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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影节展映片｜《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历史充满玄机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是一部风格独特的纪录片。以扑朔迷离的案件为线索，运用富有震撼力的电影重现手段，结合珍贵史料，勾勒出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和人性善恶。

6月18日，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纪录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在上海影城举行了首映活动。导演韩晶携片中历史人物、“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的嫡孙王家柱和“斧头帮”智囊郑抱真的女儿郑清，共同出席了映后见面会。

映后见面会现场

《刺杀宋子文》讲述了一起真实事件。1931年7月23日，“暗杀大王”王亚樵在上海火车站北站精心设计了一场暗杀——刺杀民国财长宋子文。而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日本军部也在北站布下了死亡之阵，利用中国黑帮势力，行刺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既为剪除异己，又嫁祸中国，借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车轮滚滚，树影婆娑，由多方势力参与的惊心动魄的刺杀大戏即将开场……

事件本身的精彩、曲折和离奇，足以让人们惊叹历史是真正的悬念大师。然而导演却并不迷恋原生故事，在探寻历史真相的同时，着力于借助电影化叙述手法，勾连时空，多线叙事，勾勒出错综复杂、悬念迭起的刺杀疑云——陈列于现实维度的一列老式蒸汽机火车，牵扯出八十多年前轰动一时的“北站血案”。本是铁板钉钉的生死簿，却由于看不见的命运推手，而陡生意外：同色同款的的白西服，莫名易手的公文包，小密探的偶然听风，列车员的一时迷糊，车厢门的诡异锁死……轰然向前的历史车轮，就在不经意间，被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拨转了。

此前有影评将这部纪录片形容为“野生阿加莎”，因为阿加莎式的悬疑推理叙述手法，给一个尘封在档案馆里的历史事件，赋予了新鲜的视角和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

导演韩晶是上海电影集团高级编辑，曾执导多部纪录片和影视剧并屡次获奖。《科举》《金融风波1948》《大辛亥》等大型纪录片让韩导不断积累对历史的感悟，并尝试运用更多元的影像手段展现历史。

采访中，韩晶谈到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果只用故纸堆去表现历史，观众可以直接去图书馆。既然选择来到影院观影，我相信观众需要看到更丰富的影像、更温暖的故事和更有质感的历史，而不是一段冰冷的往事。”

一起刺杀事件，其中包含了跌宕曲折的行动线索，还有极为私密的个人情感。而背后，则是风云际会的世界格局。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翰先生在该片中透露了宋子文遇刺事件使得夫人因受惊吓而早产，腹中的双胞胎只保住了一个。“从微观层面而言，刺杀事件对一个家庭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而从宏观层面来说，这虽然是一起局部事件，却差一点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索，成为日本侵华事件的一个节点。个人命运与宏伟历史，就这样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丰富讨巧的叙事背后，是大量的考证与寻访工作。主创团队从中国第二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铁路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参阅了大量史料，对细节认真考据，确保片中所述符合历史事实。

团队还走访了部分历史人物的后裔，如王亚樵的嫡孙王家柱、胡汉民的后裔胡安平、郑抱真的小女儿郑清，并得到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翰的热诚帮助。在日前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映礼上，郑清面对自己父亲的故事，百感交集，泪流满面。映后见面会上，她仍难掩自己激动的情绪，在与观众交流时眼角还泛着泪光。

据悉，《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是韩晶执导的“民国疑云”系列纪录电影的第一部，计划于年内上映。发生于同时期的蒋介石庐山遇刺事件《刺杀蒋介石》、直系军阀孙传芳毙命寺院《刺杀孙传芳》等，也开始了前期工作。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只展映一场的该片，其首映电影票在开票首日一个半小时内即告售罄，这让团队对于历史纪录影片的市场前景平添了几分信心。

首映式后，韩晶导演接受澎湃新闻专访，谈及台前幕后的创作，以及一个钟爱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导演，对于真实与虚构的思考。

【对话】

意外发现巧合，将个人事件融入世界战场

澎湃新闻：《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制作了多久？怎么会想到选择这个选题？

韩晶：从剧本开始有三年多，拍摄大概一年多，后期做了一年。

我一直就对纪录片蛮感兴趣的。之前在电视台工作多年，做过专题和综艺节目，后来到影视剧中心做电视剧。2007年离开电视台，开始做自己喜欢的纪录片和电影。纪录片做了大概有200部/集左右吧，大多是历史题材。院线电影，这是第二部。个人比较喜欢民国，因为它是离现实最近的一段历史，你还可以触摸到它的温度和心跳。有些历史太过久远，很难从中找到感应，但是民国历史是能找到感应的。

澎湃新闻：在创作中，收集资料的过程是否给你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

韩晶：其实这是一次奇妙的发现之旅。因为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去呈现刺杀宋子文这个故事，但在深入探寻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这个事件同时还交叠着另外一个更为凶险的刺杀案，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历史才是真正的悬念大师。

澎湃新闻：宋子文其实多次遇刺，你为什么选择1931年的那次？

韩晶：宋子文一生经历过四次暗杀，但1931年的刺杀事件是最为诡谲、最具玄机的。国民党“反蒋派”要行刺宋子文，而日本军部也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刺杀日本驻华公使，然后嫁祸中国，借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从表面看，刺杀事件只是个人事件、局部事件，但它所折射出的，其实是非常宏大的背景。中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我希望把一个局部事件融入到大的背景中去展现，这样你就会发现，“刺宋”事件差一点就改写了历史。

澎湃新闻：能介绍一下具体搜集影片素材的过程吗？

韩晶：历史纪录片通常会通过大量的口述历史来完成。但在这部纪录电影中，人物采访只占了极少的篇幅。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包括对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翰先生、王亚樵的嫡孙王家柱先生等历史人物后裔的采访，但是最终你看到，这些珍贵的口述历史影像，只是被呈现在电影片尾的彩蛋部分，而没有去铺张甚至煽情地使用。面对这些炙手可热的素材时，我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和克制。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我带领团队做了大量的史料搜集工作，包括赴日本箱根探访当年日本驻华公使暴毙的那家旅馆，以及在铁路博物馆寻找宋子文遇刺时乘坐的火车包厢。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花费大量精力去查阅枯燥的史料。

案头是导演的功课，观众需要好看的故事

澎湃新闻：你查了很多资料，走访了很多专家，但最终，影片却选择了“演绎”的方式，为什么这样处理？

韩晶：我认为所有枯燥无趣的案头工作，都应该由主创团队自己去完成，这是主创必须做的功课，而不应该转嫁给观众。如果需要观众也一起查证史料，那他们直接去图书馆、档案馆好了。当观众走进影院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希望呈现给他们的，是更电影化、更戏剧化、更讲究叙事技巧的故事。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你不能去杜撰，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一板一眼地讲述。

我小学中学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历史课，因为很枯燥，尤其是背各种大事年表，简直是学生时代的噩梦。后来开始做历史纪录片，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对更多历史细节的了解，才发现历史原来是如此有趣。如何把一个故事讲得更好听，取决于纪录片导演的态度，你把观众放在什么位置上。

澎湃新闻：是先写好脚本，还是根据资料选择叙事方式？

韩晶：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吧，因为内容和呈现方式不可分割。有同行说我创造了一种“复杂叙事”，一个简单平淡的事件，通过某种叙事技巧，使整个故事变得波澜迭起。我们团队还独创了一种类似“蜡像馆”的影像手段，把某个重要的历史瞬间进行冻结，让观众就像走进一座蜡像馆，可以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凝固而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返案发当时的历史场景。

澎湃新闻：再客观的历史纪录片，其实也表达了导演的历史观，这一点你是怎么平衡的？

韩晶：因为影片时长有限，要在87分钟内讲述一段历史，必须进行取舍，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取舍过程中，对历史起到推动作用的节点必须保留，而不纯粹只为了好看而保留。作为纪录片导演，我努力保持客观，但其中必定也掺杂了个人历史观，包括观众在看影片时也会掺杂自己的解读。比如影片中被误杀的那个无辜者，我试图比较客观地呈现一个事实：在那样一个大时代里，每个人都只是沙尘，谁生谁死，并不由自己来决定。一个无辜的生命，莫名地成为那场刺杀案的牺牲品，他的死，对于他的新婚妻子来说，是天崩地裂，但对于历史来说，恐怕都不会有一笔来写他。我身边有一个年轻人，就曾激动地对我说，导演你怎么能这么冷漠呢？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消失了，你却说他是历史的宿命。

但在我看来，其实这就是历史。历史充满玄机，诡谲莫测，也充满戏剧冲突。各种各样的人物，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能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就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在创作过程中，你跟这样的人物去对话，你能感应到的能量是巨大的。所以做历史纪录片太有意思了，一旦进去，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