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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维权“小作文”：信，还是不信？

曾于里（文化评论者）

全文47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

这样的维权“洁癖”，本质上是忽略了女性的维权困境，忽略了女性之所以选择“小作文”维权的苦衷。

8月14日，知名女主持人梁田发布视频，自曝在地铁被陌生男子骚扰。梁田表示近日和闺蜜出门时，在地铁上被一位陌生的“猥琐男”尾随了将近一个小时。她提醒女性朋友要注意个人安全，学会自我保护。

“梁田自曝遭性骚扰”登顶热搜，并引起广泛热议。令人诧异的是，评论区很大一部分声音反而是在指责梁田。诸如“性骚扰为什么不报警？”“没凭没据的小作文一律当作是挑拨对立、恰流量的坏货。”不少网友晒出他们举报梁田这一短视频的图片，理由是该短视频“虚假摆拍演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15日晚，《青春有你2》选手杜紫怡发微博称说唱歌手Tangoz性骚扰。杜紫怡表示，在酒吧碰到Tangoz，他酒后言语不堪，也没有道歉。相关词条在微博上“爆”了。随后，Tangoz发微博否认性骚扰，说自己没有和杜紫怡邻桌，正在调监控并报警。

很多人支持杜紫怡维权，因为Tangoz早前微博确实有过“厌女”言论。但质疑的声音也很快出现，“不看小作文，请上证据”“蹲一个后续，小作文看腻了”……

经由连续两起风波，不难窥见舆论对“小作文”态度与情绪的变化：越来越多人，不愿意相信女性的维权“小作文”了。

“小作文”成为舆论中的一个热词，最早指的是社交媒体上一些逻辑条理清晰的指控，由于受害人常常没有足够的文字能力将事情说清楚，条理清晰指控的背后，常常有文字工作者捉刀，有些时候就不免夸大甚至失实。

在对“完美受害人”的苛刻要求下，“不够诚实”常常成为舆论彻底否认指控的理由。如今很多人使用“小作文”这个词汇时，已经带有一种贬义的情感色彩，试图去影射维权文字带有放大、虚构等特点。又由于传统男权结构下，其他的社会支持途径很少，女性在性别压迫如歧视、骚扰、家暴等问题的控诉占了社交媒体控诉的一大部分，“小作文”这个词也随之带上了“虚假女性维权”的含义。

因此，有必要事先强调，本文出于行文叙事上的方便使用“小作文”这一词汇，指称“女性在社交媒体上以图文或视频的形式，详细叙述经历、罗列证据、表明诉求，犹如一篇‘作文’那样主题鲜明、逻辑清晰、感染力强烈”，但秉持中立立场，也要夺回这个被污名化的词汇的正当用法。

近些年来，因为女性“小作文”而引爆舆论的事件不在少数。“小作文”确实促进了很多维权行为，帮助女性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但也应该承认，一些“小作文”存在的虚构、夸大事实、主观臆断等问题，也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并直接导致一部分本身对女性存有偏见的人士对“小作文”维权的下意识反对——不允许女性维权，反而挞伐当事女性，反过来指控她们利用弱势身份，编造事实，操纵民意。

这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以前的“小作文”确实有过反转，那么，当新的“小作文”出现，到底该不该信？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

▌“小作文”的反转

很多人对“小作文”戴着有色眼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小作文”的“反转”时有发生。

很多新闻事件的“事实”，是一个逐渐接近、逐渐清晰的过程，在这种动态变化中，有时确实会存在一些瑕疵，造成个别细节的“反转”。

“小作文”令人诟病的反转，一部分实际上属于此类，但另一部分并不属于此类，它直接是一个从“片面”到“全面”，或者从“假”到“真”的过程。起初，网友相信了“小作文”，与维权者站在一起，义愤填膺地讨伐加害人；真相揭晓时却并非维权者所说的那样，公众的情绪由此前的同情走向愤懑，感到被欺骗了。

反转的“小作文”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沉重的。首当其冲，“小作文”所指涉的“加害人”往往在发出之后立即“社会性死亡”，遭受各种网络暴力，身败名裂，工作与生活都遭到破坏。一篇反转“小作文”就可以毁掉一个人的未来，加剧了男女群体之间的提防、撕裂与对立。

反转的“小作文”，同样严重影响了其他普通女性的利益，因为它也在破坏信任，加剧其他女性的维权难度。

按照常理来说，维权应该是基于事实与法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很多“小作文”选择网络维权，正在于事实上或许还不够完善——需要借助舆论力量的参与来完善，从而更好地接受法律的保护。公众正是基于“信任”、基于对同类（女性，或者弱者）的共情，选择支持女性发声。

反转的“小作文”挥霍、糟蹋了这样的信任。假若反转的“小作文”多了，公众对女性维权的信任度会降低，并催生出一种“犬儒主义”的心态——看到“小作文”后，同情倦怠、冷漠以待、坐等反转，甚至冷嘲热讽。哪怕“小作文”所言属实，只要那种反转的疑惧存在，人们的参与性和行动力都会有所削弱，其他女性的维权成本亦随之增加。

▌“小作文”存在的合理性

既然“小作文”有反转的可能，就要否定“小作文”存在的必要性吗？并不如此。

有一些人仍然支持“小作文”作为维权手段，但对“小作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会抛出那一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仿佛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在手，就要失去维权的资格了。

可倘若真有百分之百的证据，他们依然会质疑：为什么不直接报警？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他们更要追问：没有足够的证据，你维什么权？

这样的维权“洁癖”，本质上是忽略了女性的维权困境，忽略了女性之所以选择“小作文”维权的苦衷。

普遍性的维权难，是很多人的共同经验。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消费维权，都要费时费力；如果维权对象涉及公权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流程更是颇费周折。制度性的救济途径总体上不够友好。

而女性在性骚扰、性侵犯、家暴等议题上的维权更困难。这些伤害行为往往来自于亲密的人或熟识的人，比如伴侣、师长、同事、朋友，伤害行为也往往发生在家庭内部或办公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受害者很难做好事前防备，取证非常困难，哪怕向有关部门求助，“和稀泥”是常见的处理方法。

再加上因为与加害人熟识，受害女性有时会囿于现实压力（比如担心因为自己反抗了而遭到打击报复）和传统压力（认为被伤害是女性的污点），在伤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选择沉默或逃避，直到发现这一阴影根本就挥之不去时才选择维权，却缺乏最直接有力的证据，无疑进一步加剧女性取证与取信于人的难度。

概言之，受伤害的女性没有选择制度性的救济渠道，或者未能在伤害发生的第一时间收集到足够多的证据，本质上是女性的支持系统过弱，她们缺乏与加害人（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也可能是一个结构）进行抗争的资源。

维权，维护权利，这需要权力的支持。权力不仅仅是指涉公权力，它也可以是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为弱势者加持，从而与强势的加害者抗衡。

为了获得抗争的权力，很多女性选择“媒介式抗争”，借助媒介引爆话题、议程设置、公开讨论等特点，让事件成为全民聚焦的公共事件，掌握权力的加害者失去了主导话语权的优势、也失去了暗箱操作的空间，受害人获得了抗争的巨大资源，拥有了与加害人一样、甚至更大的话语权。

移动互联网时代，女性会优先选择在微博上写“小作文”维权。在诸多社交媒体中，微博具有核裂变式传播的能量，能迅速构筑一个相对公开、透明、平等的话语空间，大众的参与、监督，形成了庞大的舆论压力，能够有效抑制强势的加害者权力的扩张，同时，受害人能够将掌握的注意力资源，有效转换为反抗的权力与能力。

“小作文”维权，既是借助媒介的权力进行抗争，也具有召唤同类、收集证据、巩固反抗地位等功能。当一个受害者勇敢站出来发声，就会有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受害者的联结可以有效提升讲述的可信度、丰富证据的完整度，群体的力量将更有力地震慑加害者，并让全社会聚焦这些长期存在却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议题。

总之，“小作文”固然存在种种不足，但它是“无权者的权力”，是“弱者的武器”，是一个重要的维权手段。

很多人反对“小作文”，或许从来都不是因为“小作文”的反转，而是他们从来就惧怕弱势者经由媒介的力量与强势者发生对抗。“小作文”的反转，只是终于让他们找到了把柄而已。

▌“小作文”的核查

另一种常见的反对“小作文”的声音是，“小作文”是非机制性的维权方式，它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它是“大闹大解决”的变形，我们应该鼓励的是，诉诸于法律的维权方式。

确实，制度性的维权是最终归途，也是所有人的共同期望。只不过，这是理想化的图景，是我们当前仍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抵达的远方。诚如前文所言，当前普通人的维权方式仍不够友好，制度性的维权路径仍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

我们应该一边努力地向最终的远景迈进，一边允许这种非制度性的维权方式的存在。“法无禁止即可为”，在微博上写“小作文”维权未被法律禁止，那么它就可以存在，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下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尚且是不完美的，加害人更是不完美的，又何必去苛求受害人完美，苛求她的维权方式完美呢？

当务之急不是因“小作文”存在的反转、“小作文”维权不够完美，而去否定“小作文”的意义，而是去思忖、解决“小作文”的反转问题。

我们该如何尽可能避免“小作文”反转所产生的冲击力？无论“小作文”是否属实，假如都有一个权威客观的第三方尽快给出结论，哪怕“小作文”是假的，但只要反转来得够快，快到公众的情绪还来不及被挑起，那么，“小作文”反转的副作用也会被稀释。

如今一些独立的机构或比较权威的媒体相继推出“新闻核查”的功能，对一些公众关注度很高、却有些匪夷所思的新闻进行核查，辨别真伪。同样地，对于“小作文”也应该及时地核查，避免在公众情绪被挑起、舆论被戏弄后，才发现真相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问题是，谁来“核查”？

媒体在这方面可以承担更多的作用。事实上，很多“小作文”反转事件，媒体起到的不是澄清谬论的作用，反而在无形中推波助澜。很多媒体只是第一时间抢热点、抢流量转发，而非采访调查。

当“小作文”事实不清时，媒体机构有义务将它作为一个严肃的新闻事件对待，第一时间去采访当事人的意见，争取让旁观者看到更多事实；如果有一方或双方拒绝采访，在报道时也有必要做出提示和引导：这仅是一方之辞，真相还需追索。

微博作为“小作文”的主要阵地，屡次因为“小作文”引发是非，平台理应从多次风波中不断提高对舆情风险的感知、预测和应对能力，通过必要的技术手段加以平衡，避免网友的情绪从一开始就陷入极端。比如可以在这类维权的博文中做出类似提示：“该博文仅为当事一方观点”，如果另一方做出回应（可以是本人微博回应，也可以是权威媒体采访回应），可以将两条博文并列呈现，或者在维权博文中做出跳转链接，让网友可以参考双方的回应。微博还可以为这类不断更新回应的热点事件做出清晰的时间线索图。

充分的观点博弈，而不是一边倒的声音，将有效避免舆情反转后对社会信任的冲击。

当然，有关部门面对“小作文”维权，也应该有更及时的反应。比如第一时间联系维权者，对反映的问题展开及时调查，如若发现是虚构杜撰，也予以造假者必要的治安惩戒，如若被造谣者以法律手段维权，也应该畅通维权渠道。

媒体、平台和相关部门倘若能够建立起更完备的联动机制，将有力压缩通过“小作文”炒作的空间。

无论如何，“小作文”仍是女性重要的维权方式，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震慑那些潜在的蠢蠢欲动的“预备加害者”。不论以前的“小作文”如何，都不影响一名女性采取“小作文”维权的正当性。信或不信，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立场和判断，而取决于“核查”。

如果是假，那么让造假者付出代价；如果是真，既要严惩加害者，也希望经由维权者的困境，我们能够抵达更多女性的普遍困境，去思考如何让这类困境减少，并努力去完善制度性的维权路径，让弱者无须依赖外力也能追索属于她的正义。