所有的诗人、艺术家、哲学家都表现异常。赖纳·里尔克(Rainer M.Rilke)、理查德·德默尔(Richard Dehmel)、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就是其中的代表。8月，当战争打响时，马克斯·韦伯说：“德国无论胜负，这场战争都是伟大而精彩的。”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则认为：“战争将人们从关心自我的个人主义中解放出来，是民族精神的延续和升华。”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后来追忆：“(1914年)8月3日，我体验到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片段之一，它猛然间恢复了我对我们民族的深厚信心。”知识群体中，政治观点无论激进或保守，都一致拥护战争。

马克斯·韦伯

知识分子对政治事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族对自我的理解和认同。费希特说过：“著作家最崇高的特权和最神圣的职责是，将他的民族聚集在一起，与她一起讨论她最重要的事务。”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历史上看，德意志民族的归属感大多是建立在消极地形成认同的事件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它与“他者”尤其是敌对的“他者”的民族认同的思想对立时，才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19世纪初的改革、1813年的解放战争以及1871年战胜法国等历史事件均是塑造德意志民族性的重要因素。在近代历史上，它们主要是以反对法国人和其所代表的思想为普遍导向的。1914年8月整个民族的激动——“八月激情”自然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扮演着民族认同的角色。

世纪之交的德国，一方面需要社会和政治上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但另一方面更需要政治文化上的进一步自我认同。新帝国是个多元化的、充满矛盾的社会。相比同时期西欧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状况，德国的问题要复杂许多。民族的外在统一借助战争手段实现后，内在的凝聚力并没有得到体现，相反帝国内部存在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却时时撕扯着脆弱的帝国体制。为了尊重统一前各邦“神圣”的自治权利和政治传统，帝国宪法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我们看到，《1849年宪法》的第一条尚能明确表达未来的国家领土为民族国家，而《1871年帝国宪法》的第一条却仅仅列出了联邦各成员国的名单。而且，每个成员国都可以确定自己的权利，教育、宗教、税收制度等各有自己的政策。虽然皇帝是国家的唯一主权者，可批准国际条约和对外宣战，但各联邦成员国仍保留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的权力。帝国军队由各邦分担份额组成，但巴伐利亚军队只在作战时才归皇帝指挥。帝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关税、消费税和帝国邮局的利益，其他份额由各邦分摊，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有自己的邮政管理机构。新旧领土各行其是，短期内难以弥合，不仅如此，它们还受到了宪法的保护。

帝国建立后，少数民族集团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法国人、丹麦人、波兰人、犹太人都是帝国内部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韦尔夫派和天主教徒更是俾斯麦的心腹大患。加之工业时代的来临，社会分殊化加剧，工业和农业、资本和劳动、贵族和资产阶级间鸿沟拉大，工人问题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工人运动蓬勃高涨。因此，帝国成立后的当务之急是缓解各类社会矛盾，可惜俾斯麦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宣布那些与国家不容的组织和集团为“帝国的敌人”，而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俾斯麦打击的两个“最危险”的敌人。但事实证明他的“文化斗争”和“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是失败的。

知识分子的保守派对德意志的现状忧心忡忡，对现代文明的技术成就所带来的商品泛滥和物质社会的庸俗化而心神不宁。新生的德意志民族应该如何塑造自我？这是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他们看来，当然是要构建一种新的自我，不过却是要用“文化”的现代性取代“文明”的现代性。在现代工业和政治文明的冲击下，有着深厚历史主义传统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依然从外部选择认同要素，法国也因此继续成为他们的批判对象。在普鲁士历史学派那儿，法兰西民族的缺点被暴露在强光下，而其优良品质则被刻意涂上了阴暗色调。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遭到了重新评价。在《法国革命史》中，聚贝尔认为，法国人无法得享自由，他们关于平等的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真正的自由是个人按照其自由意志全面发展其本性中的所有道德潜力的权力。真正的平等在于承认所有享有平等的受保护权，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的人都应享有此种自由”。显然，法国人都没有做到。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具有德意志民族特性的“正义、公平和秩序”即所谓的“1914年理念”，是取代“1789年原则”的最佳选择。而实现它的手段之一就是战争。知识界相信，“只有拔剑出鞘才能保卫我们的正义事业”，唯有通过战火的洗礼才可以让德国人免受西方文明的污染，才能够净化德国人的灵魂，保证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保守主义的压力下，德国自由主义的情况不容乐观。这个虽然未能用它的理想缔造帝国，但却曾经鼓舞过德意志民族实现统一的崇高信念，在新的历史时期发生了变化，在德意志民族国家新的自我构建中，自由主义逐渐放弃了内政主导权，它心甘情愿地将目标转向对外，与19世纪末兴起的群众性民族主义(mass nationalism)达成了高度一致。

德国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历过1848年革命的洗礼，试图建立民主自由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自从革命失败、自由派议员们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退却后，50年代他们转向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实行“策略转移”，即主张行动先于思想，将主要目标锁定为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而在一定时期内放弃政治领导权及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与传统政治精英达成了“分工联盟”。按照自由主义政党——民族自由党的设想，在未来的新生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自由主义，争取民主权力，建立自由政府。然而事实是，在1871年实现民族统一之后，这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却一步步背离其宗旨，最终沦为了“民族”的而非“自由”的党。

在自由派人士中，历史学家特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属于少见的例外，作为自由派议员，他早年追捧俾斯麦，将之视为“完美无缺的尤里乌斯·恺撒”，但在帝国建立后，却在议会中公开反对首相，甚至不惜与俾斯麦对簿公堂，他预言：“俾斯麦时代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其恩泽，上升中的德国实力会在下一个世界历史的风暴中被摧毁，而德国的自由精神一旦被权力征服却是难以恢复的。”蒙森的话不幸言中了。不过，更多的自由主义者还是改变了一贯追求的政治原则。自由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卡普(Friedrich Kapp)作为“48年的斗士”，在逃亡美国寻求自由后，写信给费尔巴哈，表达了对新帝国政权的认可。他说：“毫无疑问，俾斯麦而不是民主人士取得的这种宏大的统一，与反动的容克贵族和旧普鲁士官僚们的统治，都是令人生厌的。但是，难道不是取得了那些成果了吗？谁对这一伟大成就负责还重要吗？”

特奥多尔·蒙森

著名历史学家、民族自由党议员特莱奇克(Heinrich Treitschke)走得更远。他曾经认为自由派是“19世纪民族生活中一切伟大业绩的创造者”，但在后来写就的《19世纪德国史》中却把他们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或者说一无是处。而相反，对于贵族，他却认为他们“比自封的自由派还更讲自由”，他们“没有后者的空论倾向，也没有后者中产阶级的自私”，“他们很务实，对外交和政治问题很有见地”。在俾斯麦帝国时期，特莱奇克坚定地支持新生的德意志帝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他要求“世界政策”，呼吁建立殖民地和强大的海军。作为普鲁士历史学派的传承人，他已经超越了兰克，成为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

与作为自由主义右翼的特莱奇克不同，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eumann)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左翼。他于1907年和1913年作为自由联盟的成员当选帝国议会议员。瑙曼的思想比较复杂，他崇尚自由主义，但认为“只有当自由(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的政党采取维护国家的态度，并且成为德国的‘伟大载体’时，德国才会出现‘自由的春天’”。瑙曼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深刻意识到世纪末德国社会的转型，而且也注意到德国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上滞后于西方，财阀垄断的选举制度阻碍了大众在政治事务中的广泛参与。因此，他力图促成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党派的联盟。不过瑙曼依然相信国家——准确地说“君权”的作用，他只是梦想着弥合国家与民族、君主与人民之间的鸿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他是坚定的国家利益的支持者，因为他坚信德国工人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对外经济扩张，这样才能反过来有利于国家经济的繁荣，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提高社会福利，由此推进国内的社会改良，最终解决社会问题。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瑙曼这里糅合在一起了。对此，迈内克评价说：“假定瑙曼成功了的话，也许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一场希特勒运动。”

解读韦伯的思想也不难发现这样的倾向。韦伯理解的自由不是一种概念，一种外在的、程序化的东西，而首先是自由的意志，它在创造和维护自由空间的同时，要不断地追问其内涵和意义。而在一个充满利益冲突的具体的现实世界中，普遍性的意义往往依附于权力地位。德国实现统一后，新生代中产阶级的“非政治化”和“堕落”“猥琐”，逐渐使这个民族丧失了自由意志，为此，需要“外敌入侵威胁”的刺激才能锻炼和造就民族的政治才能。民族主义永远都不会过时，民族的自由精神就是一种原始的自由冲动，它能赋予每个个体“伟大的激情”，也能使伟大的民族“永葆青春”。当然，韦伯不像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1891年)、郎贝恩(Julius Langbehn,1851～1907年)和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ock,1876～1925年)之流，后者反对进步和理性，在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看来，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死敌，韦伯坚信理性和进步的重要性，相信自由的理性和民族国家的结构是可以融合的，他只是想把自由与德意志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完全可以与民族主义结合到一起。因此毫不奇怪，1895年在弗赖堡大学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就职演说中，我们听到了韦伯这样的声音，“德国的统一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青年时代就该完成但却一直拖到晚年才完成的业绩；如果不是为了让德国开始卷入世界政治，反倒是为了不再卷入世界政治，那么当年耗费巨大代价争取这种统一也就完全不值得了”。言外之意，德国统一一定是它大国政策的开端。

然而，并非只有德意志帝国在世纪之交成为民族主义和大国扩张政策的拥趸。英国、法国、俄国等的对外政策在战前与德国无异，伦敦音乐厅的上空也回荡着侵略主义的言论，彼得堡的沙龙中充斥着泛斯拉夫主义的叫嚣，法国的复仇思想和沙文主义也毫不逊色。毕竟这就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主义已经超越个人理想而上升为一个民族的理想。那么，为什么在德国会有如此异乎寻常的表现呢？对此，韦伯有他自己的思考，并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快速崛起为“经济巨人”，必然隐含致命的内在危险，这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一战前“乌拉爱国主义”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韦伯的担忧——帝国政治是不成熟的。不可否认，政治家在战前一直煽动公众情绪，然而在战争成为现实的瞬间，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转弯。英国大使在向德国首相递交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时，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表现出极度的苦恼。外交国务秘书戈特利布·雅格(Gottlieb Jage)则透露，他在战争爆发后一直“忐忑不安和心绪不宁”。德意志领导层普遍产生了悲观的宿命论。连威廉皇帝本人也出现了神经质的不安表现，脸色煞白，“眼睛不安地闪烁，看起来苍老了十岁”。在发布军事总动员令时，人们发现皇帝眼里噙着泪水。这与他战前习以为常的乖张和自负表现判若两人。究竟帝国领导层是不是要发动这场战争，史学界至今存在着争议。

一战前，德国政治依旧是传统的贵族精英政治，或者是“传统的容克式封建贵族政治”，尽管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大众的意愿，但其地位是牢固的，足以为了精英集团的利益而错误地将大众拖入战争。贵族精英的不成熟可以解释战争爆发前后领导层态度的变化，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没有充分估计，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可以限制为局部战争的，但却失控了，演变成了全面的战争。当然，这不是德国一国的政治问题，也是俄国和法国的问题，甚至连英国老式的贵族自由政治也脱不了干系。为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Grey)无可奈何地发出过一声长叹：“欧洲的灯火整个熄灭了!”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则在他的战争回忆录里称欧洲大国是“慢慢地滑入了战争”。2013年畅销欧美的《梦游者》一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则表达了与上述两位英国政治家类似的观点——欧洲大国政治家都是梦游者，丧失了控制行动的能力。还有德国学者甚至干脆指出，一战也是一场“家族内部的争吵”。英国的汉诺威王室、德国的霍亨索伦王室以及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它们之间相互联姻，有着王朝间的“真挚友谊”，但却为了各自的利益，被集体拖入了战争。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欧洲宫廷、王朝外交在一战爆发的问题上当众出丑了。

不过尽管欧洲大国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以否认，德国的政治问题是更为突出的，原因在于它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经济的“策马狂奔”、社会结构的调整，而在政治改革中却举步不前。在研读英美社会科学和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德国历史学家汉斯-U.维勒(Hans-U.Wehler)提出了系统分析理论，他认为德意志帝国的问题在于结构体系的不稳定性或非均衡性。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社会制度转型和社会变革，与此相适应，要求新的政治机制，即建立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及代议制民主制，换言之，建立一套能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然而德国的情况是，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受到严重阻碍，目的是保护传统统治秩序的稳定。帝国宪法宣布实施“全民普选制”，但它的实施“不是为了建立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而是为了使政治反对派继续遭到谩骂和无能为力”。(34)有数据显示，1907年、1912年帝国议会选举，德国选民的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84％。而政党政治的意义虽然在威廉二世时期不断增长，但传统政治精英排挤“大众政党”——德国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进入政治舞台的意图也是十分明显的。韦伯说，这是“政治市侩主义”和“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是患了严重的“民主恐惧症”。何况，政党政治的长期缺失还错失了培养训练有素政治家的机会，因为议会不是未来政治人物的跳板。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非同步性，使德国最终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结果系统内部的政治危机只能依靠对外政策来疏导，这就是由艾卡特·凯尔(Eckart Kehr)首先提出的、维勒继承的所谓“内政优先”论(Primat der Innenpolitik)，和平变革让位于战争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史学家托马斯·尼佩带(Thomas Nipperdey)与维勒针锋相对，他反对把德国的政治问题放大，强调帝国政治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是正常的，不存在致命的生存危机。而且他也反对德国“特殊性”的提法，在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政治的不稳定、社会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德国有，欧洲其他国家也同样面临，是社会转型中的正常现象。不过，即使是尼佩带最终也无法否认，的确存在着导致德意志帝国政治脆弱的一些因素，只不过它不一定是体制性的问题。相比于维勒的结构派，像尼佩带这样的历史主义史学家更强调政治和外交决策中的个人意志，比如俾斯麦个人的历史作用、威廉二世的统治思想及其实践等等。

关于俾斯麦的历史作用问题，韦伯早有过明确表态，他断言，首相要为德意志人民的集体无能负责。俾斯麦统治的实质是威权政治，尽管他不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实行独裁，因为他不可能踢开议会单独行动，但他却是操纵议会的行家里手，在议会中发表宏论，组织报刊舆论，通过操纵党派分裂和重新组合争取议会多数派的支持，是帝国时期俾斯麦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他的反对派仇恨他，但对他又充满了敬畏。德国人也愿意被他管理，即使首相称病也要请他出面处理国家要务。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28年、帝国首相19年，有充分的时间让新生的帝国深深打上他个人的烙印。不可否认，这样的威权统治造就了德国经济，使之在统一后的短短三十年迅速成长为一个骄横的巨人，但在政治上它却培养了一大批“精神侏儒”。所以韦伯说，俾斯麦“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一个完全没有政治意志的民族”。

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也颇具张力。行为乖张的年轻皇帝，虽然天资聪颖、反应敏捷、想象力丰富，但却是个变化无常、敏感而又神经质的人。此外，他还固执、任性、爱出风头。而在政治决策上又易受亲信影响，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他被人戏称为“出色的怪物”。尽管不具备优秀君王的潜质，其战前对德国政治的掌控力也普遍受到质疑，但威廉皇帝却依旧是那个时代最赢得威望的君主，在很多方面都代表了“时代精神”。比如在这个物质发达的年代，他喜欢奢华，富有浪漫气质，与其祖父威廉一世形成鲜明反差。甚至他夸张而极富感染力的演说表达的也是公众的心声，因为那个时代人们需要的是大规模的集会、烈烈的旌旗、整齐行进的步伐，渴望的是新型的领袖人物，他们具有煽动性，拥有大批追随者……而威廉二世在各个方面恰好迎合了群众性民族主义时代所有浅层次的情感需求。

一战前德国的“乌拉爱国主义”是世纪末的一种情感发泄，它通过群众的非理性激情得到痛快淋漓地表达，但其背后潜藏的问题却是引发后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