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斗民族”，竟差点被大清搞得亡族灭种？

大家好，我是乌鸦。

前段时间，鄂温克“使鹿部落”头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女酋长”的玛利亚·索走完她101岁的人生。

玛利亚·索一生都生活在环北极地区泰加林带最南端的大兴安岭深处，她所领导的敖鲁古雅使鹿部落也是中国目前仅存的一支饲养驯鹿的族群。

玛利亚·索老人还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主人公的原型。

她的离世让许多人，尤其是喜欢渔猎、萨满、驯鹿部落文化的文青们伤感，许多主流媒体都详尽报道了玛利亚·索传奇的一生。

不过，各路媒体的目光却基本集中在了玛利亚·索老人个人的经历，对于其背后的使鹿部落甚至鄂温克民族谈及不多。

对于很多历史爱好者而言，脑海里的第一印象是那个曾经纵横万里，征战四方，为清朝开疆拓土的——索伦兵！

1

“索伦”一词出现于明末清初，特指黑龙江沿岸各部族统称，属于一个巨大的部落联盟，其中包括了鄂伦春、达斡尔以及本文谈及的鄂温克等几个阿尔泰-通古斯语系的渔猎民族。

其中，鄂温克是索伦部中较大的一支族群，他们分布范围极广，从外东北的海滨之地鄂霍次克海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沿岸，以捕猎、驯鹿作为他们的主要生存手段，同时出产貂皮作为对外贸易产品，换取一些生存口粮。

而在清初的鄂温克部落中，较大的两支为使鹿部、使犬部。

等到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崛起后，索伦各部纷纷向后金朝廷表示臣服，双方建立了朝贡关系。

1626年，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不久，为了能够将物产丰富的黑龙江流域有效控制。就开始计划结束和索伦部的羁縻朝贡关系。

当时，鄂温克部落中实力最强大的当属达虎里和博木博果尔两支，他们虽然表面向皇太极示好，但一直刻意保持距离，这令后者坚定了彻底征服索伦部的决心。

皇太极首先是采取怀柔手段对其进行拉拢，并且在沙俄哥萨克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 ，对索伦各部百姓实行种族灭绝暴行之际，果断给索伦各部百姓提供粮草援助，并派兵反击哥萨克探险队，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索伦部向后金朝廷表示臣服。

等到1637年，就在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的次年之际，博木博果尔朝贡减少，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发起了对其部族的征讨，并于1640年将其彻底降服。

皇太极对于索伦部的宣誓效忠十分高兴，这些在白山黑水间的狩猎者们天生就是极佳的兵源，将其视作清廷的“兵库”，从一开始就将索伦诸部定义为大清朝廷的王牌战力使用。

为了，让索伦对满洲八旗加深认同感，皇太极很好地利用了索伦各部与满族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差异不大的优势，进行了长期的“统战工作”。

早在1634年，皇太极从索伦部落征迁人口时就派人向索伦人宣谕“尔之先人，本是我一国之人”，并以此为名义，招抚俘获了大量索伦部落人员迁往辽东地区。

同时，皇太极还将给予诸多索伦部族人“旗人”身份，并鼓励原有的满洲八旗旗人和新入旗的索伦人通婚，以让“索伦融入满洲”中。

由于索伦部族本身的形成也是由于相互杂居的各个民族长期友好相处，并互相吸收对方语言词汇；在皇太极的政策下，索伦部在和满洲八旗融合之际，也从形式上促进了部族内部的统一。

此后，索伦部开始作为满洲八旗的中坚战力四处征战，在对明朝、朝鲜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

不过，在1644年清军入关后，大量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成员也跟随清廷将家眷迁往关内，可许多索伦人被却要求留在关外苦寒之地坚守广袤的内外满洲地区，同时还得随时听从征调，为清廷而战。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内外东北的边防逐渐空虚，人数稀少的索伦部还面临着沙俄侵略军的威胁。

1649年，沙俄当局派出叶罗菲·哈巴罗夫率领“哥萨克人远征队”侵入黑龙江流域，并在攻占了索伦部的达斡尔族人所在的雅克萨城后，以此建立永固要塞，四处残杀抢掠索伦各部人民。

面对装备着先进火器，惨无人道甚至活吃人肉的哥萨克探险队，索伦部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当时的顺治、康熙朝廷也先后派出部队反击沙俄侵略军，一度遏制了沙俄继续南侵的野心。

同时，清廷还将大批索伦人南迁至嫩江流域，这样进一步加强了对索伦部的控制，彻底将索伦各部纳入到清朝的管理体制中，满洲和索伦部由原来的羁縻关系转变为主属关系。

但这也导致外东北防御进一步空虚，也为日后丢失100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土地埋下祸根。

此外，在反击沙俄的雅克萨之战后，索伦部精骑善射和能征惯战，给予哥萨克重创，康熙帝大为赞赏，称其“索伦骑射闻天下”。

此后，清廷先后修建了黑龙江城、莫尔根城及齐齐哈尔城，并在1691年命令索伦各部族“披甲驻防”，尽管他们被赋予一定的特权俸禄，但驻防内地满城的八旗相比，索伦部必须执行长期的巡逻边境、驻守国境线卡伦和驿站传达的任务。

而在索伦部中，又尤以鄂温克人悍勇无畏著称，这也使得鄂温克成了清帝“重点关照”的对象。

2

原来，早在三藩之乱时，康熙帝就发现在关内各地驻屯的满蒙汉八旗的战力开始急剧下降，甚至部分满洲八旗发挥的作用还不如绿营兵，唯独索伦兵依旧发挥出凶猛的战力，给予吴三桂等叛军以重创。

这使得康熙开始重点关注索伦部，为了使其维持战力，除了命令其长期驻防关外苦寒地，还免除了索伦各部贡献貂皮等物品的赋税，将其整编为39个牛录，包括11个索伦牛录，25个达呼尔牛录，2个混编牛录，共有军队2400余人。

同时清廷为这些索伦和达呼尔官兵提供更好的武器装备，每名索伦精锐骑兵有如下配置：盔甲一副，腰刀一把，战马一匹，弓、箭筒、撒袋一套；佐领一级配备梅花箭200支，骁骑校一级配备梅花箭100支，普通索伦士兵配备梅花箭50支，此外两个士兵发给长矛一根，同时还配备了相当数量的火器。

此后，索伦部劲旅多次被清廷抽调作战，其中尤其以鄂温克人为重。

据统计，鄂温克作为索伦兵中的精锐，从康熙到光绪的200余年时间中，先后参加大型战役67次，小型战役不计其数，转战22个省。

不论是1685年的雅克萨战役、1715年的准噶尔战役、1729年、1732年的阿尔泰战役，1746年的大小金川战役等，都少不了鄂温克人的身影，其中，既有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也有平息地方叛乱、农民起义等战争行动。

在乾隆朝平定准噶尔战役中，索伦前锋侍卫阿兰吉喀曾仅率28人逼近准军防线，凭借其矫健身手腾跃而上，硬怼出一道缺口，索伦指挥官塔尔岱乘势指挥2000余索伦官兵掩杀而入，一举突破准军防线。

事役，“索伦精兵，万箭齐发，杀人数千余”。

在追击准噶尔首领辉特部台吉巴雅尔时，当时还没有成年，作仅仅只是随军幼童的海兰察，单枪匹马奋力穷追，将巴雅尔射之坠马，生擒以归，立下不世之功。

1749年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中，清军久攻不下，损失惨重，面对八旗、绿营兵的拉胯作战，乾隆不得不又从远在千里之外的吉林调集两千索伦兵增援，并一再告诫福康安：务必要等待索伦兵到位后才能交战。

1758年，围剿大小和卓叛乱的清军将领兆惠进攻叶尔羌城（今新疆莎车）之际，面对数倍于己的和卓叛军，清军被迫结营自保，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黑水营之围。

清军在远离内地数千里的艰苦条件下力战四月有余，其间，全凭索伦兵力战，清军大营才坚持到来援被救之日，最终平定大小和卓。

后乾隆大加赞赏，“（索伦兵）实胜绿旗，攻打罗博瓦山，射死敌人尤多，可见满洲索伦之得力”。

到了1788—1792反击廓尔喀（尼泊尔）入侵西藏的战役中，“十全老人”更是不远万里从黑龙江调集6000关外八旗精锐入藏，其中核心主力还是1000名索伦兵（鄂温克为主）。

这些精锐部队由调两广总督福康安，及前边提到的参赞大臣海兰察率领，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攻入廓尔喀本土，一直进逼廓尔喀都城阳布（加德满都），迫使其俯首称臣后，凯旋。

需要说明的是，被索伦兵弓箭骑射打得惨败的廓尔喀弯刀兵正是被一些“军迷”吹上天的所谓“廓尔喀佣兵”，而这是他们第一次被中国军人收拾。

而以鄂温克人为主要战力的索伦兵除了要纵横万里征战外，还要承担戍边守卫的职责，比如在平定准乱后，乾隆专门抽调1000名索伦官兵和1000名锡伯兵编为“索伦营”和“锡伯营”，常驻西北边疆，防止沙俄进犯。

只是，索伦兵凶悍的战斗力却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首先，在乾隆一朝，索伦兵源就因为频繁抽调，开始显露出竭泽而渔的迹象：1763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永贵在戍兵中竟然发现一名年过八旬的索伦老兵！

他叫伊托萨，早在康雍两朝即曾两度赴北路军营效力。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平准时，他已年过七旬，却仍被挑为披甲。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征大小和卓，又以七十六岁高龄出征，这仗打完后，已经八十有一。

面对索伦部族如此沉重的兵役，爱新觉罗皇族们却没有一丝一毫的体恤，反而进一步“可持续性竭泽而渔”。

到了近代，内地八旗、绿营兵战力进一步崩坏之际，清廷对索伦部的征兵竟然有增无减。从咸丰二年至同治十年间（1852年-1871年）间，驻防在吉林的索伦兵“无役不从，朝征夕发”，被征调前往内地同太平天国、英法联军、捻军、回乱叛军作战的索伦兵超过一万多人，达到了其族群总数的39%左右。

纵观人类历史，恐怕没有哪个族群有如此高比例的人口上战场。

200余年的战争给索伦各部，尤其是鄂温克人带来近乎灭种的灾难。

据《黑龙江志略》记载：有清一代征调鄂温克官兵数统计六万七千七百三十有奇，鄂温克士兵大部“效命于疆场，其庆生还者十不一二”，不死于战争的刀枪，即死于瘴烟之地。

鄂温克的人口损失比例有多严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推算，明末清初，鄂温克族三个部落集团的人口数估计接近4万人，这在历史上可算是鄂温克族人口相对兴旺的一个时期。

可到了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际，全国的鄂温克人仅存5238人，其中内蒙古有4638人，竟然比清初锐减80%！我们难以想象鄂温克人以及其他索伦部人在这300年时间中曾经历怎样的磨难和曲折。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在鄂温克聚居区，每天都上演着凄惨的一幕：鄂温克人聚集的地区，驿站里已经没有一个男性，全部都是风烛残年的老太太和妇女。

每当有征兵公文寄送来时，驿站的妇女、老太太披麻戴孝，大声哭嚎着将公文送到已经五六十岁的老头那里。

到1912年，鄂温克族已是“积贫成弱，实有不能整饬之势”。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鄂温克及其他索伦部男性长期在外征战，有时长达数十年之久，多数葬身异地。

1763年，黑龙江将军绰勒多在给乾隆的奏折中，是这样描述黑龙江区域，索伦部（其中鄂温克人最多）官兵现状的：子兄弟三人出征而全部死去者有26例、死去两人者有27例；呼伦贝尔镶红旗索伦披甲塔尔吉查、麦色勒图、松噶勒图兄弟三人全部阵亡，家中男子仅剩一八岁小儿。

由此可见，凶悍勇猛的索伦兵战损极为严重，即使是少数幸存归乡者，多半也非老即残。

3

面对着人口难以繁衍的危机，当地的族长不得不想出一个法子：将士兵的妻子组织起来，集体来到驻军兵营外，搭上帐篷或在棚车里和妻子睡几宿，在民间被叫做“取孩子”。

可面对如此苦难，上天却一点不打算怜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根据《清史稿》记载，以鄂温克为主的索伦部聚居的嫩江地区，从康熙年间开始就不断发生天灾人祸。

康熙五十七年6月9日，鄂温克地区“山水突发，冲没人口、牲畜及房屋”；康熙五十九年、60年，鄂温克地区连续火山爆发，散石面积周围约有80里；雍正六年正月初三，布特哈地区又发生大地震，迫使近30里内的鄂温克族居民全部迁走；乾隆十九年发生大水灾，鄂温克族的耕地被水冲淹：乾隆三十一年10月鄂温克地区发生蝗灾；乾隆五十三年9月鄂温克地区又有大水，雅鲁河水泛滥成灾，田禾全被淹没；乾隆五十九年嫩江大水淹没齐齐哈尔；嘉庆十二年布特哈地区鄂温克人吃草根野菜过活，鄂温克人流离失所，死伤很多。

经过长期的征战，这支八旗精锐，在19世纪末终于被消耗殆尽。据当时史料记载，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清军征调之时，前来应征的大多是十三四岁的童子。

虽然，清军进行修改了年龄，但是最后发现，“减至岁换额数八成，童子犹居十分之三”。

就这样，这么一个人口从未接超过五万人，从后金政权建立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从外兴安岭到尼泊尔首都，纵横数万里，始终保持着强悍战斗力，连哥萨克人都惊恐地称其为“战斗民族”的族群，到最后竟然沦落至灭种（字面意义）的境地。

清《啸亭杂录》中这样形容他们：“国家挞伐四夷，开辟新疆二万余里，南驱缅夷，西剪金川，惟赖索伦轻健之师，风庵电击，耐苦习劳，难樱其锐。”

可悲的是，这些拥有满洲八旗身份的索伦部人，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那些在帝都的八旗子弟们已经颓废到极致，每天除了拿着朝廷俸禄去遛鸟、吸大烟、喝花酒外，已是一无是处，甚至将“八旗子弟”变成了“好逸恶劳”的代名词。

更令人心寒的是，这些帝都的八旗子弟的待遇竟然是索伦部的两倍之多！

事实上，清廷为了让索伦部及其他关外八旗保持战斗力，甚至故意要让其维持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过着猪狗不如的苦日子。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清廷自始至终都严格限制索伦部族和满蒙以外的其他民族接触，尤其是严厉禁止和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交流，理由是“沾染汉俗”会让武备废弛，让索伦兵走上和内地八旗及绿营一样的命运。

为了贯彻这个政策，清廷已经到了几乎丧心病狂的地步，以让索伦人维持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狩猎生活，这样好维持武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1755年的时候，呼伦贝尔总管瑚尔就发现当地的索伦人已经贫困至极，猎物和牲畜资源消耗殆尽，无数索伦旗兵竟然只能靠乞讨维持基本生存。

于心不忍的瑚尔起向乾隆上奏说明了索伦兵丁们悲惨的现状，并建议称：呼伦贝尔一带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是可以屯垦种地的呀。

并且，皇上如果担心沾染汉俗，那就让同样会农耕的维吾尔人来帮忙传授技术不就好了，这些人均不会汉语，信仰文化和汉族千差万别，如此可以保持索伦人“国语骑射”的能力。

不过，“十全老人”并没有对此直接表态，而是将奏折转交给军机处讨论。

当时的军机大臣傅恒极力反对：彼处居民，俱以畋牧为生，近几年被灾，牲畜亏损，生计较前萧条。伊等本系按蒙古方式生活之人，若酌量赏给牲畜滋生，数年之后，即可自行宽裕，庶与伊等生计有益。今若委派回子，教习伊等种田，不仅不能即刻获益，且索伦等皆沾染汉习后，抛弃其原维生之道，亦在所难免……

总之，傅恒认为“汉俗”是有毒的，目前大量八旗子弟已经被汉化得不成样了，如果让索伦人知道了农耕的好处，万一再去找技术更发达的汉人，一旦“汉俗”在索伦人的地方扎根，那就无可挽回了。

不过，乾隆最后还是暂时支持了瑚尔起的意见，将在大小和卓中收降的二百多维吾尔农民（包括家眷）迁徙到呼伦贝尔、黑龙江等地进行屯垦。

于是，从1761年到1763年间，这些维吾尔人和当地的满洲八旗的索伦部及蒙古人一起开垦土地、挖掘水渠，并种植包括小麦、大麦以及荞麦、黍子等农作物。

前两年因为经验不足，没有取得太好的收成，分别收获粮食1100仓石、1269仓石。

直到第三年，终于取得大丰收，共计得到2102石5斗，这使得当地满蒙八旗官兵解决了口粮问题。

瑚尔起大喜过望，急忙进京面圣报喜。

万万没想到，乾隆听完后，却反应冷淡，不仅没有表彰瑚尔起，反而听从了傅恒的建议，下令撤销呼伦贝尔当地的农耕行为，将维吾尔农民全部送回新疆。

而乾隆这么做的理由则是：当地的满洲、蒙古八旗兵丁，尤其是索伦兵，因为发现种地得的粮食比打猎实惠多了，三年间，大量索伦兵竟然放弃了骑射（打猎也起到练兵的作用），一门心思“面朝黄土背朝天”当农民，以至于“承平既久，暮气日深，轮戍习操，有名无实”。

结果，刚刚吃了几天饱饭的索伦官兵们再度陷入深渊之中，士气反而更为低落，战力也没能回归，最后反而导致边防形同虚设，各地被俄国人渗透成了筛子。

从上述资料我们不难发现，清廷对待索伦等部族的态度属于“强迫性保存民族文化”，尽管在一些受白左思想影响的文青们看来，这是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他们可压根不会在意这些渔猎、游牧民族百姓所受到的深重苦难。

清廷强迫索伦各部远离“汉俗”，归根结底是为了永远奴役他们，这种残酷的阶级压迫无关民族。

也正因为如此，关外的许多八旗子弟甚至比汉族更仇恨所谓“大清”，乌鸦的一个友人就是关外满洲八旗的后人，他告诉乌鸦，清兵入关对他们也是灾难，那群爱新觉罗们在帝都享尽荣华富贵，却对他们敲骨榨髓般的压迫，灭亡才好。

当然，如果不是“大清亡了”，包括鄂温克人在内的索伦各部真的会走向族群灭绝，要知道民国刚刚建立时，中国境内的鄂温克人口仅三千多人，基本离种族灭绝就差最后一步了。

尾声

民国时期，鄂温克人虽然不用再被强征入伍，但生活方式依然维持着原始渔猎水平，生存境遇堪忧。

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鄂温克部落所聚居的森林深处也面临日寇的杀戮。

那位玛利亚·索老人的哥哥坤德伊万当年就带领使鹿部落组织游击队抵抗日寇，取得不错的战果，最多一次曾击毙23名日军，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获赠一把手枪。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鄂温克人才算苦尽甘来，翻身做了主人。

内蒙古自治区也在1958年成立了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并大力改善鄂温克人民的教育、医疗条件，同时对生活贫苦的猎民进行补贴，同时鼓励鄂温克人选择畜牧业，放弃原有的落后渔猎生产生活方式。

如今，鄂温克人口已经增加到6万多人，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尽管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鄂温克人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但主要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而非被迫。

同时，人民政府始终都对使鹿部落的文化的传承、保护予以大力支持，让鄂温克人在保留原有民族文化之余，生活水平提高上才是大善。

如果只是一味像清政府那样片面强调“保留原有民俗”，却不顾当地人的意愿，那才是真正的侮辱。

正如乌鸦的那位友人跟一些香港朋友聊起：他的家族早就放弃渔猎生活，不住蒙古包，搬到城里的高楼大厦居住。

结果，香港朋友却表达失望和“惋惜”之际，他质问道：“难道我们不配生活在现代化都市里，只能在偏远的原始丛林里维持落后的生活方式，以满足你们的所谓的“情怀”吗？”

参考资料：

包路芳：《变迁与调适——鄂温克社会调查研究 》

韩狄：《清代 “索伦部 ”研究述评 》

黄彦震：《清代索伦部族群演变溯源 》

张章：《清朝黑龙江索伦部治理策略研究》

白玉雯《新中国成立以来，鄂温克族教育发展的历史叙述和探论 》

刘世海：《内蒙古民族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